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銀行家凌宴池與張家姐弟關系相好，首先是與沈從文為文友，后妹妹凌海霞到張家樂益女中做舍監(jiān)，并收養(yǎng)了張家長女元和的女兒凌宏。凌宴池曾主持元和的婚禮，并幫助大弟宗和辦了訂婚禮，可謂是勝似親情的友情。凌宴池早期在北京銀行界工作，長達十余年，后擔任大陸銀行漢口分行和上海分行行長。期間與齊白石、陳師曾、熊希齡、梅蘭芳、徐志摩、吳宓等名流多有接觸。其妻子啟蘭出身湖南善化望族賀氏，其畫作得到齊白石、譚延闿、顧頡剛的稱贊。凌宴池曾在沈從文主編的《文藝副刊》上發(fā)表了重要的論述《清墨說略》，這篇論文曾得到周作人的特別引用。為此我特地去查到這篇論文的全篇，多達三千字之多，可謂是值得當今藏家必讀的一篇論文。

凌宴池（右一）與妻子賀啟蘭、張家長女張元和合影

一、金融界好談風雅

凌宴池出身鎮(zhèn)江西津名門，祖上因為太平天國戰(zhàn)亂從鎮(zhèn)江遷居南通海門三陽鎮(zhèn)。

凌父見深先生特別重視子女的教育，兒子凌宴池從科舉到新式學堂，一直被送去讀書。畢業(yè)到北京銀行界就職，還曾去日本留學。凌宴池就讀南京商業(yè)學校時，師從著名歷史學家柳詒徴先生，應該說柳先生對他的影響很大。

凌宴池自述，“民十前后，金融界好談風雅，競蓄字畫、書籍、古硯、舊墨，骨董商日來兜售。”也就是說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后，金融界人士都喜歡風雅副業(yè)，紛紛加入到書畫、古籍、文房四寶等收藏行列。他也不例外，不但自己會詩詞繪畫，更喜歡古墨的收藏。

凌宴池收藏有很多名人書畫，如齊白石的畫作、吳昌碩的畫作、劉墉的書法、譚延闿的書法等。他的收藏之中，以古墨為最，并且著力研究，寫出了長篇論文。

清墨整體不如明墨是藏界一種說法，但凌宴池有自己的獨到見解：“有清在我咸同以前，物阜民康，工藝殊不讓前人。昔宋牧仲求明墨于清初，僅得數十丸，入漫堂墨品，今之視清，猶清之視明，況清社久覆，一代之作，宜有論列，不應闕如！”

凌宴池寫作古墨稿原為五千字，卻被仆人意外燒了。無奈再寫，文中提及：“文士惜墨，無異佳人紅粉，壯士賣刀：宋蘇長公南謫，載潘谷墨以行。范文正公無他好，墨固不足奇，細思之，如多而寶少。北平向為文化中心，存墨特多。鼎革后，王公貝勒世家大族之所藏，往往出諸廠肆。明墨今已罕覩，清墨較廉，眾人用之無所惜。以有盡之藏，供無窮之用，非竭不止。長江南北甚至安徽產墨之鄉(xiāng)，據日人調查，舊墨甚缺。……舍今不記，將來無從目見，更難著筆矣！”

二、清墨的黃金時代

之所以對古墨下筆作文，凌宴池自述說，就是想把一些疑問弄清楚，并澄清一些藏墨誤解。“余住故都十余載，曾未一見順治墨。考其原因：一、因明末清初，安徽大亂，墨店停歇，墨模毀失，當時所用，盡系明代之遺。康熙時明墨已缺，胥以是故。二、因前清以滿人入主中夏，一時人心未向，諸王猶存，強藩繼起，天下猶望明祚之再延，即或制墨，不署年號，若逕署順治，必為士大夫所厭，反礙銷行。”

根據凌宴池的推論，“清墨之始，厥在康熙，三藩全平，天下大定。”在康熙帝南巡時，制墨老字號“曹素功”后裔以墨進呈，極蒙嘉獎，賜紫玉光三字以榮之。此舉可以說給安徽墨店帶來了蓬勃發(fā)展的動力。“明末老店如吳天章、胡星聚諸家、盡為所掩，至不能久存。”凌宴池以為，當時制墨業(yè)仍然繼承了明代的工藝和技術，因此整體質量是可以媲美明墨的，“磨后于黑光中帶紫光，或藍光，紫參丹砂，藍入石青，或花青，方劑極佳。乾隆以后此法已成廣陵散矣。”

對于清墨的品質優(yōu)劣，凌宴池也有自己的論斷：“墨煙上品，表里俱精。普通內細而外粗，現犀角紋，或木紋，模子未精之故。比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適得其反！可見其時工匠之樸厚。雍正享祚不長，疊興文字大獄，摧殘士林，安徽產地，明墨作手久亡，老店亦多開閉，康熙墨從新，暗中仍復沿用，鮮有重刻者。雍正邊款是以極少。”

對于清墨，凌宴池最為推崇乾隆朝。是整個清代制墨的“黃金時代”。汪近圣為近代制墨名家，甚至有“墨圣”之稱。據說汪近圣原系曹素功家之墨工，后在徽州府城開設“鑒古齋”墨肆。汪氏制墨名品眾多，有“御制耕織圖”、“御制羅漢贊”、“御制西湖名勝圖詩”、“新安山水”、“千秋光”等。汪近圣之子汪惟高被地方官推薦進京，負責教授內務府制墨。

根據凌宴池的文論：“時汪近圣崛起與曹素功爭霸，安徽墨家，皆不惜工料，爭奇斗勝。其墨除御制墨如點漆外，大都黝然深黑，光彩動人。外表既精，金色尤佳。當覽宋徽宗蘇東坡米南宮墨跡，知乾隆精品不讓宋墨，猗歟圣哉！”

對于汪氏家族制墨，凌宴池頗為推崇，“嘉慶承乾隆之遺風，銘園墨六十四笏，模子為汪維（惟）高所造，刀刻之精，如對仇十洲小品。雖雄厚高古不及程方，而工致精巧，匯成大觀，允推古今獨步。圓明已毀，其亭臺樓閣，從于此中得其髣髴，然而墨質已盛極而衰矣。嘉慶邊款不甚著稱，為乾隆所壓也。道光雖鮮御制，而安徽墨家，似甚振作。時汪節(jié)庵，程怡甫、鮑乾元等，均已著名。胡開文亦漸露頭角。墨風一變，競以整齊，光潔、堅硬、平正、相尚。康乾墨有凹凸不平者，有極易破碎者，惟汪近圣方密庵小品極堅。”

就連周作人也收藏汪近圣的造墨。凌宴池以為，清代的古墨“可望嘉慶，不及乾隆。”但是到了太平天國之后，不少老字號如曹素功、汪近圣“同歸于盡”。“汪節(jié)庵、程怡甫、鮑乾元諸家，亦均一蹶不振。”

三、明墨何以勝過清墨？

凌宴池在文中也提及了明代制墨名家，如邵恪之、羅小華、程君房、方于魯之流，自有其獨到處。但是人人都說明墨之美，對此凌宴池是持懷疑態(tài)度的。他把古墨分為四種，玩品、巨笏、禮貨、煙塊：“玩品精巧，可供清賞，巨笏非斷之不能墨，禮貨表精而里粗，煙塊乃制墨原料；俱非日常用品，轉以獲全。”凌宴池以為，按照物價的預算，上乘的古墨重量必不會超過二兩，尤其是作為玩品和巨笏，根本不是拿來磨著用的，“明知不磨，何必定佳？”

對于行業(yè)內所傳的明墨佳品標準，如“明墨堅硬，擊之不碎。”他言：“墨同頑鐵，是鐵而非墨，如何可用？”他還以明墨名家羅小華墨為例，“（羅小華制墨）以膠輕者著名，豈經一擊？擊之不可碎，磨之安可下？”

凌宴池認為，歷經三百余年，明墨已成古董，作為鑒藏完全沒有問題。如果是實用的話，還是應該試試清墨。“曹素功及乾隆御制之黑，汪近圣及道光墨之堅，均能恰到好處。道光以上之墨，皆膠輕不粘，所謂清如水者，庶幾近之。”對于有人說清墨不佳，凌宴池認為說法缺少基本依據，但從外觀而言，明墨當然是略勝一籌。

清墨名稱多沿用明代所定，可以說這方面少有創(chuàng)造力。但有些清墨確實在質量方面不遜于明墨。那就是康乾兩代帝王親自過問制墨，而且重視科考取士的考卷，對于墨色要求也高。因此在此期間，制墨選料決不下于明代。甚至可以說乾隆時期有些墨品已經超過明代。

四、清墨衰落與鑒藏變化

凌宴池的理論有個時間界限，“墨至光緒二十年，或曰十五年，可謂遭亙古未有之浩劫，蓋其時礦質之洋煙輸入，取價極廉，上海胡開文首先采用，利市百倍。群起效尤。更下者雜以洋煙子、煙煤煙子，墨法雖不可復問。非古法之遽失，實以工料成本太巨，遠不及洋煙之利厚！”

清光緒二十年（1894）這一年發(fā)生了兩件大事，一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壽誕；二是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清朝國力衰敗，制墨業(yè)也受到嚴重沖擊。國門洞開之后，洋貨進來，鉛筆、鋼筆開始漸漸盛行，對墨的使用減少了，徽墨從全國的市場退至上海、漢口，最后只能在黃山做點加工了。“墨雖小道，文藝興則進，文藝衰則退，文藝亡則隨之俱去，我之惜墨，非僅僅惜墨已也！”

周作人在《買墨小記》中曾引用凌宴池的有關清墨衰落于清光緒二十年的段落，“所以從實用上說，‘光緒中葉’以前的制品大抵就夠我們常人之用了，實在我買的也不過光緒至道光的，去年買到幾塊道光乙未年的墨，整整是一百年，磨了也很細黑，覺得頗喜歡，至于乾嘉諸老還未敢請教也。”可知周作人也認同清墨是可以用的，而且他對新出的墨汁有點擔心，“我寫字多用毛筆，這也是我落伍之一，但是習慣了不能改，只好就用下去，而毛筆非墨不可，又只得買墨。本來墨汁是最便也最經濟的，可是膠太重，不知道用的什么煙，難保沒有‘化學’的東西，寫在紙上常要發(fā)青，寫稿不打緊，想要稍保存的就很不合適了”。

周作人自言收藏古墨主要是價格相對便宜點，同時他比較喜歡名人定制的墨，如俞樾的墨，那是俞平伯送給他的。“我的墨里最可記念的是兩塊‘曲園先生著書之墨’，這是民廿三春間我做那首‘且到寒齋吃苦茶’的打油詩的時候平伯送給我的。墨的又一面是春在堂三字，印文曰程氏掬莊，邊款曰：光緒丁酉仲春鞠莊精選清煙。”

其實周作人自己也有定制的墨錠，近讀北京朝陽區(qū)新出的《芳草地》刊物，《墨上窺人》（作者 王瀧）一篇，說的就是偶然得見周作人六十大壽時，當時“徽州胡開文廣戶氏”受人之托為其制作的書畫雕文墨錠。畫面是松鶴延年，書法則為“周作氏先生六十誕辰紀念”，題簽者李楚材可能是于右任的書法秘書。

凌宴池在抗戰(zhàn)時藏墨皆毀，其好友沈燕謀的日記里曾記：“而我友凌宴池藏需清墨，繁富美備，常有專論清墨之作，揭之燕京報端，而奔走衣食，未卒其業(yè)。倭犯漢皋，珍品都毀，宴池嗒然若喪，絕筆不續(xù)，致愛新覺羅一代之作，缺焉不備，為可惜也！”也就是說凌宴池本可以打算繼續(xù)投入對古墨的研究，但并未如愿。

1965年，凌宴池病逝。凌宴池與賀啟蘭育有一子一女，后都去美國就讀。其中兒子凌寧是第六屆庚款留美公費生，與楊振寧、李政道是同屆好友。而且凌寧的研究成果曾幫助科學家榮獲1991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