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苡先生挾著墨跡未干的“口述自傳”，優雅地一轉身，化作一片白云，融入藍天，與自然同在了。先生是福人，期頤之年成為人文電影《西南聯大》的主要口述者之一，又以一百零三歲高齡出版《楊苡口述自傳—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譯林出版社 2023），這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可謂鳳毛麟角。

這是本文作者憶及楊先生時說的一段話。作者是南京的一位老編輯，因編輯出版楊苡先生的作品與之結緣，繼而成為忘年之交。他日前撰文，深情回憶與楊先生的交往，感佩先生如靜水長流的胸懷與格局。

2018年，作者為楊苡期頤壽專門制作了紀念冊（吳曉梅攝，張昌華供圖）

楊苡收藏的瓷偶（張昌華供圖）

敲門后長驅直入 就像回家看老母親似的任性

先生生于簪纓之家，是銜著金調羹來到人世的，然而她卻又是地道的市井布衣。她雖以譯作《呼嘯山莊》享譽天下，在大學任教一輩子，卻連個副教授銜都沒有，生不逢時也，確切地說是先生“不屑也”。趙苡（先生大女兒）告訴我：那年媽媽正在辦退休手續的當口，高校開始評職稱了，學校的領導勸她再干一學期，等評完職稱再退，那樣名義上好聽，經濟上又實惠。媽媽不肯，她說我既然在辦了，怎么能為了評職稱賴著不走呢。

近二十年來，我與楊苡先生過從甚密，對先生的為人處世略知一二，其感觸頗深，并受熏習。

關于我與先生的過從曾寫過，本不想冷飯重炒，但想到她曾對我說過一句話，我又覺得非寫不可，否則將愧對故人。那是2018年中秋后的一天，我偕內子到楊府，給她拜節，聊了一個時辰后我們告辭。先生顫巍巍地立身送至門口，忽然對我說：“我將來死了，肯定有兩個人會寫悼文。”此語一出，我一時無言以答。她笑著指了指我說：“你肯定會寫。”我報以傻笑。

今已不憶是何年何月，我第一次叩開楊先生家的門。只記得我自報家門說明來意后，楊苡便說“歡迎、歡迎。”先生的寓所，是南大60年代的建筑，三層。她住一樓，淺灰色的圍墻顯得典雅，有點兒民國遺風。鐵柵欄門里鎖著個清靜的小院，有棵石榴樹和零星花草，花木扶疏，多為自然狀態。

早年拜訪我是電話預約，一按門鈴，阿姨小陳便來開院門。楊先生立在屋門口，堆著一臉燦爛的笑容，像是迎迓，說“來啦！”有一次小陳不在家，先生顫巍巍地下臺階，蹣跚著來開門，邊開邊說：“我家的門是不上鎖的。”又指著門鈴搖搖手，示意不必按鈴，把手伸進柵欄門，一拔插銷就可以了。自那以后，我就“倚小賣小”（老資格）起來，拜謁時都是自己動手。再以后，有時路過匆匆拜訪來不及電話預約，敲門后長驅直入，就像回家看老母親似的任性。

記得在這小院的土花壇上，我不止一次來翻拍過楊憲益先生的資料、圖片，也翻拍過丁聰為楊憲益繪的《祝壽圖》。記得那圖嵌在鏡框里，拍照時反光，我讓同事吳曉梅捧著，翻來覆去折騰老拍不好。先生看著著急，邊用手比劃邊說：“干脆把鏡框拆開。”我說怕弄壞。先生說：“沒關系。”

月月我都要到楊府，主要是侃大山

我與先生相識于上世紀70年代末，南京市文聯恢復文學活動的初期。1985年5月，南京市作家協會成立，我與先生同時參會，并有幸合影。那時先生才60多歲，照片上還顯得年輕。由于她事翻譯，我供職的社不能出譯著，故沒有什么交集。直至20世紀80年代末，我在《東方紀事》做編輯，她的《巴金書簡》（巴金致楊苡信）和《可怕的間隔》，恰是由我當責編。

記得稿子是總編輯蔡玉洗拿來的，他對我說：“楊先生叮囑，這兩筆稿費捐給現代文學館。”愧對先生，這兩筆稿費會計科最后是否代捐了，我還真不大清楚。先生從未問過，我更不好意思向她提及。我知道，在那特殊年代，先生冒死之危保存了巴金致她的這批信，還挨過紅衛兵一記耳光。

文稿是聯系作家與編輯的紐帶。

我與先生走動最勤是在我退休后的歲月。我先在金陵老年大學編學報，后到民刊《百家湖》雜志做編輯，尤其是2012年后過從最密。說真話，最初拜訪先生，半是敬仰半是邀稿，而后才是對先生的崇拜。在那七八年間，幾乎月月我都要到楊府，或邀稿或送雜志、送稿費，當然主要是侃大山。

不僅我去，編輯部的幾個“小朋友”陳愛華、萬輝等我都帶他們去玩過。聆聽先生講那“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的故事：諸如西南聯大時她的同學穆旦、巫寧坤、黎錦揚、許淵沖，以及與閨蜜蕭珊（巴金夫人）、王樹藏（曾是蕭乾夫人）的既往。先生說她們三人一度曾住一個屋，親如姐妹，好玩的是一到禮拜天，大家各自給自己的“朋友”寫信……先生講得最多的是“我哥”（她習慣如此稱楊憲益）的事，聽罷，引起我的創作欲。我的長文《楊憲益的百年流水》就是在先生的幫助下完成的，她為我提供了多種版本的《楊憲益傳》，還有照片，并講其軼事。還有，我寫《“我的兩個祖國”——戴乃迭逝世十周年紀念》，也得益于先生的襄助。

始終自認為是個平凡的民間老嫗 不是什么名人

先生為人處世謙遜、低調，更有大慈悲。先生始終自認為是個平凡的民間老嫗，不是什么名人。一次，有位生客來訪，我恰在側，客人稱她為楊教授，她馬上更正：“我不是教授，我只是普通教師。”先生凡事喜歡替別人著想，她每給我一篇稿子，都要叮囑再叮囑：“你看有什么犯忌的地方，干脆刪掉，千萬不能給你們添麻煩。”而她對別人的錯誤，卻十分寬容。記得《百家湖》某期，刊發一篇趙瑞蕻教授（先生老伴，1915-1999）上世紀60年代輔導南大中文系學生詩社的稿子，配圖時，責編張冠李戴，錯把屠岸先生的頭像當作趙先生的配了上去，我也沒有審出來，刊出后才發現，我愧疚得無地自容。帶著責編持刊上門負荊請罪，本以為先生會發火或不高興，不料先生看后淡淡一笑對我說：“沒關系，也難怪，你也沒見過趙瑞蕻，下期發個更正就行了。”一句暖心話，說得我們感愧交并。

先生幽默。趙瑞蕻教授去世后，她遵其遺囑，把家中大部分藏書捐給趙先生的故鄉溫州大學圖書館，2018年這批書不知何因流入“孔網”，我買了一本趙瑞蕻簽字本《艾青詩選》，趙先生原有題字是：“全國第四屆文代會期間在國務院第一招待所書亭購得此冊，大快，以為紀念也。阿虹記，1979年10月底于北京。” 我持此書給楊苡看，先生瞥了一眼，詼諧地說：“溫州人會做生意。”我請她題幾個字作紀念，她揮筆寫道：“此書轉了一大圈，又被昌華兄購得，感激萬分。楊苡2018年圣誕節。”

先生善解人意。家中的保姆小陳是住家全陪的，先生百歲行動生活尚能自理時，凡自己能做的事，她不勞小陳動手，因此小陳下午有段較長的空閑時間。為改善小陳的經濟狀況，先生主動提出，叫她下午到街坊鄰居家去做鐘點工。此舉也帶來一些不便，以至有突然來訪的客人，先生必須自己手扶助行器去開門，我就遇到兩次，真為先生提心吊膽（她跌過，骨折過）。我多次提請先生，不要讓小陳再外出做鐘點工了。先生說沒關系，沒關系。“沒關系”成了她的口頭禪。

有客來訪她必須做點簡單梳理 以示對來客的尊重

先生重友誼。一個偶然，當我把羅孚（承勛，1921-2014）過世的消息告訴她時，她一臉泫然，一個勁地說羅孚為人厚道。當我了解到先生與羅孚的交往后，我就“慫恿鼓吹”她寫篇回憶文字。在我的“督促”下，她寫了篇《送羅孚兄遠行》，交稿時她還附了封信，謙稱“送上拙稿，請你斧正”，慨嘆自己“越來越喜歡在床上過日子，嗚呼！”信末，特別注上，要我閱后把信撕掉。我哪舍得！我暗中“抗旨”，留存了。說來好玩，她那份手稿有五頁，字跡清秀、工整，編輯部的小朋友們見到都想要，我最后決定將稿子復印五份，我拿原稿首頁，其余一人一頁，大家如獲至寶。后來當我把這事當笑話告訴先生時，她淡淡一笑說：“應該扔在紙簍里。”

先生晚年不大喜歡寫信。2014年我到蘇州拜訪張寰和先生，寰和是沈從文的舅太爺、先生西南聯大時的同學，她一直昵稱他是“小五哥”；聯大歲月，寰和與趙瑞蕻是睡上下鋪的兄弟。寰和托我帶封信給楊苡問好，先生看了很高興，說小五哥還記得她。我說你回封信吧，她說：“明兒寫，明兒寫。”三月后當我把寰和走了的消息告訴她時，先生一臉黯然，嘆了口氣說：“我欠小五哥一封信。”我知道先生不喜歡別人隨意公開她的信，當我表示：她致我的兩封信將來我要收入書信集時，先生不語以對。我認為這是她智慧的默許，將信收進《見字如晤》（中央編譯局，2023）中，該書今年1月出版，我第一時間寄給她“批評”時，她已在鼓樓醫院的急救室里昏睡了。

先生講究禮數，一副老派作風。客來立門迎，客走矚目送。她曾對我說，你們來之前一定要先打電話預約。后來我才明白，先生臥床時間多，有客來訪她必須做點簡單梳理，以示對來客的尊重。小陳阿姨被先生調教得也很有素養，來客一到，立馬上茶。

我和先生走得較近，我看得出她蠻喜歡我的。我常常倚小賣小，喜歡在先生面前“撒嬌”，還往往變著花樣逗她開心。先生似乎也吃我這一套。我愛涂鴉，常常寫字送她，秀才人情紙半張，用金粉在紅紙上抄《心經》為她祈福，還寫“萱堂春暉”“上善若水”“人生不滿公今滿，世上難逢我獨逢”之類。先生讓小陳把這些字貼在沙發后面的墻上，又將我送的字攤在桌上。恰那次我帶朋友去看她，她指著墻上的字，對我那位朋友說：“你看，滿眼都是張昌華。”弄得我挺尷尬。

用手指絞著手絹把玩 活像個小女生

我退休后住八卦洲鄉下那幾年，自己種菜，一次拎了一包西紅柿、茄子、豇豆和黃瓜送去讓她嘗鮮。先生高興得不得了，說她有口福，“吃上大編輯種的菜了”。

先生手腳大方，喜歡送人東西，我是得天獨厚，獲益甚多：最珍貴的是端木蕻良送給楊憲益、戴乃迭的一幅畫（一個熊貓造型的茶壺和兩只茶杯），楊憲益先生送給她，先生竟然轉送給了我。當時我不肯要，說留給趙蘅吧。先生搖搖手：“東西要落在喜歡它的人手中。”

她住院時，同室病友送她一對漂亮的鎮紙，趙蘅回寧探親時，見著要帶走。先生不讓，說是留給我的。趙蘅說她畫畫用得上，拿一個行吧。先生說一個也不行，鎮紙都是論對兒送的。

先生喜歡用手絹，有時別在中裝的口袋上，有時喜歡捏在手里，一邊與我們交談，一邊用手指絞著手絹把玩，活像個三十年代的小女生。大概她發現我也用手帕，再次去時，她拿著一個小盒子里面裝著一疊貴州蠟染手帕送我，盒子面上還寫了“張昌華、李曉賢伉儷留念”。

先生童心不泯，喜歡木偶等小玩意，沙發上下左右，滿坑滿谷擺成一圈。她喜歡瓷娃娃，臥室櫥柜里收藏了許多世界各國千姿百態的瓷娃娃。先生接待客人，都在客廳，她說男士不可進臥室，只有余斌（“口述自傳”整理者）例外。

某天她把我們叫進臥室欣賞她的瓷娃娃，玻璃柜好幾層擺滿了。先生見我饒有興趣地欣賞，便說：“你可以拿一個。”我擺擺手。回到客廳后，她拿出一個造型別致的外國木偶，對我說：“這是‘更夫’，挺好玩兒，送你。”我忙說不要不要。她有點怏怏：“你不喜歡？”我報之一笑。先生送我的小玩件太多了，我豈能貪心。最有趣的是某年春節，我帶內子去拜年，那是先生第一次見到我愛人，她從抽屜里取出一枚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紀念幣遞給我愛人。內子鞠躬擺手不肯收，先生幽默：“這是壓歲錢，你不收？”

我常騷擾先生，外地朋友想拜見先生，多找我牽線。先生大概看我的面子，從未拒絕過。但她有原則，一位朋友想要錄像，她高低不肯。

有時我還會給先生布置“作業”。先生百歲的那年，我給她寫了本冊頁，還在揚州訂制了二十本線裝宣紙小本子。先生屬羊，本子插頁用了不少名家關于羊的繪畫，紅緞封面，我題的簽：“恭祝楊苡先生百齡華誕。”古色古香，十分喜慶。先生見到很高興，還手捧紀念冊照了張相。我說：“楊先生，這二十本紀念冊，都印有獨立編號，單號送給你；雙號歸我，我送親友，晚輩向你討壽，請你簽個名。”說著我把筆擰開，塞在她手上。先生笑了：“張昌華，你給我布置作業？”其時我早把欲送者名單寫在小條上，放在她手邊，十足的強行就范：“上下款都要哦。”先生十分“聽話”，乖乖地簽了。畢，她甩了甩手說：“把我的手都寫酸了……”

2021年秋末，我與內子去看她，先生臥在床上。她指著床頭的日歷對我倆說：“我把它撕光了，就完了。”我馬上接話，“你撕不完的，沒等你撕完，我就給你掛上新的了。”先生自嘲似的一笑：“古人說老而不死就是賊。”后來一次去看她時，我特地寫了“千歲樓”三個字送她，我說：“皇帝是萬歲，你是八千歲！”先生高興得直笑。

胸懷與格局非一般人想象

2022年元旦、春節期間，我數次電話表示要去看她，先生以疫情為由婉拒。我只得將備好的掛歷、賀卡之類，用快遞郵去。大半年未見先生，很是想念。我打電話給小陳，她回我：“奶奶不讓。”我心想這回不讓也得讓，我偕內子強行前往。恰小陳外出做鐘點工了，門不得開，我走“后門”終于見到久違的先生。先生不讓我來是真，我來了她高興那才更是真。那天先生興致極高，談笑風生。因她晚年不喜歡與人合影，聽說前些時候陳虹、鄒小娟、鄧小文合伙去看她，要合影。先生不干：“你們怕照不到啦。”這次我也不敢提照相的事，只在她與內子聊天時偷拍了一張，時為9月18號，孰料這竟是最后一幅。

11月22日，趙苡告訴我：“媽媽的‘口述自傳’已出版。”說她剛見到樣書，夸譯林社下了血本，做得十分精致。她又說：“我媽媽在有生之年還能看見這本書出版，真是件幸事，等書出來，媽媽一定會送你一本。”聽到這個消息太高興了，我馬上用紅紙寫了一張“喜報”發到朋友圈：“恭賀楊苡先生口述史出版。”并抄一聯：“高不自鳴看碧岫煙云若隱，老當益壯問青松歲月幾何。”

我是一個性急的人，讀書總想先睹為快。我也不乏人脈，一個電話，次日便收到該書責編魏瑋快遞來的《楊苡口述自傳》，編號竟是“0007”。

疫情肆虐，國人十九都感染了，先生亦不能幸免。歲末住院，我無法向她賀年，將她的一首小詩抄在大紅紙上，拍成照片，發給小陳阿姨，請她讓先生看看，讓老人家高興一下。先生詩云：“人之一生，命中注定。死者已矣，生者猶生。有信上帝，有信神靈。愛情不朽，友誼長存。”

靜水深流，先生的胸懷與格局非一般人想象，她繼承津門楊家喜歡“捐”的傳統：抗戰時，她母親曾為前線將士捐寒衣；抗美援朝時，她哥（楊憲益）捐了架飛機；她收藏的巴金的信、沈從文的字等早捐上海圖書館了，如今她把她的“千歲樓”——那座花木扶疏的小院，慨然捐給了南京市作協，真是“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

先生走時我不在南京，沒能送行，奉上一份菲薄的奠儀，也被親屬退回，只能以一只花圈聊表寸心。4月18日，趕在故居捐出前，我獨自到先生的小院，請同生兄（先生的大女婿）帶我進先生的故居內，拍了一組先生遺物的照片和一段小視頻作紀念。

楊苡先生家小院的門關上了，而先生風雅風度風骨和風范將垂之久遠。

2023.6.13定稿于金牛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