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上翻譯家甚多，華東師范大學外語學院更是包攬了很多赫赫有名的譯者。拿英語譯者來說，早期出道的比如周熙良、孫大雨，晚一些時候，有葉治、黃源深、張春柏等等。其中我最感興趣的一位，是孫大雨。

第一次聽到孫大雨這個名字，并非在華師大外語學院的翻譯講座上，而是在十年前筆者讀本科時，在校史資料里看到的他與梁實秋先生的一些往事。梁實秋作為高他三級的學長，經常與孫大雨、聞一多等青年詩人在西單梯子胡同里朝夕相處，談詩論歌。他們經常在一起討論新文學的新問題，并且在《清華周刊·文藝副刊》上發表詩歌與翻譯的相關評論。

1930年梁實秋調任國立青島大學英文系任教，應胡適的提議，開始翻譯莎士比亞全集。但是由于他對莎士比亞也認識不深，僅僅讀過一些莎劇劇本，就想起邀請自己清華同學孫大雨加入翻譯團隊。孫大雨應邀前往，教課之余，依然與老學長梁實秋暢談文學，把酒言歡。然而他們在如何翻譯莎士比亞的問題上，逐漸產生了很大的分歧。梁認為莎士比亞劇本無法真正地移植到中國文化中，按照原文風格進行翻譯，因此應該采取散文形式翻譯，而孫則堅稱莎士比亞的原文風格不可隨意拋棄，應該采取詩體譯法。有一次課上孫大雨公開指出，梁實秋對莎劇翻譯的認識不足，采取的翻譯策略有誤。此事傳到梁實秋耳中，隨即解聘了孫大雨。

這段故事至今仍然被人津津樂道，一方面可能是，文人趣事一直是大家樂于提起的話題和談資，另一方面，以現在的心態代入，誰又敢于與自己的“伯樂”叫板？以至于丟掉工作，似乎更是得不償失了。因此，大雨先生是個極有意思的人，也是個真性情之人。

同樣，代入當今熱門話題，我也更想談談他對中華外譯的貢獻。除了莎士比亞翻譯，大雨先生還翻譯了大量的中華古詩詞，這應該算是個人承擔的較早的中華外譯項目了吧。懷著對他的熱愛和好奇，我網購了兩本書——《屈原詩英譯》和《古詩文英譯》，想從其中探索一些孫大雨先生不為人知的內心世界和翻譯歷程。

一個譯者，為什么譯？為誰而譯？這是每個想從事文學翻譯的學者，都會問自己的兩個問題。孫大雨性格倔強，頗有文人風骨，因此在時代洪流中也幾經沉浮，但是好在有一個安靜的晚年，在七十多歲高齡上出版了《屈原詩英譯》《古詩文英譯》等著作。其中談及為什么翻譯，他說道：“這個工作只有我來做，因為既精通桑納特的格律，又精通中國古典詩詞格律的人，中英兩國，恐怕除我以外已經沒有別人了。”

這并非孤傲自吹，也不是為自己立傳，凡是英美文學專業的人，大概都理解這句話，其實回答了兩個問題：第一，為什么譯？在中國數千年的文學史中，流傳下來很多漢魏樂府和楚辭，而這些文化瑰寶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文化要素，作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敲門磚，是十分值得翻譯的，也是必須翻譯的。而能夠擔此重任的，卻不是隨便一個譯者，而與其說譯者選擇了譯本，不如說譯本早早在冥冥中已經選定了譯者。孫大雨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嘔心瀝血把中國傳統詩詞，尤其是楚辭和唐宋詩詞，按照Sonnet（桑納特）十四行詩的韻律，翻譯成了英文。這對于中華文化“走出去”，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一個貢獻。有很多的譯者可以把中國古詩詞翻譯為英文，但是沒有使用一種令西方人接受的韻律和形式，因此很多譯本成為一種轉瞬即逝的“現象文本”，而有些譯者試圖把中國古詩詞翻譯為令西方人接受的形式，卻把原作改得四不像了。孫大雨的貢獻在于，他令西方人看到了中國譯者的實力和魄力。

至于為什么翻譯屈原，孫大雨先生生前并未做過多表述。這牽扯到翻譯的另一個問題：為誰而譯？作為一個青椒，一個十八線女詩人，一個翻譯道路上尚未起飛的小白，我斷然不會選擇在我看來生澀難懂，翻譯難度極大的屈原詩。而孫大雨，他敢于成為繼林文慶、楊憲益之后翻譯屈原詩的第三人，可欽可佩。

在我看來，孫大雨翻譯屈原，也就是在翻譯自己。出生于1905年的孫大雨，門第顯赫，父親為清末翰林，家住上海南市老城隍廟晝錦路133號。父親為他請私塾先生諄諄教導，孫大雨少年時就已顯現出對古文以及英語的極大天賦。然而，隨著父親的去世，優渥的生活在孫大雨13歲時戛然而止。之后的日子，風雨飄搖。而屈原，同樣出身于貴族，同樣倔強孤傲，同樣在當時的文學運動中脫穎而出，創立了“楚辭”，開辟了“香草美人”的傳統。這樣的兩個人，怎么不會真誠以待、惺惺相惜呢？當屈原遇到大雨，當詩人遇到詩人，也就是一段佳話的開端了。

我翻開了《屈原詩英譯》，看到了“橘頌”的英譯。看左邊的文字，是嗟嘆皆可成詩的屈原，看右邊的文字，是寫著端正的十四行詩的莎士比亞，而我的目光從左移到右，又從右看到左，我看到了大雨先生，他在上海的一個弄堂里，坐在紅木桌子旁，正在一個字一個字地推敲。外面大雨滂沱，如詩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