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紅樓夢》，嘆大觀園之盛美，一直認(rèn)為此園乃曹雪芹妙筆之生花而已。偶讀袁枚的《隨園詩話》，看到“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fēng)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這引起我極大的興趣。袁枚是清朝乾嘉時期著名的詩人、散文家，與趙翼、蔣士銓合稱“乾嘉三大家”，文名與大學(xué)士紀(jì)曉嵐齊名，時稱“南袁北紀(jì)”，大觀園怎么會是袁枚的隨園呢？

搜閱《清史稿》《隨園詩話》《小倉山房文集》《袁枚年譜》等史書，弄清了隨園的來龍去脈，也心生出眾多感慨。

袁枚因為父親去世，辭官歸家，奉養(yǎng)母親，于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購買了江寧隋氏的廢園。此園本為曹寅所建，雍正初年，曹因罪被抄家，內(nèi)務(wù)府郎中隋赫德接手此園，改名隋園。不久，隋赫德又因貪污被抄家，此園荒廢，被袁枚購得，袁枚從此寓居于此，改名隨園，自號隨園老人。

“隨園一片荒地，我平地開池沼，起樓臺，一造三改，所費(fèi)無算。奇峰怪石，重價購來，綠竹萬竿，親手栽植。器用則檀梨文梓，雕漆槍金；玩物則晉帖唐碑，商彝夏鼎；圖書則青田黃凍，名手雕鐫；端硯則蕉葉青花，兼多古款，為大江南北富人家所未有也。”（袁枚遺囑）袁枚匠心獨運(yùn)，自己設(shè)計，自己雕琢，把自己的心境、文境、性境全部融入修筑之中，使此園聲名遠(yuǎn)揚(yáng)，文人墨客、商賈達(dá)官慕名造訪，以致門檻都被踩壞，年年都要更換。

可見隨園美景多么令人羨慕。不過，了解隨園建設(shè)發(fā)展過程，了解袁枚的處世之道，我不僅僅羨于此園的美和景。

袁枚辭官時，有積蓄3600兩銀子，購買此園，花了300兩，可修筑建設(shè)、配套器物，花費(fèi)巨大，他的那點積蓄，不到兩年就全部用光了。錢從何來？他沒有因為是縣太爺而巧取豪奪，全憑自己善于經(jīng)營的頭腦和不辭辛勞的雙手。他將隨園的田地、山林、池塘租給十三戶人家，收取租金；他利用自己的詩名，賣文所得頗豐；他自己寫書、印書、銷書，收入不少；他絳帳授徒，教授子弟，收入可觀；他把隨園的所有圍墻全部拆除，告訴社會：“放鶴去尋三島客，任人來看四時花”，大搞現(xiàn)如今的“鄉(xiāng)村游”“農(nóng)家樂”。同時，隨著隨園聲名鵲起，他辦起了“特色餐飲”，從食材采辦加工到烹調(diào)裝盤乃至菜品用器等，都作深入研究，寫了厚厚一本《隨園食單》，做出了名聞天下的菜肴，使隨園成了文人雅士賞花觀燈、飲酒賦詩的絕佳場所。更讓人感慨的是，袁枚縣令不當(dāng)，回家當(dāng)老百姓，同樣造福社會，同樣干得風(fēng)生水起，同樣令世人刮目敬佩。相比之下，有的人走上仕途，除了會做官，好像其他都不會做了。

袁枚辭官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有的說他仕途坎坷，使他無意吏祿；有的說他生性是個不安穩(wěn)的人，不耐學(xué)書，不耐作詞，不耐仕宦（嚴(yán)迪昌《清詩史》）；有的說他是個隨性之人，不會陽奉陰違，不會用心施計，不會迎上欺下……這些解釋都有一些依據(jù)，不過，正史中無法考證，倒是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他做官也是一個好官，從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他外調(diào)江蘇，先后于溧水、江寧、江浦、沭陽共任七年縣令，所到之處政治勤政，頗有聲望，“終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訟獄，立判遣，無稽留者。”他不但自己清明，還特別擅長處理百姓的家務(wù)糾紛，幫韓姓女洗卻冤情，慎刑不殺盜米之人，都在有關(guān)史料中有記載。

袁枚頭腦靈活，善于經(jīng)營，當(dāng)過七年縣太爺，但七年縣令而辭官時只有3600兩銀子，可到他去世時，其遺囑記有銀2萬余兩，田產(chǎn)價值萬余兩，可謂家產(chǎn)豐厚。“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袁枚靠隨園，實現(xiàn)了自己的人生價值，也靠隨園積累了豐厚家產(chǎn)，更靠隨園把自己的聰明才智留給了社會，留給了歷史。這樣的隨園讓人十分羨慕，十分敬佩。

可惜的是，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隨園毀于太平軍的戰(zhàn)火，至今隨園、百步坡的地名還在，但已物是人非。不過，即使遺跡遺址，盼今人還是要去流連一下，和我一樣，生出羨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