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對于周立波來說，既是實現革命理想的熱土，又是滋養文學根芽的沃野。他用行動改變東北工農的生活，用文字書寫他們的心靈世界。周立波的社會活動和文學實踐與內心深處堅不可摧的革命思想緊密相連。南下北上期間，他完成了思想上的轉變。通過學習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他確定了自己的革命目標和文學方向——全心全意為工農兵服務。

如果說“隨軍南下”是周立波第一次對中國革命的深度介入，那么“進入東北”就是他響應革命號召實踐革命理想的鮮明體現。抗戰結束后，東北地區的戰略價值凸顯，1946年7月至9月，中共東北局發動約一萬兩千名干部下鄉開展革命工作，周立波是其中一員。

同年10月25日，他奔赴松江省元寶鎮（今黑龍江省尚志市）進行土地改革運動，訪貧問苦扎根串連，廣泛發動人民群眾，肅清反動封建勢力，使貧雇農獲得了應有的土地，取得土地改革的勝利。1947年5月，周立波調至松江省委宣傳部工作。

土改期間的生活經歷為他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使其創作出第一部長篇小說《暴風驟雨》。1946年5月至10月，他完成《暴風驟雨》上卷，小說于1948年4月由東北書店出版。1948年7月13日至1948年12月2日，他完成了《暴風驟雨》下卷，小說于1949年5月由東北書店出版。《暴風驟雨》以歷史事實為基礎，以文學虛構的方式演繹，形成了歷史和文本的互文。小說廣受好評，被當作實際土改的示范手冊，獲得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學獎。

此外，周立波在東北期間還寫過一些短篇小說、散文和論文，如短篇小說《金戒指》、散文《毛主席的心有窩棚大》《老者安之》《關云風出擔架》、論文《談談魯迅先生的雜文》《紀念高爾基》《我的兩點意見》。這些寫作反映了他對東北生活的真切感受，以及對文學創作的深入思考。

除了文學寫作，周立波還是一名出色的編輯。他在1947年5月負責編輯《松江農民》報，并于次年7月調往東北文協，擔任《文學戰線》雜志主編。他遵循“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積極關注工農兵生活和生產的文章，大力培育新人和工農作家。他注重采用民謠、兒歌、快板、小調等民間文藝形式，倡導報紙雜志以明白易曉的文字風格吸引廣大讀者。這些措施豐富了文學創作，提高了農民的文化水平，對東北文學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學界關于“周立波在東北”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周立波代表作《暴風驟雨》的研究。在新世紀之前，學者主要從方言俗語、人物形象、藝術風格等層面考察該小說。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顧瑯川、徐志祥、王國柱、王原璞等學者對《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風驟雨》進行的比較研究。新世紀以來，學者們開始從版本學、圖像學、闡釋學、身體美學和鄉土倫理等角度進行解讀。其中，值得關注的是《暴風驟雨》的版本變遷研究。1987年，胡光凡的《從手稿和版本看周立波對〈暴風驟雨〉的修改》通過小說手稿的反復修改揭示周立波在藝術追求與政治規約之間的取舍。新世紀以來，程娟娟、張銘、馬亞琳等通過《暴風驟雨》的版本改動，考察背后的時代原因以及小說內在敘事矛盾的偏移。

第二，對周立波在東北的社會活動進行細致勘察。周立波在東北期間參與土地改革運動和擔任編輯的經歷受到學者們的關注。莊漢新、胡光凡、李華盛、鄒理等人以年譜整理的方式全面呈現了周立波在東北的社會活動，詳盡描述周立波參與土地改革運動、創作《暴風驟雨》以及辦刊辦報經歷。

第三，周立波在東北的社會活動與文學創作關系研究。吳丹的《周立波在東北的社會活動與文學創作研究》探討了周立波在不同身份下，與東北碰撞所產生的獨特審美意義。李博權的《“工作隊下鄉”與“東北”敘事——重讀周立波〈暴風驟雨〉》從“工作隊下鄉”模式與解放戰爭下的“東北敘事”之“同構”關系出發，重新審視了該小說的文學價值和社會意義。

周立波在東北的革命工作和文學活動對當地社會文化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為中國文學史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作者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