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周立波研究還處于比較清冷的時期，由湖南城市學院承辦的中國新文學學會第22屆年會以“周立波創作與當代中國鄉土小說”為主題，將周立波研究重新引入文學研究視野。《文學評論》發表了綜述。賀敬之給會議的賀信中這樣評價周立波：“在我心目中，周立波同志在我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占有無可置疑的重要地位。他是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革命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始終不渝地繼承魯迅傳統，實踐毛澤東文藝思想，走與人民結合的道路，取得了堪稱革命經典的豐碩的創作成果，因之成為當之無愧的卓越的人民作家。”現在看來這個評價很中肯。

周立波在北京的生活經歷、創作經歷、作品整理，包括他的精神生活、思想動態等研究都還很欠缺。新中國成立以后，周立波在文化部中央文學研究所工作，兼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他在北京生活的時間短暫而倉促，從1949年至1979年30年間，在湖南占多半時間，期間兩次遷入湖南，再回北京已經病痛纏身。第一次是1955年10月全家遷入湖南，1958年8月回北京。1962年與康濯、柯藍等10位作家聯名發表《立即行動起來，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的倡議書，同年冬天再回湖南，綠化荒山，開春造林。1966年遭到迫害，身體每況愈下，1973年10月才回北京治病。1977年平反，兩年后即病逝。

他在北京期間雖然事務纏身，仍然筆耕不輟。文學創作以短篇小說、文藝理論評論、筆記、訪談、對話、講話為主。短篇小說有《諸葛亮會》《磚窯和新屋》《北京來客》《艾嫂子》《張滿貞》《參軍這一天》《掃盲志異》《新客》《翻古》等10余篇。廣受好評的短篇小說《蓋滿爹》雖然以湖南益陽的人和事為原型，實際上也是在北京創作的。在北京期間還創作了一些散文，如《在金色的秋天里》《會場的一角》《寧鄉見聞》《曾五喜》等。

周立波在北京期間傾注精力最多的是工業題材長篇小說《鐵水奔流》。從1951年2月開始，他多次深入北京石景山鋼鐵廠體驗，深入了解高爐的大修，休息時間與工人們聊天。創作完成第四稿時，召開了座談會。前后共修改了6遍，多方聽取意見，在1955年正式出版。他曾在《〈鐵水奔流〉的創作》一文中說：“一進城，就想了解和反映工人生活和工業建設。”作品塑造了李大貴、范玉花等人物形象，花費的精力不亞于《山鄉巨變》和《暴風驟雨》，但終因生活積累不足，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無法與這兩部作品相媲美。他自己在創作談中談了許多困惑，也總結了經驗和教訓。

《周立波文藝講稿》收錄了近40篇創作談、文藝理論和批評文章，其中一多半是在北京期間完成的。《山鄉巨變》《暴風驟雨》都以方言藝術為作品增色，他在《談方言問題》中認為，采用方言，不但不會和“民族的統一的語言”相沖突，而且可以使文學創作的語匯豐富、語法改進，更適宜于表現人民的實際生活。他倡導方言寫作應該有所刪除，有所增益。其中有4篇是《暴風驟雨》的創作談。還有談音樂、談劇本、談小說寫作手法等，通過這一文體形式，表達了自己的創作理念，也解答了讀者的困惑。從周立波的一系列創作談中，可以了解他的創作意圖，采取某種藝術手法和人物塑造的依據。

在北京生活期間，他將參與拍攝的《解放了的中國》獲得的斯大林文學獎獎金全部捐獻給文藝界為抗美援朝購買“魯迅號”飛機，也將《暴風驟雨》所獲得的斯大林文學獎獎金全部捐獻給中國人民志愿軍作為購買書報的費用。總體來說，與早年在上海、延安、東北的生活相比較為穩定，他也可以更從容地實現精神追求。

（作者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