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作小說《書生行》之前之后，包括在寫作過程中，我都沒有料到這部長篇小說會引起眼下這么多的關注和討論。一位編輯朋友說：“你的成功在于選擇了教育教師題材，很多年來沒有長篇小說涉足這個題材。”而一位文學評論家則進一步說：“不是沒有小說家去碰教師題材，而是這些年來沒有在一部長篇小說里寫了這么多好教師。”甚至有高屋建瓴的朋友指出：“這是小說創作在題材和主題選擇策略上的成功。”

我愕然，無語，好像我寫這部作品是為謀劃什么名利似的。

我得承認自己早年間有過“著書只為稻粱謀”，而現在年歲見老，著實應該認真踐行孔子在《論語·季氏》里提出的“君子三戒”的“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必須戒貪圖的，即便私心里戒不住，然而“血氣既衰”，終究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故而早已不去考慮謀取功名的事情——包括寫作。我之寫作，實在是出于自己的愛好，我人生與寫作的信條是“我寫作，我快樂”。

我要申明，《書生行》的題材和主題劍走偏鋒，我實在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要寫一部大家比較少去寫的教師題材的長篇小說，更不是故意要寫一部好老師主題的文學作品。

退回到我們離開學校不久的青年時期，我沒有想過要寫。因為彼時我們正在為生存而奮斗，基本上無暇顧及其他，倘有機緣遇到昔日的老師，常常只是匆匆太匆匆地握手致意，實在是少年輕狂呵！

退回到我們步入中年的事業成熟期，我也沒有想過要寫。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正在為業績的豐滿而忙碌，昔日的老師只能在遙遠的母校向我們招手祝福，實在是躊躇滿志呵！

退回到十多年前，我退休了，彼時還是沒有想過要寫。回到故鄉母校參加校慶，看到比我們衰老許多的中小學老師，我最樂于做的事情就是跟老師回憶早年間自己和某些同學的糗事，然后師生同樂，“卻道天涼好個秋”！

然而，2021年，我再度回到母校參加校慶，我忽然有了強烈的沖動，我要寫我的老師！因為，在校慶現場我已經看不到60年前上學時我們的老師了，他們不是已經告別人世，就是因為年老體衰無法前來。在校慶大會上，我只見到一對60年前教過我們化學的夫婦老師，他們一同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化學系，男老師是福建英俊小伙，女老師是上海姑娘，分配到廣西一所山區縣級中學任教，而且竟然終老于這所山區學校，而今他和她均已垂垂老矣，互相攙扶著來到校慶現場。我趕緊上前問候兩位老師，男老師還認得我，一口就叫出我的名字，可女老師已經認不出我了，任憑男老師把我的名字大聲告訴她，女老師蒼老的面龐上只是依稀恍惚的神情，只有笑容還是60年前那般的溫婉。我心里很是難過，只是大聲地叫老師好，眼淚濕潤了眼眶。后來，校長讓我作為校友代表在大會上發言，我跟全體同學說了這樣一段話。我說：“同學們，你們是幸福的，你們正在跟愛你們的老師在一起學習生活，而我也曾有過這樣美好的時光，可是都已經匆匆逝去。60年前我最美麗的俄語老師現在去了哪里？我最佩服的才華橫溢的物理老師現在又身在何方？總是給我的作文打高分的語文老師已經不在人世，我俊逸而嚴謹的班主任十年前也因病辭世，學生們十分敬畏的老校長早已告別人間，我不大聽得懂老校長的報告卻又喜歡聽……我們想報答師恩卻已經無從報答。同學們，你們要珍惜跟老師在一起的美好時光，要學會珍惜，要尊重老師，永遠銘記師恩呵……”說到這里我心里很是難受，再也說不下去。散會后，好幾位坐在主席臺上的領導和嘉賓說他們被感動得鼻子發酸。

也就是在那一番的沖動下，我想我為什么不把這一番感受表達出來呢？

自從完成了出版人的職業任務后，我一直在規劃自己要回歸小說家的身份，可是一直苦于沒有內在需求的沖動。著名作家李國文老師關心我，近十年來老人家一再催促我寫長篇小說，說他一直在等著；著名作家王蒙老師鼓勵我，叮囑我“三五年寫一部，不寫對不起讀者，對不起生活，也對不起你自己”。我一直想寫，可始終沒有從內心里感受到開始的沖動。不寫小說快30年了，我起初想把自己的太平天國題材的中篇小說《天國之翼》擴寫成一部長篇，后來又想把自己的“長樂系列小說”寫成一個長篇，我想過把自己的曲折人生經歷寫下來，我還想過把自己的家族史寫成長篇，那些題材確實也是一段值得觸碰和反思的歷史，然而，凡此種種，一直都在自己的思考中、想象中、謀劃中，卻始終沒有非寫不可的沖動。用當下青年男女慣常愛說的一句話，那就是“不來電”。很多時候，小說不是想寫就能寫成的，它需要小說家“來電”。一個小說家的所謂“來電”，往往是在心理失衡的情況下意識到一部小說的易感點，那狀態是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不是“打死也不說”，而是“打死也要說”。那是一種遏制不住的內在驅動力，讓他的內心發生強烈的悸動，迸發出創作一部作品的激情。文學天地里有太多因為沖動而寫下名著的故事。魯迅在《華蓋集·并非閑話三》中曾這樣說：“我何嘗有什么白刃在前，烈火在后，還是釘住書桌，非寫不可的‘創作沖動’。”

《書生行》是我在“非寫不可的‘創作沖動’”下，2022年4月初開始寫作而后在四個多月時間里一口氣寫下來的。

《書生行》在今年4月與讀者見面后，我收獲了很多意料之外的各種獎項。于我，當然是喜上眉梢，更多的是受到眾多鼓舞。倘若作品果真能取得成功，先得要感謝那曾經有過的情感沖動。

不過，大家都曉得，人們對于沖動的價值有過各種評價，有的評價甚至截然不同。文藝創作上，倘若沖動與成功之間缺少寫作者長期的生活積累、情感體驗、理性思考以及表達能力，那沖動很可能永遠只是一個沖動，反之，則可能造就一份藝術精品。巴爾扎克在一份法國報紙上讀到一則消息產生了沖動而寫成《歐也妮·葛朗臺》，老舍先生寫《駱駝祥子》則是因為出門坐了一趟人力車，產生了好奇心和寫作人力車夫祥子的沖動。可以肯定，在同一時間里，有千人萬眾讀過法國報紙上那則消息，為此產生過沖動的人絕不止巴爾扎克一個，可《歐也妮·葛朗臺》卻只有一部。同樣，當年坐過人力車的人有千千萬萬，可《駱駝祥子》也是獨一無二的。這就是沖動與成功中間還隔著千溝萬壑。康德對于藝術美的看法十分精到，他最強調成功的藝術作品里的合目的性，認為藝術的成功應該被看作是自然而然的。一部作品能夠成功的條件，很重要的是它使我們在它身上可以見到完全符合著一切規則，而不能有矯揉造作、死板固執的地方。在康德看來，一切藝術品呈現的美都具有理性的規則潛藏在里頭，可以讓人領悟得到；同時，外在的呈現形式顯得十分自然，讓人看不到人工痕跡。在我從母校校慶活動中產生的沖動到寫成一部30余萬字的小說之間，我是努力調動自己長期的生活積累、情感體驗尤其是早年在中小學生活中的積累和體驗，還有就是晚近十多年來涉足教育事業和學生閱讀教育的理性思考。在寫作中，為了作品具有稍微濃郁一些的“書生味”“書卷氣”，我在表達方式上有意識地放棄自己寫小說慣常使用的短句子與冷幽默，斷然操練起莎士比亞式的優美長句，至今尚不曉得讀者們是不是有所接受或者也還喜歡，這是我頗為忐忑的一件事。

《書生行》能夠得到一些好的反響，雖然離不開自己的生活積累、情感體驗、理性思考以及在表達方式上所作的努力，也多虧了自己這般年紀還有如此這般的沖動，這是自己寫作之初的選擇。可是，不可忽視的是，我們的寫作還要被時代、社會、讀者作選擇，現在看來，這一次寫作的選擇得到了時代、社會、讀者的選擇，我要感謝時代、社會、讀者。

（作者：聶震寧，系第十、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韜奮基金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