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寅年正月初七深夜，身患肝癌的家父顱內出血。他在病床上昏迷了半個多月，專家們均給老人判了“死刑”。

老家有個習俗，如果想放棄治療，母親和我說了不算，得父親的兄弟姊妹發話。忘了是哪天上午，三姑勸我別再花冤枉錢，說那就是他的命。有位專家也講過類似的話，讓我別為了圖個心理安慰，最終落得人財兩空。

那段時間我日夜煎熬，渴望能夠出現奇跡。我從不相信命運，但蹊蹺的事兒發生了。

責編宋辰辰老師寄來《龍抬頭》的書稿大樣，讓我進行最后一次修改。身心俱憊的我第一反應是，不出版這部作品了。巧的是，那天晌午家父蘇醒了。此前ICU的主治醫師曾經告訴我，家父的求生欲望很強，有很大的希望。那會兒我暗自罵娘，心想騙鬼去吧，救活老人靠的是現代醫學，并非他本人的意志，況且當時家父只有手指能動。

次日上午，家父基本恢復了意識。脖頸上插著管子，他無法開口說話，見到我后，在煙盒背面歪歪扭扭地寫下：“父母對不起你，讓你操心，把家譜……”后面的字我看不清楚，只能猜測他的意圖。

老人有若干執念，其中包括續修家譜。

坦白地講，最初我鼓勵家父整理家譜，僅是怕他難以適應退休后的生活。實際上，他已經為之努力了幾十年，尤其是上了年紀之后，總是絮絮叨叨地細數家族歷史，告知我祖父的兩位兄長在抗戰中為國捐軀。

早年間的我并不以為然，但許是他長年累月的“洗腦”起了作用，在構思《龍抬頭》的情節走向時，他講述的那些故事猝不及防地從腦海里蹦出來，像個惡作劇的頑童似的賴著不走。

沒錯，老家有個約定俗成的“規矩”，碰見搗蛋的孩子，大人們會義正言辭地發出警告，說再混賬就讓警察抓走。可想而知，在懵懂無知的少年心中，人民警察一度是可怖的。而家父從未借此嚇唬我，稍大以后我才曉得，他始終很崇拜軍人、警察之類的職業。他盼望著像祖輩一樣馳騁沙場，可惜家父身高僅有一米六幾，不夠參軍入伍的條件，便蠻橫地把我送到部隊。軍裝一穿就是20多年，乃至轉業后從事多年公安文化組織工作，皆因他的這一執念。

家父退居二線后，受邀到交警隊幫助工作，說好了只幫人家修改公文材料，他卻非要跟著出警，還干得挺帶勁兒，有點樂不思蜀的意味。那期間他熱衷于給親朋好友普及交通法規，還時不時地提醒我莫忘家史，并對我使了激將法，嘲諷我只會閉門造車，連身邊的事情都看不到。我不屑與他爭論，老人對此耿耿于懷，到后來居然上綱上線，稱我不配當作家，令我把家族歷史寫進作品，擺出的理由是“紅色基因代代相傳”。

我委屈至極。實事求是地說，這么多年下來，我會抓住一切機會在基層搜集素材，每創作一部作品都要提前做大量功課，有的光積累素材就得耗費七八年光景。我固執地認為家父不懂文學，沒資格對我的創作品頭論足。

必須承認，長久以來我刻意回避作品里帶有個人痕跡。道理很簡單，我怕讀者誤以為那都是本人的經歷。冠冕堂皇的說法是，我不能在創作時過于“小我”。

某一剎那，我猛然發覺家父才是真正的高手。把熟知的家族史揉進作品，與“小我”“大我”并不矛盾，我先前的做法反而有些幼稚，用恍然大悟、茅塞頓開來形容當時的心境毫不為過。《龍抬頭》是向建黨百年致敬的作品，要知道人民公安的歷史統共不足百年，那些不為人知的家史恰好能反映主人公的黨性傳承。

幸虧有家父之前不厭其煩的講述，老一代革命先驅的奉獻精神激起了我的創作欲望。我興奮地在電腦上敲下“于銘忍”三個字，因為家父的名字叫初銘忍。

困難接踵而至，是重點著墨新中國成立之初公安部隊打擊敵特分子，還是更多關注當下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熱點？前者通常讓人想到云譎波詭的諜戰片，似乎更能得到受眾的青睞；后者雖然時尚，卻設置了很多“陷阱”。征求了不同年齡段讀者的意見后，我終究選擇了后者，可謂冒險之舉。打個最簡單的比方，真正發生了大案要案，很可能刑警還未出動，派出所民警便將犯罪嫌疑人繩之以法，滿大街的攝像頭畢竟不是聾子的耳朵。這是社會進步帶來的便利，可惜在辦案技術手段愈加先進的今天，創作者很難制造懸疑推理。對，總不能讓案件發生時區域性停電，這般設置讀者必然不會買賬。為了讓案情的發展和辦案的過程經得起推敲，我仿佛在跟自己較勁，非要讓不可能的事情變為現實。這是個既苦惱又快樂的過程，的確傷神費腦。

接下來則是找到合適的切口。我以警校實習生于禧淼的視角構架故事，說一千道一萬，千禧年出生的主角才能有更好的代入感。他是親歷者、講述者，更是時代發展的見證者。我嘗試著用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互換的敘述方式，為這個人物搭建了無限可能。

非常幸運，《龍抬頭》入選了中國作協慶祝建黨100周年主題創作改稿培訓班。負責審讀該作的付如初老師極其寬容，她提了許多修改意見，末了鼓勵我說，作為16部作品中唯一的公安題材作品，小說巧妙地通過主人公將四代人串了起來，較好刻畫了我黨優良作風的傳承。

短暫的興奮之后是反思，我試圖讓主題得到進一步升華。我反反復復修改，終是未能找到合適的表達方式，那是焦慮而惶恐的階段。好在最初構思時下了些工夫，我用二十四節氣或傳統節日分章節，增強了虛構故事的真實性和時效性。是的，大寒那天是2021年1月20日，首個中國人民警察節剛過不久，我將時下發生的案子與陳年積案糅在了一起，把所有故事濃縮到不足兩個月的時間里，在農歷二月初二那天來了個大結局。

思來想去，我推翻了以家父為原型的主人公人設，將之安排為陰差陽錯被開除黨籍的老公安。農歷二月二擁有美好的寓意，在這一天我讓祖孫二人同時申請加入黨組織。但我仍舊惴惴不安，生怕讀者朋友認為那是刻意而為之，此后依舊在思考如何修改結尾。

感謝上蒼，在我修改書稿的過程中，家父脫離了生命危險，順利出院了。他在祖屋里翻出烈士證，像是交代后事一般，強打精神再次給我講述家族歷史，話里話外透著一層意思，希望我能把老一輩的犧牲寫進作品里。他隨后催我回北京，說要看我新出版的小說。我遵從了他的意愿，卻始終沒告訴他，《龍抬頭》里有他乃至祖輩人的影子。我甚至想，家父能夠轉危為安，或許正是因了這一執念。信念的力量無邊無際，讓他與病魔頑強地抗爭著，家父如今竟然能侍弄菜園。我心里清楚，他在等待新書出版發行。我渴盼他以及全天下的父母都長命百歲，也慶幸用“于銘忍”這個人物拉長了他和那代人的“生命”。

如果上述經歷稱得上“秘密”的話，下面所講的“秘密”，則是專門征求了當事人的意見。

出于工作需要，前些年我寫了若干短篇幅的紀實文學，有的被改成試題，收入部分省份的高考模擬語文卷里。我曾為此沾沾自喜，認為有了這種強化記憶，考生們至少會對特殊職業有所了解乃至心生敬仰。

事與愿違。戰友的兒子小羅迷戀古典文學，對宋詞和《紅樓夢》更是愛不釋手，知曉我平常創作小說，偶爾也會在微信上與我互動。我通常是以長者身份教育他多讀書、讀好書，并不知道戰友當年也時常拿警察嚇唬小家伙。小羅備戰高考期間碰到了我的文章，緊跟著發信息抱怨那些題目叫人心煩意亂，進而質問我能否把題目答對，能否寫出像四大名著那樣的經典小說。他的話發人深思，不痛不癢的作品往往會誤人子弟，起碼要讓讀者在文字中捕捉到某種聲音。事實上，身為寫作者，我所能做的也只有這些。

我大膽承認自己沒那個能力，對古典文學僅是略知皮毛。小羅給我發來幾個“笑臉”表情，讓我把《龍抬頭》書稿發給他。會不會耽誤孩子的復習？我舉棋不定。戰友說給他吧，權當是緩解小家伙的學習壓力了。

過了好些時日，小羅冷不丁從微信上發來語音，言稱將來可能會報考公安院校。我問為什么，他說受了《龍抬頭》的影響，假如有機會入警，一定要當個好警察，也要像小說里的于禧淼那樣神采奕奕地抬起頭，讓人們知道，用警察嚇唬孩子的統統都是鬼話。

我感慨萬千，心想小家伙情商夠高。不管他的話是真是假，倘若自己書寫的作品能夠讓讀者有所觸動，或許就是此生最大的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