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個叫做“西日嘎”的村子，位于科爾沁草原北端，科右中旗西部。這里有連綿起伏的山巒，山都不高，山與山之間開闊、舒朗。爬上村西的山，能望見附近的村莊；爬上村東的山，能望見幾十里外的巴鎮；而無論爬上哪一座山，都能望見遙遠的天際。我從小追逐著山頂的白云長大，它像飛奔在天空上的一匹純白色的馬。

西日嘎常年干旱，從干硬的土里生長出來的青草，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一根根固執、傲慢、頑強地挺立著。這里的人畜也極度耐旱、耐痛、耐寂寞。在我童年記憶中，阿爸和額吉有時勞作一天也不曾喝水，不曾說話，不曾喊疼。

山溝里的村莊與世隔絕，誰都不知道那揚沙的土路從哪里來，又往何處去。但我并不覺得無聊，而是被荒野的寂寥與空曠深深迷住。我從小喜歡畫畫，沒有顏料就用鉛筆畫，畫眼見的物體的輪廓。村里的牧民夸我畫得好，有的故意擺出造型，讓我畫。我覺得他們像我的伙伴們一樣可愛，所以在畫的過程中，我總是忍不住地笑起來。到了四年級，相比畫畫，我更喜歡讀故事。那時家里有三種雜志，蒙古語版的《潮洛濛》《納荷芽》和漢語版的《看世界》。額吉說：“我們雖然生活在山溝里，也要盡可能地了解外面的世界。”我從這些雜志上讀到了很多故事，現在能記起來的已經所剩無幾，但心里一直存有那種奇妙的感受。

我喜歡在白楊林里回味讀過的故事，身邊只有小黑狗，它在我家生活了十幾年。我五年級那年夏天，一天中午，我在灶房里吃饅頭，它緩緩走過來看我，我揪幾塊饅頭給它，它沒有吃，又緩緩離開了。等我午睡醒來，它已經倒在了院門口。哥哥用鐵鍬端著它的尸體，領著我，爬上村前的畢勒古泰山頂，挖坑埋葬了它。前些年，在畢勒古泰山上，建了一座較大的敖包。除了我和哥哥，誰也不知道，敖包下面躺著小黑狗。

類似的事情貫穿我的童年，直至離開校園前，我都不知道故鄉意味著什么。七年前的夏天，我在一家押運公司上班，工作極其單調，每天端著槍，坐著運鈔車往返于各個銀行。因為工作的特殊性，同事們很少交流。望著空蕩蕩的天空和一閃即逝的街景，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渴望。于是我開始用文字表達感受。我在防彈衣胸前的大口袋里裝上紙筆，一有空就拿出來寫點文字，有時幾句，有時一大段。而這些文字全部來源于故鄉西日嘎。我在不斷地回憶著童年，感覺沒有童年回憶的注入，寫什么都是蒼白的。于是群山、曠野、白楊林、小黑狗、灰牛犢，還有那條季節性水流，成為我筆下的主角。

兩年后，我離開押運公司，到一家私立學校當老師。我不再滿足零碎的文字，嘗試寫篇幅更長的文章。這時，依舊是故鄉源源不斷地供給我創作養分。我住在小城，與故鄉相隔四百多里，卻能聞到故鄉青草的味道。也許，我是第一個在文學作品中，把西日嘎當成草原來寫的人。起初，我多少有所顧忌，畢竟西日嘎更像山區，可后來讀到“丘陵草原”“山地草原”等術語后，西日嘎平展展地出現在我眼前，那些硬硬的青草柔軟地覆蓋著每一座山。我更加堅信自己的感受，西日嘎就是草原。我也因此理解了艾米莉·勃朗特為什么能把霍沃斯荒野寫得那么迷人。因為那里不僅是她生活過的地方，更是容納她的地方。荒涼和殘酷的土地不一定讓人絕望，有時會帶來巨大的撫慰。這種撫慰能抵擋冷夜的風雨，更可抵御人生的風雨。

創作《看那白色的馬》的過程，更像是一次尋找心靈凈土的過程。我們不僅要經歷人生的苦辣酸甜、喜怒哀樂，更重要的是，始終不滅心中那盞燈。這看似恍惚的、微弱的、搖晃的、掙扎的、忽明忽暗的光，總會在我們最絕望時照亮前進的路，給予我們希望。

也許，沒有人生來喜歡畫畫，也沒有人生來喜歡寫作。這些被當作藝術品表達出來的東西，更像是某種被召喚出來的另一個豁達、遼闊、柔軟、無私的自己。也許，一個人有了這種感受，才可能理解世事無常，人生無常，也才會懂得萬物有靈，從而學會與自己對話，自己關照自己。現在的西日嘎與過去有太多不同，柏油路、磚房、網絡……但依舊還是原來的樣子，原來的山巒，原來的青草，原來的牛羊，原來的人們……他們，或它們孕育著熱鬧的群體，又塑造著孤獨的個體。我是其中一個，我是一個人，也是一根草。無論我以何種形態存在，山頂上始終有云飄過，像那純白色的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