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鳳群的《月下》（《收獲》2022年第5期）是一部愛情小說，又不是一部愛情小說。小說的故事線，是女主人公余文真幾段或平庸或詭秘或屈辱的愛情遭遇，愛恨情仇的沖突撕扯已經足夠使人讀之欲罷不能，但這只是包裹小說的豐滿鮮艷的外殼，撥開外殼，里面濃稠欲滴的果實才是最誘人的。對于讀者，這是誘惑也是挑戰，需要犀利的洞察力和共情的感知力，才能窺見、觸及藏在殼里的那片風景。

這正是李鳳群小說的迷人之處——用多重隱喻構筑別樣深意。她筆下的人、物、情節、故事，是他（她）又不是他（她），是花是霧，非花非霧，在此處，亦在別處。當然，這些隱喻不是刻意炫技，不是虛張聲勢的聲東擊西，是從小說文本出發精心設計的文學意象，并由此散發或隱或現、搖曳生姿的哲學意蘊。仿佛那一輪朦朧的月亮，真相與深意，其實在月下。

“余文真多么渴望被看見。”小說開篇第一句話，就是一個巨大而沉重的隱喻。余文真，一個不諳世事的小城女子，被一個獵艷高手中年熟男玩弄于股掌，在不見天日的隱匿與不堪中掙扎沉淪。余文真只是在愛情中不被看見不受尊重嗎？絕不僅如此。中學郊游，余文真意外失蹤，竟無人察覺，合影少了她，返城少了她，師生們都習以為常，她的存在等同于被遺忘。大學培訓，她故意制造了一次“走失”的惡作劇，結局與中學時如出一轍。這兩次事件都是隱喻的伏筆：余文真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邊緣人，無論在愛情中，還是在工作生活之中，她永遠被人遺忘在隱秘的角落。

作為女性作家，李鳳群一直關注女性群體的命運，《月下》也不例外。主人公余文真所代表的弱勢女子，面對以男權為中心的叢林社會，驚慌失措，傾覆淪陷，小說對此給予了最深切的同情與憐憫。但是，如果把余文真僅僅看作縣城女孩的邊緣標本，我以為是一種俯視的姿態，并未窺及小說全貌。如若以平視的眼光，我們在余文真身上，可以確實無誤地看到你和我。放眼社會，隨處可見像余文真一樣的邊緣人，不論男女。他們都曾心懷夢想，努力打拼，總想被看見、被承認，即使普通但不愿卑微，總想得到一份自由和尊重，可是有幾人如愿呢，世間多少人如螻蟻、如塵埃，隨風而逝，了無聲跡。活著的價值與意義到底在哪里？人生的幸福又在哪里？

每個人都有不得已的煩惱，都有他們的邊緣時刻。即使那些春風得意的所謂風云人物，也不可能時時處于舞臺中央，也有至暗時刻。比如《月下》中的男主人公章東南，事業有成，擁有美妻雙兒，外人眼中標準的社會精英，輕巧嫻熟地在眾多女性之間周旋戲耍，突遭家庭變故，兒子自殺未遂，雖然是小說設計的報應情節，也是無常人生應然性的苦果之一。

這是每個人都要面臨的哲學命題，尤其是現代人在哲學意義上的精神困境。自從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用理性為世界“袪魅”之后，現代社會的精神危機愈發凸顯。現代人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高度發達的物質世界，卻陷入了空前的意義迷失。

“小留”——一個意味深長的名字。它是余文真在婚后始終沒有退租的深巷小屋，是她留給自己的獨處空間，也是一間企圖安放靈魂的“療愈”小屋，但最終也沒能留下。小說描述不斷推進的城市化對人們生存空間的擠壓蠶食，寓意現代人難以逃脫的心靈危機。

小說上卷，波瀾不驚，基本上是章東南和余文真之間一場不對等的愛情游戲而已。下卷則步步驚心，余文真一反弱態，布局報復。尤其是最后的驚天大反轉，當余文真準備懺悔放手時，才得知章東南因對家庭的不忠、對愛情的不恭，導致兒子崩潰自殺，不是余文真的恫嚇讓他屈從，而是生活給了他教訓讓他反省，他要做回一個真正的人。

《月下》為什么被很多人認為是一篇“驚心動魄”的小說？情節出人意料、跌宕起伏只是淺層表象，棄惡從善救贖新生，才是最震撼人心的力量。

小說中有一段以第三人稱敘述的余文真對惡的深刻懺悔：她對周雷的背叛，她對章東南的威脅，她的行為，已經被捆綁在“惡”里難以剝離了。以暴施暴也是惡的一部分。被惡牽著鼻子走，也是惡。惡不會因為別人先作惡，它就變得正當，打著正義的旗號戰斗了那么久，最后發現自己也是“敵人”的一部分——她想到這些“不寒而栗”。也因為意識和反省到自己的惡，終于“如釋重負”。如此安排余文真這個人物的思想轉折，我理解，作者并非刻意要編織一個光明的結尾，而是呈現人性的復雜多面，更為重要的是想傳遞這樣一個信念：無論命運強加多少暴擊錘打，人永遠不能放棄對真、善、正義、德性的追求。這是自蘇格拉底時代起人類矢志不渝的理想，也是人間大道，唯有如此，才能獲得真正的解脫。

“并不只有她才犯過錯，這天，這地，這斷橋，這紅燈，這花木，這城市的角角落落，都隱藏著錯誤。沒有錯誤的地方，它不是人間，它是天堂吧。”余文真的這段對白，寓示著在“罪與罰”的母題中，人是有罪的。但是，“這條展示著堅硬無比的力量，也展示著難以言喻的寂寞的路，它容納一切人：無恥的人，單純的人，謹慎的人，悔改的人……這條路因對其承載之物的舍棄，而成為它自己，成為自由。余文真低下頭，看著自己的腳尖邁出去。”余文真，包括章東南，以懺悔和接受苦難的方式贖罪得救，重新出發。

讀到這里，不由讓人聯想到托爾斯泰的《復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這兩位作家都有著偉大而深刻的悲憫情懷。《月下》讓我們看到了李鳳群與這兩位作家靈魂的相通——“憐憫是一種新的語言，它使她的心開闊起來”。

李鳳群曾經是一個鄉村女孩，憑借文學才華、勤奮打拼，從縣城走進都市，成為一名作家。前幾年，她遠渡重洋，赴美闖蕩，步入更廣闊的世界。她的寫作也進入了更為開闊深沉的新境界。我們在她近年的新作《大望》《月下》中，看到了她以往作品中不多見的深刻沉郁的主題，如罪與罰、救贖、與命運的抗爭中的堅守等等。

說實話，閱讀《月下》，從上卷一直到下卷的前半部分，心情是灰暗壓抑的。余文真的遭際，會讓讀者想到自己也有類似的精神困境，在現實的各種“內卷”中精疲力竭，難得喘息，同她一樣久困心靈牢籠，無法掙脫。但是在下卷后半段，看到男女主人公通過自省他省獲得救贖，放下了、和解了，瞬間獲得一種舒暢的治愈感，不僅為小說中主人公的解脫而身心放松，同時比對生活中的自己，會有豁然開朗、云開霧散的頓悟——這是哲學意義上的自我治愈。

“無用的哲學”有一個最大的用處，就是“使我們的心靈雖遭逆順而安之若素。”古希臘斯多亞學派哲學家塞涅卡有一句名言：“何必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見全部人生都催人淚下。”可是他又說，你之所以“總是預料到要受辱，其背后實際上是擔心自己有理由受到嘲弄”。如何擺脫這樣的困境？要學會成為“我自己的朋友”，只有首先與自己和解，才能與世界和解。這種哲學上的自我拯救，《月下》用小說的形式曲折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