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徐鑄成日記》（徐鑄成著、徐時霖整理，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5月版），一個非主要人物引 起筆者注意。在1958年作為“右派”到上海顓橋鎮勞動學習的 日記里，徐鑄成多次提及勾適生。“晚上，在生活會中繼續談勞動態度問題，勾適生又暴露了些錯誤思想，經大家批判，他始終狡賴。”“勾適生發言，說他害怕戰爭，結果又引起全組的批斥。”

在那個年代，對知識分子的批判與改造是“家常便飯”，知識分子也混成“抹布”，跟隨不同的運動，將自 己抹得里外臟。勾適生何許人也，有如此膽量，不好好改造呢？ 此書關于“勾適生”的腳注為：勾適生（1913-1987），山西臨汾人。經濟學家、統計學專家。曾任上海大夏大學教授。1949年后任上海財經學院教授，九三學社上海分社理事會委員。1958年被劃為右派。簡單數語，并不能呈現勾適生的秉性與復雜的人生經歷。

湯濤主編的《大夏大學：90年90人》（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5月版）“夏雨編”里有一篇《統計學家勾適生》，概要介紹了其求學南開、抗日 宣傳和新中 國成立后從教的經歷。與上引腳注對比，勾適生的出生年份對不上，此處為1905年。勾適生曾就讀于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是中共老地下黨員王昆侖教授的得意學生，王昆侖在1923年向校長張伯苓請求免去其學費和書費。如果是1913年出生，10歲的他不可能上中學的。其好友、《新民晚報》副總編輯馮英子在《懷勾適生先生》一文中，也指出“適生比我長十歲”。馮英子出生于1915年，因此勾適生為1905年生人。

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萬方多難，青年學生革命熱情高漲。勾適生在南開求學期間，就結識了當時天津婦女愛國運動領導人鄧穎超，并參加了“左聯”。1933年秋，王昆侖在南京發起組織讀書會，勾適生參與其中，會址設在南京成賢街無錫同鄉會（王昆侖寓所）里。讀書會定期進行國際國內形勢分析，有計劃地組織成員閱讀《唯物辯證法入門》，李達的《政治經濟學教程》，并以河上肇《經濟學大綱》以及《讀書月刊》《世界知識》等書刊作為輔助讀物。同年8月，他還作為 國民政府行政院農村調查委員會的成員到關中綏德一帶的鵝峁峪調查農村情況。

1938年，勾適生加入了李公樸創辦的全民通訊社，成為一名記者。5月 27日，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同《新華日報》一起，招待從徐州會戰戰場上歸來的記者。勾適生就在此時與馮英子相識，并成為比較好的朋友關系。范長江、王明、博古、吳玉章等29人參加了招待會。《新華日報》在次日二版做了整版報道，刊發了合影照片。

勾適生學的是統計專業，在1940年代，他先后在中國茶葉公司、四川省政府、上川公司和上海統計供應所等單位和機構負責統計工作，“但大抵都是最后拂袖而去的”。

此后的半生主要是教書育人，看似平淡卻崎嶇。新中國成立初期，統計學界被要求一切向蘇聯學習，展開了 對資產階級統計學的批判。他在1950年編著出版的《統計學原理》首當其沖。“適生因他的正直和迂，終于被帶上了‘右派’的帽子。”1958年2月12日的上海《新聞日報》對此作了報道：右派分子勾適生向黨進攻的鋒芒，主要的是在黨的教育事業方面，對解放以來新中國教育事業的偉大成就，加以全盤否定，污蔑高教部、教育部“浪費人才，誤人子弟；一意孤行，朝令夕改；大權任握，過大功無”，叫囂說新中國的教育事業已經“失敗”，應當“徹底改造”。同年9月，他與徐鑄成、許杰等50余人被遣往上海顓橋勞動，同時進行“三查”，即查認識根源、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勾適生的表現在《徐鑄成日記》中有記載。

1961年“摘帽”后，勾適生平靜地過著教書生涯。經過種種運動，勾適生的性格并未改變。他在1985年第6期《南開經濟研究》上撰文指出：1983年10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李璠同志和盧繼傳同志合寫的“提倡爭鳴”一文，其副標題是“從生物學界的學術問題談起”。他們說：“在學術上要提倡爭鳴；反對任何性質的宗派活動”。在生物學界固然存在爭議，而在統計學界又何獨不然。

1987年9月25日，勾適生因心肌梗塞辭世，走過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