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貧苦百姓為生計所迫，背井離鄉“下南洋”謀生的歷史，是中華民族苦難史和抗爭史的一部分。粵劇《三水女兒·紅頭巾》，聚焦上世紀30年代廣東佛山三水女人“下南洋”的勞工史，經數年精心論證、創作打磨，先后易稿30多次，終于以逼真動人的生活面貌和精湛的藝術質地立在了舞臺之上。這既是國內第一部表現此題材的作品，又是以粵劇藝術形式反映廣東本土特殊歷史生活與人生傳奇的作品。

劇作以進入老年的三位“紅頭巾”，帶好、阿月、阿麗的回憶視角，從現實切入遠去的歷史，以離鄉、思鄉、望鄉、返鄉等既循序漸進又相互關聯的四個有機篇章，拉開和展現講述歷史的厚重帷幕。

“離鄉”這一篇章著意表現三水女人們萬分的不舍與些許期盼希冀。在廟祝的祈禱引導下，她們即將踏上兇險莫測的下南洋之旅。18歲的女主人公盧帶好此時出現，似乎是個“不吉祥”的兆頭。帶好出生后父母雙亡，被視為“災星”。被阿媽收養為童養媳的她，為了讓阿媽“過上好日子，供阿哥讀好書”，力勸阿媽同意她下南洋“揾錢”。經過努力，眾人勉強同意與之同船共渡。

接下來，劇中以寫實性的手法呈現出三水女人們在漫長航程中的凄苦處境。黑暗的艙底是她們的棲身之所。劇作在此設置了一個令人心碎卻又溫暖的細節，即阿月在艙頂處木板上發現了一個小洞，猜想那可能是之前過海時同樣坐艙底的女人們摳出的。就是這樣一個“窿”，使她們在憋悶的艙底呼吸到了一縷微弱新鮮的空氣，還使她們聯想到了故鄉三水的江風和星斗……這是劇中令人備感酸楚又極為動人的一筆。

在不分日夜的黑暗底艙，在風浪顛簸的同舟共濟中，帶好表現出不計前嫌的善良、熱心和機敏的純潔心地與可貴品性。幾天幾夜里，三水女人們懷著共同的向往，在“相互的扶持里挽起了手”，遙遠的心也逐漸靠在了一起。直到“頂上艙門打開，強烈的陽光由外射了進來”，意味著彼岸到了，更意味著不可知的、更加漫長艱辛的“捱”開始了。

“思鄉”這一篇章主要表現她們上岸后的種種經歷，其中又著力表現了帶好非凡的品格。當船只靠岸時，碼頭上的防疫人員拿著水龍頭粗暴地對著女人們沖水消毒，眾人頃刻間陷入一片驚慌之中，是帶好以一聲石破天驚般的“我來”，化解了這一危機。帶好表率性的行為與她后面一系列的表現相貫穿，也使觀眾對其產生了更多期待。

三水女人們從事的是在建筑工地上運石挑泥的苦活與重活，需要著施工服和戴紅頭巾。隨著一首“紅巾曲”的吟唱，一條條紅頭巾出現了。這是劇作的點題之筆。在深重的苦澀滋味中，洋溢出某種激動人心的詩意。而女人們隨之合唱的“勞作歌”及“擔啊捱啊”的反復詠嘆，表明她們正式投入了勞作，折射出她們吃苦耐勞、樂觀昂揚的精神風貌。

隨著一聲“出糧啦”的呼喊，紅頭巾們盼望的時刻終于到來了。那種備嘗艱辛又喜悅飛揚的心情，讓人潸然淚下。此刻，帶好卻還在加班掙錢。飾演者曾小敏以“慢板”轉“平湖秋月”再轉“新腔二流”的大段唱腔，邊勞作邊感人至深地抒發了她人在南洋、心在故園，思念阿媽阿哥以及之所以不辭辛勞、加工挑磚的內心世界。而當外出闖蕩的阿月遭遇挫折帶傷歸來時，又是帶好以情動人地勸慰惠姐收留阿月。帶好與眾姐妹唱出的“晚黑捱過天光曬，一朝捱過云開埋”，可以視為“紅頭巾”們的共同心聲。帶好的形象也顯得越來越豐滿生動。

“望鄉”這一篇章極為動人之處，莫過于表現回鄉的水客給大家帶來了家鄉訊息時的情形。這些訊息是遠離家鄉的“紅頭巾”們最急切想知曉的。帶好也激動地把“阿哥信箋逐遍來凝望”。阿哥在信中告訴她，“訂好佳期拜花堂”。隨著帶好的浪漫遐想，舞臺上出現了喜樂熱鬧的婚禮場景，帶好也沉浸在無邊的幸福幻象之中。然而，熱鬧的爆竹聲響突然轉換為炮彈的轟炸聲，日寇野蠻侵華，占領了紅頭巾們的家園。國難激起帶好回鄉的強烈愿望和堅定決心。劇作以超現實的藝術手法——“海那邊如蜃樓般出現故鄉三水祖廟前，阿媽一身麻衣，抱著阿哥的靈牌”的情景，使帶好得知“哥你捐軀為抗戰”。一系列痛徹心扉的深情告白后，她毅然決定沿襲三水風俗，“盲婚成親領養子，傳家香火待繼延”。于是舞臺上又一次呈現了婚禮場面，并以幻景式的處理方式，表達了帶好對阿哥的崇敬、感佩和癡情，形成了劇作令人震撼的高潮性段落。曾小敏的表演更是傾情投入，有著催人淚下、發人深思的藝術感染力。

這一篇章中，惠姐的形象及結局亦得到了充分展現。惠姐的工頭身份決定了她有不容情、行事果斷的一面，同時她也有中華女性包容忍讓、善良厚道的一面。特別是當惠姐和姐妹們在躲避日機炸彈不幸受傷、生命將盡之時，她清醒地制止了帶好背其送醫的想法。當發現自己中彈之地竟是“紅頭巾”的亂葬崗碧山亭時，她更是坦然地要求，“可將姐埋墳于一旦”，將“這紅頭巾，掛在老樹枝頭，招我魂魄回還”。這一情節設置以巨大的悲劇性、宿命感，反映出以惠姐為代表的“紅頭巾”深重的苦難與其豁達的心性和無邊的深情。

此時“捱”字歌又再次響起。“捱”是該劇中出現頻次最高的字。“捱”是“紅頭巾”的生存哲學、生命體驗和力量之源；“捱”中有她們的希望，也有她們的失望；“捱”中藏著她們的歡笑，也藏著她們的血淚；她們在“捱”中生，也可能在“捱”中死。“捱”既是這部戲的外在軀殼，又是其內在靈魂，它引領觀眾由此不斷思索、領悟其背后的歷史和所揭示的人生真諦。

“還鄉”似乎是分量相對較輕的一個篇章。劇中以報童吆喝“睇報了”的方式來交代戰爭的結束、華人華僑的貢獻、“紅頭巾”的功績。“新加坡第一高樓亞洲保險大廈今日開建，‘紅頭巾’將工程承接，建成將會成為整個亞洲制高點。”這難道不是給三水女人樹起的更高大的紀念碑嗎？此時，帶好代替惠姐的又一次點名意味深長。一聲聲應答都來自普普通通的女性。她們繼續吟唱著“擔啊捱啊”“一片艷陽染紅巾，捱得滄海變桑田”，在首尾呼應的尾聲中，戲曲讓觀眾長久地停留在其所傳達的歷史余響中。

也許多年后，當我們對這部劇的情節記憶逐漸模糊，“紅頭巾”的審美意象以及與之相關聯的人物形象，還會深深地刻印在我們的腦海中。該劇把題材放在當代的、人類的大視野下來觀察與思考，以一種超越性的敘事姿態與粵劇藝術的獨特表現方式，真實地表現了三水女人們忍辱負重、吃苦耐勞的頑強拼搏精神，展現出女性柔弱軀體中蘊藏著的磅礴力量和民族風骨。借此，劇作也對嶺南地域文化精神進行了一次直觀生動、淋漓盡致的藝術再現和全新闡釋，通過戲曲藝術對之進行了用心用功的打量、深耕與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