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夏天，在一次旅德中國人的聚會上，我聽他們八卦了一個中國外嫁女的故事。這個女人無意中發現，她的德國丈夫跟他母親亂倫。事情敗露后，丈夫不僅不愧疚，不悔改，還理直氣壯地說，母親在二戰中失去了丈夫，一個人辛辛苦苦把他養大。因為長得像父親，母親就把他當作父親的替身。他不能讓母親失望。這個女人無法接受，想離婚，卻由于種種原因不能離，只能在屈辱、悲憤和無奈中委曲求全。幾年下來，現在她整個人都不行了。

大家群情激憤，紛紛聲討這對母子禽獸不如，不知廉恥。有人還爆料，該男不僅跟母親亂搞，還去外面找酒吧女，是徹頭徹尾的渣男。對于這個中國女人，有同情的，也有幸災樂禍的：看吧，這就是嫁老外的下場！

我默默地聽著，心情沉重又悲哀。我看見了戰爭的殘酷，看見了戰爭對人心靈的戕害。這位母親經歷了怎樣的痛，才心理變態、人格扭曲，把對丈夫的愛和思念轉移到兒子身上，最后把兒子幻化成丈夫！這是戰爭的遺害，是戰爭的次生災難，它比戰爭本身更可怕。戰爭只禍害戰爭發生的地方和人民，還有相對的時空局限。它的次生災難卻能跨越時空去攻城掠池，濫殺無辜。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沒有人能獨善其身。一只南美的蝴蝶振動翅膀，會引起北美的一場龍卷風；一個德國女人在二戰中遭受的傷害，會把一個中國女人推入痛苦的深淵。七十多年過去了，時間并不能治愈一切。

我想起我參加過二戰的公公。這個在保衛柏林的色洛高地一戰中受傷被俘的德國通訊兵，從蘇聯戰俘營釋放回家時，一米八的身高體重只有四十五公斤。老人生命的最后五年是跟我們一起度過。他一身殘疾，少言寡語，卻幾乎夜夜在噩夢中尖叫或嗚咽。我還想起魯妮姨媽，我先生母親的妹妹。在她九十歲生日那天，她悄悄對我說，戰爭結束后，她雖然接受了從戰場歸來的遠房表哥的求婚，可直到舉行教堂婚禮，她還在四下張望，幻想如果她陣亡的未婚夫突然出現，她就立即拋下這一切，跟他私奔……

我旅居德國多年以來的直接和間接生活經驗，在這一瞬間，被這個八卦故事照亮了。它們仿佛聽到集結號，迅速從我的記憶里跑出來，自己排列組合，站出了小說的隊形。寫作的靈感就這樣不期而至，讓我體內的熱血奔騰起來，心跳加快，呼吸急促，渾身發燙，像熱戀中的女人迎來了朝思暮想的情人。

這時候，我剛好結束了長達五年的翻譯顧彬詩集的工作，正準備回歸小說寫作。就這樣，帶著飽滿的情緒、幾近天成的人物和故事的雛形，我開始了這本書的寫作，每天坐在電腦前，就以八卦中的某個場景作為切口，走進人物的內心和情感，讓它們推著故事走。久違的寫小說的快感把我淹沒。

然而沒過多久，這難得一遇的創作佳境，就被一部橫空飛來的德文書稿破壞了。

事實上，當我接到文友請我翻譯《漢娜的重慶》的短信和德文書稿，我當即就拒絕了。在此之前，顧彬希望我能繼續翻譯他的詩集，我也婉拒了。他五星級難度的詩歌語言已經讓我倍受折磨。我發誓不再搞翻譯，只寫自己想寫的小說。文友很執著，她說你還是看看吧，這是一個德國老太太對故鄉重慶最后的回望，你是重慶人，我覺得你是這本書最理想的譯者。于是在某個創作的間隙，我沒能忍住好奇，打開了文件，瀏覽書稿。然后，我就掉進了美麗的坑里不能自拔。我決定翻譯這本書，不僅因為它的語言簡單流暢好翻譯，故事讓我著迷，書中那個我沒能趕上的從前的故鄉讓我流連，更因為，我無法面對一個老人積攢了一生的思鄉情而無動于衷，更無法面對一段屬于故鄉的歷史記憶而不作為，任其流失。我感到了一種責任和使命。

寫得正順正嗨的小說不得不暫停，我轉身投入這本書的翻譯中。老人已經八十高齡，她希望能活著看到這本書被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代替她回不去的肉身重返故鄉，落葉歸根。我想幫她實現這個夢。

幾乎就是一氣呵成，我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時間就譯完了《漢娜的重慶》。但去拜訪漢娜，對譯稿進行修改和加工，尋找國內出版社、協助簽合同，配合出版社宣傳新書，等等，耗去了我更多時間。

當我終于又能靜下心來繼續創作這本小說，已經是一年以后了。一年多的疏離和沉淀，當初的激情平息了，但也并非無蹤無影，而理性的思考明顯多了。重拾的寫作進展依然很順利，只是不知道，如果沒有這一年多的中斷，這本書是否會是另外的樣子？

有一句話我很喜歡：你只管善良，福報已在路上。感謝《當代》接納了這部被翻譯耽誤過的小說，同時也接納了一個被出國耽誤過的作者的回歸。二十年前，這位作者稚拙的處女作《遠嫁》有幸在《當代》發表，讓她的文學夢得以起飛。如今她帶著《我的弗蘭茨》歸來，將她出國后的生活和思考凝聚其中，告訴當年的老讀者們，“她”遠嫁以后的故事；也告訴今天的新讀者們，遠嫁的“她”和她們，在異國他鄉經歷了什么，她們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以及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