我與老藤之間，其實沒有太多交往。有的，只是短暫的兩年工作關系，他曾是我的上級。但是我嘗聞，真友情不以時間論，我們雖然交往時間短，但彼此的友情和傾心是真摯的，也是牢固的，更有一份如今難得的默契。我很珍惜這位朋友兼領導。

既然寫到交往，就不能不提到工作。因為除了工作，我似乎也沒有其他可寫。那么，事情就從2016年末開始吧。往事竟歷歷在目……

那時候，我還算是省作協主管下的遼寧文學院的半個專業作家，平時在異地寫作。有一天，突然接到遼寧省作協駐會副主席金方女士的電話，大意是，省作協經過調查和研究，決定請我出任省里的《鴨綠江》雜志主編。記得電話談了近一個小時，我找了不下五個理由婉謝組織的好意，最后談話稍微顯得有點僵。后來金方女士嘆口氣，幽幽地說了一句：“新來不久的滕書記，也要親自找你談話，那你見不見？”

老藤那時候剛從大連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任上來到省作協，任黨組書記兼副主席才一個多月（因為主席需要換屆選舉，所以不久后老藤成為主席）。他到省作協履新后，我還沒見過。聽了金方女士的話，我猶豫了片刻，只好說：“那得見。”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還是要見上一面的，從禮節，從工作。不過我私心里想，雖然是見，但是這個主編，我還是不做。

約定是三天后見。

其時，我父親重病在床，已是彌留之際。我平時腰椎不好，這一天，在床上試圖抱父親起來的時候，我不小心一用猛力，瞬間把腰更加扭壞了，當時就痛得直不起身來。醫院的大夫檢查了我的情況，當即要我原地不動，封閉治療。可是次日就要去沈陽見老藤，不管怎樣，跟人家約定好時間，又是第一次打交道，我不能失約。眼看著自己行動不便，連彎腰和拎包都不能，萬般無奈，我只好跟大夫說，先給我打些能止痛的藥吧，哪怕只管一天，讓我能勉強走路，回頭再說治療的事。醫生給我打了止痛藥，又在我衣服里面纏上護腰，同時，我又請我的好友、時任《滿族文學》雜志主編的宋長江一路陪扶著我，乘高鐵來到沈陽。

我倆到了遼寧省作協大樓下，我不想被別人看見自己的傷病模樣，于是宋長江先行離開，我裝作若無其事，乘電梯上了樓。

在老藤的辦公室，金方女士也在座。我們相對坐下來。

坐在我面前的那個男人，其實不論從哪個角度講，都可以稱得上是相貌堂堂、體形穩健、目光明亮而清澈的人。他的語音帶著特別的洪亮和赤誠。

他首先講述了自己年輕時對《鴨綠江》雜志的感情，確實，我們都知道，那是一本國內創刊時間可謂最早的文學雜志，1946年創刊。首任主編，是寫出過現代文學史上名著《暴風驟雨》的周立波先生。老藤接著說，他和黨組都非常重視《鴨綠江》的辦刊工作與發展，他上任之初，就做了很多調研和了解，也征求了省里一些作家的意見，大家認為我做主編，似乎能把目前的刊物辦得更好。

老藤接著說，他只提兩點想法：一、《鴨綠江》已有的編輯人員去留或安排，尊重我的決定，黨組不干涉；二、《鴨綠江》的辦刊經費問題，由省作協負責解決，我只埋頭把刊物辦好，不必分散精力。

老藤大致講了不到二十分鐘。我在他的簡短而真摯的講述中，感到內心是在激烈矛盾的。一方面，他講得有理有據，讓人無話可說；另一方面，我又確實傾心寫作，之前辦了多年《滿族文學》雜志，實在累了。但是他講得那么性情，那么真誠，令人動容。辦公室里的陽光照著，老藤那娓娓的敘述，使我仿佛又重溫了一個理想與激情的時代。是的，雖然我們彼此還不熟悉，但我們都與這個時代有過交集。我相信這個人能夠肩負起領導遼寧這個特殊大省的文學工作，也會不負于大家共同的使命。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的腦海里清晰地劃過一句話，“士為知己者死”，何況，我接受的是一件雖然辛苦、但也有寬慰感的事業呢。

于是我答應了。

把雜志社從原址的鴨綠江街搬到省作協大樓內，辦公的第一天，老藤來到我辦公室，送給我一塊小小的掛玉做紀念。他什么也沒說，我也沒說什么。我看著那塊晶瑩剔透而溫潤的玉，知道老藤要表達和激勵我的是什么。

老藤不久專門召開黨組會，聽取我即將著手對《鴨綠江》改版和提高質量的匯報。也就是在那次會上，老藤說，今后，我們省作協的黨組成員，誰也不要給《鴨綠江》推薦“人情稿”，這事從我做起。

事實證明，在我做主編那幾年，黨組的幾位領導，確實沒有一位給我推薦所謂“人情稿”。

正因為如此，我兢兢業業，努力把刊物辦好。在老藤和黨組領導的關懷下，在編輯部全體同仁的努力下，刊物竟然真的很快取得了一些成績和好評。有一次，金方女士去江蘇、上海等地作協交流，回來跟我說，外省的很多作協領導和同行，都表揚咱刊物辦得好。我說，你就師傅夸徒弟吧，是為了給我套籠頭，讓我好好干。側旁的時任創聯部主任李海巖兄馬上說，沒有沒有，我陪金副主席出去調研的，金副主席說的都是真的。

刊物辦得好，我知道最高興的是老藤。在他身上，傳統志士與文士的血脈更多一些，同時，他的身上也有一些天真的孩子氣。我還記得改版后的第一期刊物出來，嶄新嶄新的，我去老藤辦公室拿給他看，他馬上從座位上站起來，離開桌子，站在地面的寬闊處，雙手捧著，贊不絕口，臉上滿是喜悅笑容。末了，他還忙不迭地掏出手機，說：“我得拍一下。”那一刻，說真的，我很被他感動。

金方女士曾跟我說，在老藤身上，他對工作與事務的處理，特別有經驗，也特別有智慧和公正。老藤本名滕貞甫，他早年經歷多，做過機關辦公室工作，也做過區紀委書記，市委宣傳部部長，同時也是一位作家。在他身上，傳統的儒家思想和溫柔敦厚之風，尤顯突出，同時，我覺得，他為人做事，也特別周延而懷遠，自然而然，從不給人以生硬之感。這除了多年的文學浸淫之功，就是他心性使然吧？在老藤那里，我學到了很多東西，讓我感喟的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對文學工作和作家的指導方針，經驗，在老藤作為領導的身上，融會貫通得最為恰切，他是深得其中精髓和要領的。他從不自以為是，也不居高自傲，他在日常的工作細節中，表現得像一名基層員工，體現了他與下屬平等的親和力。

彼此的工作既然步入良性軌道，我與老藤也可以在工作之余，偶爾談談閑事。當然，也包括他的某些苦惱。比如，有一次，他跟我說，他很糾結于一些人的微細的看法，其實這種看法，他不用說，我也熟悉，不僅因為我經歷過，而且我深知，這是某種人性。他說，有人說他只顧自己創作，也有人說他的發表有借著自己位置影響力的因素。我當時心情頗感沉重，沉重的原因是，即便如明達和清平的老藤，藹藹者與人為善，亦不能免于口舌干系。當然，我也比較激憤地說出了我的看法，算是反駁這種類似的雜音：一、老藤并沒有只埋頭自己創作，他領導省作協對遼寧文學的整體提升和付出的汗水，事必躬親，為大家服務，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我一一客觀點數，未免顯得俗氣和不自量力。同時，我對老藤說，作為一個省的作協主席，如果你自己的文學創作沒有搞上去，還如何領導作家？還如何服眾？還做什么主席？作協主席在做好工作之余把自己的創作搞上去，這簡直是天經地義，不僅不該被非議，還應該被極大地鼓勵才是啊。二、了解老藤的朋友都知道，老藤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經是一位優秀的作家了，他的許多小說在重要的文學刊物發表，并獲得首屆東北文學獎。只是多年以來輾轉宦途，奉勤公務，中斷了許多時光，無暇從事創作而已，如今到了新崗位，有了一點時間，可以奮力將積攢多年的生活和感悟，通過筆端表達出來罷了。甚至，又有幾人知道，老藤在省城每天堅持寫幾千字，都是利用下班后的夜晚時間。

正是因為老藤的惜節壺漏、集腋成裘，我們才持續不斷地讀到了他的大量中短篇小說，以及長篇小說諸如《戰國紅》《刀兵過》《北地》《北障》《北愛》等優秀作品，而老藤本人，也兩次榮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和其他重要獎項。

曾有人要我用盡可能精簡的話，評價一下老藤，我只用一句話來評價他：“君子。”熟悉他的朋友都說，我的評價既準確，又中肯。

我有時候會猜想，老藤在某時與某地，大概也會感到一種孤獨吧，但愿他沒有。如果有的話，我自認為這種孤獨，我是可以深諳并與他感到默契的。就像我在此文中，詳細地寫了我的辦刊經歷，我愿意再一次重申，那不是出于別的，因為在《鴨綠江》雜志創刊七十五周年擬出版紀念文集時，有編者同仁請我寫一寫這段回顧經歷，被我婉謝。我寫此文的目的，實在是因為想說明，在這個時代，在文人中，仍有你值得信賴的人，并信賴你的人。你們彼此同舟共濟過，結下過真誠的友誼，哪怕它在任何無聲的角落，都可以輝映一下自己的心靈，這就值得驕傲和慶幸。

老藤就像一棵頑強生長和觸目的常青藤，屬于文壇，屬于真朋友。我祝他越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