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重要的歷史人物，他的接受史總是越豐富，頭緒紛繁，資料龐雜而且數量巨大，如果陷入其中，就難以自拔，容易作漫長的博而寡要的綜述。這時的救偏之策之一也許是在通觀全局之后，先就此中若干緊要的節點做出簡要說明，清理出線索來，然后再來細細理會。這里擬就中國文學史上的陶淵明（365-427）的接受史做一極簡的敘述。

一

偉大的詩人陶淵明生前并無盛名，有些知名度也不是因為他的詩文，而是因為他乃是當地一位比較重要的隱士，是所謂“潯陽三隱”之一（另二位是劉遺民、周續之）。陶淵明死后，他年輕的朋友顏延之為之作《誄》，重在歌頌他的人格魅力，幾乎不談他的創作。沈約是首先為陶淵明立傳的人，看重的仍然在他的隱士身份，把他安排在《宋書》的《隱逸傳》之中；而在相當于《宋書》文苑傳之評論部分的《謝靈運傳論》中，雖然提到了當年相當一批作家，其中沒有陶淵明。唐初官方重修《晉書》，陶淵明仍然被安排在《隱逸傳》中。

如何接受歷史人物最重要的是一個定位問題，把其人的塑像或牌位安頓在哪一種類型之中，乃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只有先把人物所屬的類別弄恰當了，然后才能談到其他。

陶淵明是一位半路出家的隱士。他本來是當官的，41歲那年斷然歸隱。對此沈約提出一個解釋，說他預感到東晉王朝將被手握重兵的權臣劉裕取代，而他的曾祖陶侃當過本朝的大司馬，所以他“恥復屈身后代，自高祖（劉裕）王業漸隆，不復肯仕”，于是拋棄彭澤令的官位，回鄉隱居。沈約這一大膽猜測后來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南朝，較早重視陶淵明之文學創作的有作家鮑照和江淹，學者鐘嶸（466？ -518？）和蕭統（501-531）則是里程碑式重要人物。

鮑照模仿過“陶彭澤體”的詩；江淹在他的名作《擬古三十首》中有擬陶淵明的詩一首，寫得形神俱似，以至后來被編入了陶淵明的集子，很久以后才被發現并予以剔除。詩人的眼光多有高于史家者，他們的手段不是為前人立傳，而在用文學的手段顯示其人的風神。

理論批評家鐘嶸《詩品》率先將陶淵明定位為詩人、才子（凡進入《詩品》的皆為才子），列入中品，評語是：

其源出于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凈，殆無長語。篤意簡古，辭興婉愜。世嘆其質直。至于“歡然酌春酒”“日暮天無云”，風華清靡，豈直為田間語耶？ 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這一段意見后來引起許多批評：陶詩“源出于應璩”的結論很難理解；鐘嶸特別看好陶淵明那些“風華清靡”的詩句，應當是受到他本人生活的齊梁時代詩風的影響，而這并非陶詩的主流，特別強調這一方面不符合陶淵明的本色；只把陶淵明安排進中品，更是大遭批評。有人甚至捏造說，在某一版本的《詩品》中陶淵明原是安排于上品的，后來卻誤入中品了。用這種異想天開的手段來訂正鐘嶸，簡直匪夷所思。

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比起過去那些根本無視詩人陶淵明存在的史家沈約、評論家劉勰（他的《文心雕龍》評及大批作家，竟沒有提到陶淵明）等人來，鐘嶸將陶淵明定位于詩人，見識已經高出前人一頭，這一貢獻是很了不起的?！昂喒拧薄巴駩堋钡脑u語也相當深刻到位，足供參考。看文學批評家的水平如何，要同前人以及他同時代的人相比，不必用后人來比較。

蕭統首先取陶淵明的文學文本為他編了一部集子，撰寫序言，為他立傳，又將他的作品選入《文選》（凡九篇），其選目很見水平。

在陶淵明的接受史上，蕭統功勞極大。具有開創性的編輯家和自有眼光的選家就是批評家，關心文學接受史的后人絕對不能忽略編輯家和選家，當然，一般的并無獨立見解、只做一些編輯技術工作，或是把公認之佳作打成一包推出的平庸的選集的編者，在接受史上是可以置之不理的。

蕭統《陶淵明集序》前半先用大量的篇幅歌頌陶淵明韜光遁世、不忮不求的高尚人格，后半談到他的詩文，提出了比較系統的見解：

有疑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其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蕩昭章，獨起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者乎！ 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更加搜求，粗為區目。白璧微瑕者，惟在《閑情》一賦，楊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必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 并粗點定其傳，編之于錄。嘗謂有能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爵祿可辭，不勞復傍游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風教爾。

蕭統其人正統，為陶集寫的序中不免很有些以“風教”為重的氣息，他又指名批評《閑情賦》，認為大可不寫這種影響自己聲譽的東西，這些意見難免會引起后人的反感；但他對陶淵明作品的評價和頌揚，確有真知灼見。蕭統指出，陶淵明其人既是大賢，創作又非常之高明。“文章不群”的“文章”包括詩、賦、文（《文選》中也正是包括這幾大類作品），“不群”則是說陶淵明的水平超越流俗——這是比鐘嶸要高得多的評價，也是大有見識的。

要之，陶淵明在南朝的接受有過三個階梯：沈約——潯陽著名隱士；鐘嶸——中等詩人才子；蕭統——一流賢人作家。不斷變遷升格，陶淵明的處境越來越接近后來的定評了。

二

陶淵明在唐朝的被接受較少亮點。唐詩中提到陶淵明的地方甚多，往往是就他的某一側面立言，或僅僅是用為典故，略一提到以為點綴而已。錢鍾書先生說：“余泛覽有唐一代詩家，初唐則王無功，道淵明處最多；喜其飲酒，與己有同好，非賞其詩也。爾后如王昌齡、高達夫、孟浩然、崔曙、張謂、李嘉祐、皇甫曾、嚴維、戴叔倫、戎昱、竇常、盧綸、李端、楊巨源、司空曙、顧非熊、邵謁、李頻、李群玉、盧肇、趙嘏、許渾、鄭谷、韋莊、張蠙、崔涂、崔道融、汪遵等，每賦重九、歸來、縣令、隱居諸題，偶用陶公故事。”（《談藝錄》）不過這些情況仍應引起重視，因為這樣比較廣泛的被接受，表明陶淵明其人其詩在唐朝已經廣為流傳。有了文集，很便于流傳，而《文選》在唐代的地位和影響更是如日中天。

在陶淵明接受史上，宋朝是最值得注意的一段。這時出現了多種陶集的刻本，又有帶注釋的本子，大大有助于陶淵明作品的進一步流傳，為陶淵明編年譜也開始有學者來做，許多著作對陶淵明作出評價?！皽Y明文名，至宋而極”（《談藝錄》），對陶淵明的研究也從此進入一個新階段。

宋代有兩個人的意見特別重要，一是大文豪蘇軾（1037-1101），一是理學大宗師朱熹（1130-1200）。

蘇軾極端欣賞陶淵明的詩，他曾說過：“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予。字大紙厚，甚可喜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后，無以自遣耳。”（《東坡題跋》卷一《書陶淵明羲農去我久詩》）此言或不免夸張，而其熱愛陶淵明詩的感情則完全是真實的。

蘇軾闡述陶淵明詩的妙處，有道是——

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東坡題跋》卷三《書李簡夫詩集后》）

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東坡續集》卷一《與蘇轍書》）。

所貴乎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東坡題跋》卷一《評韓柳詩》）

東坡指出，陶淵明為人為詩都非常篤實樸素，作品少而精，外觀平淡干枯而內里豐腴味美。這些確為陶淵明的高處，而前人未嘗說清楚的。蘇軾曾經逐首追和陶淵明的詩（一百零九篇后尚有十五篇），他自己非常重視；他的弟弟蘇轍在他的影響下，也和了幾十首，并將這些和詩編輯為四集，又作《追和陶淵明詩引》，其中引用乃兄的來信，大力表彰陶淵明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的基本藝術特色，這八個大字后來常常被引用。

蘇軾認為陶淵明的詩高于曹植、劉楨、鮑照、謝靈運、李白、杜甫，也就是高于建安、南朝和唐代的一切詩人，這就把陶淵明放到五言詩發展史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上去了。東坡一言九鼎，陶淵明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崇高地位由此得以確立。

東坡又曾以陶詩為例，具體分析淵明文學語言的妙處，惠洪《冷齋夜話》（卷一）載：“東坡嘗言，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看有奇趣，如‘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ò创四私湍７绿諟Y明詩作中的句子，當時尚不明真相）又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衷弧\靄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舐什鸥咭膺h，則所寓得其妙，造語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不知者困疲精力，至死不之悟，而俗人亦謂之佳?！毕襁@樣具體深刻的分析，沒有創作經驗的學究，是不容易說得如此透徹的。在文學接受史上，有見解的作家往往高于死啃書本的學究。

朱熹既是理學的集大成者，又曾在陶淵明的家鄉（南宋時稱為南康軍）做過地方官，所以他特別強調陶淵明一生講究義利之辨，品德高尚，足以為地方以至全國之精神文明建設提供寶貴的營養，他說：“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個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晉、宋人物。”（《朱子語類》卷三十四）他對于同陶淵明有關的物質文化遺產，如據說是陶淵明曾經“醉臥其上”的所謂“醉石”以及他的故居遺址都非常注意保護和宣傳，又新建了紀念性的“歸去來館”。朱熹還在當地學宮之東建立以陶淵明為首的“五賢祠”（另外四位是劉凝之父子、李公擇、陳了翁），其西則建濂溪周先生（理學先驅周敦頤）祠，以二程先生（程頤、程顥）配。經過朱夫子的大力鼓吹，陶淵明幾乎已經成為理學的先行者了。

朱熹高度重視陶淵明的政治品德，強調他忠于君王、“不仕二姓”的高尚節操，竭力將陶淵明樹立為合乎此時規范的道德標兵。他的《向薌林文集后序》發揮了沈約最先提出的“恥復屈身后代”說，朱熹明確地寫道：

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后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概見，而其高情逸想播于聲詩者，后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于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后節概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

這無非是把先前沈約的猜測加以確認，并進一步予以拔高。專制主義時代的“大倫大法”是理學家奉若神明的大原則，是絕對不允許動搖的。在朱熹之后，以“忠（忠于東晉）憤（憤恨宋文帝劉裕）”論陶成了陶淵明評論研究中的一個主旋律，稍后問世的代表理學家見解的湯漢《陶靖節先生詩注》就是陶詩“忠憤”說的一大策源地、根據地。（參見顧農《陶詩“忠憤”說的策源地——讀湯漢〈陶靖節先生詩注〉》，《中國典籍與文化》2022年第1期）

理學的地位越來越高以后，朱熹論陶的觀點也日益深入人心，這對陶淵明作品的經典化起了很不小的作用，同時也讓似是而非的“忠憤”說長期流行，至今仍然在發揮作用，妨礙人們正確地認識陶淵明。

朱熹直截了當地把陶淵明取得很高文學成就的主要原因歸結他為他是東晉王朝的忠臣，品德極其高尚。有德者必有言，原是儒家的一個基本觀點（《論語·憲問篇》：“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保?，到朱熹這里，更以陶淵明作為一個因有德而有言的光輝典型。

在理學家當中，朱熹是文學修養最高的，他自己的詩也寫得很有水平，所以他對陶淵明的文學成就也確有深入的體會，例如他說：“淵明詩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彼挚闯鎏赵娭幸灿泻婪诺某煞?，“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保ā吨熳诱Z類》卷一百四十）。這就揭示了陶淵明其人其詩的某種復雜性，這是很有眼光的。朱熹同完全干巴巴的理學家還是很有點不同。

在宋元明清幾朝，對陶淵明著作的注釋、分析、研究一直沒有停止，出現了許多有價值的學術成果，但涉及接受史全局的大格局沒有多少變化，這種情形要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才發生顯著的變遷。

三

“五四”以后關于陶淵明接受的材料極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1873-1929）和魯迅（1881-1936）的有關論述。

梁啟超關于陶淵明的高論，集中地見他的《陶淵明》（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一書。書中提出的陶淵明享年56歲說，一度很有影響，引發了重新研究陶淵明生平的熱潮，不無積極意義；但他的56歲說是站不住腳的。梁啟超重要的貢獻在于他明確批評了一向流行的“忠憤”說，指出陶淵明歸隱的原因“只是看不過當日仕途的渾濁，不屑與那些熱官為伍，倒不在乎劉裕的王業隆與不隆”?！爱敃r士大夫浮華奔競，廉恥掃地，是淵明最痛心的事。他縱然沒有力量易風移俗，起碼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喪掉。這是淵明棄官最主要的動機……若說所爭在什么姓司馬的姓劉的，未免把他看小了?！碧諟Y明“忠憤”說至今不衰，由此即可見梁啟超學術思想的深刻和超前。

中古的改朝換代大抵采用禪讓的模式，既然是“堯舜禪讓”而非“湯武革命”，那么臣民就無須始終不渝地效忠于前一個王朝，而可以很順當地與時俱進。趙宋以后形勢不同了，國力較弱，時時感受到外敵的壓力，于是特別強調“忠君”，歷史須古為今用，于是古代的高人也必須首先在這一方面做出榜樣。當年以“忠憤”論陶詩是可以理解的，時至今日仍然有些學者把“忠憤”當作陶淵明的本質優點，似屬食古不化，更加是未免把陶淵明看小了。

魯迅論陶的意見散見于他的雜文隨筆之中，缺少系統集中的說明，但由于他的深刻和尖銳，也由于他在思想文化界崇高的地位，他的意見影響非常大，至今時時被學者引用，例如下列三則論斷，就給人很多教益：

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于漢末與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但他沒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于世事也并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罷了。還有一個原因，先已說過，是習慣。因為當時飲酒的風氣相沿下來，人見了也不覺得奇怪，而且漢魏晉相沿，時代不遠，變遷極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大感觸，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進，往往詳細寫著，再仔細一看，他是已經經歷過兩三個朝代了，但當時似乎并不為奇。（《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

凡是有名的隱士，他總是已經有了“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晝耕田，晚澆菜，夜織屨，又那有吸煙品茗，吟詩作文的閑暇？ 陶淵明先生是我們中國赫赫有名的大隱，一名“田園詩人”，自然，他并不辦期刊，也趕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漢晉時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給主人種地，營商的，正是生財器具。所以雖是淵明先生，也還略略有些生財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沒有酒喝，而且沒有飯吃，早已在東籬旁邊餓死了。（《且介亭雜文二集·隱士》）

被選家錄取了《歸去來辭》和《桃花源記》，被論客稱賞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卻有時很摩登，“愿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于床前”，竟想搖身一變，化為“阿呀呀，我的愛人呀”的鞋子，雖然后來自說因為“止于禮義”，未能進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亂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膽的。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著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六至九》）

第一段實際上否定了“忠憤”說，第二段從經濟基礎的角度論陶，第三段指出陶淵明作品的復雜性，皆為發人深思的不刊之論。（參見顧農《魯迅論陶淵明及其方法論啟示》，《上海魯迅研究》總第84輯，2019年第3輯）

四

總起來看，在陶淵明接受史上，鐘嶸、蕭統、蘇軾、朱熹、梁啟超、魯迅是六位最重要的大人物。在一般意義上做過若干學術工作的專家自然也各有其貢獻。能夠改變接受史格局的總歸是少數大師，我們當不了大師，但應當高度重視他們的工作和結論，作為我們從事具體學術操作重要的指導和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