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覺得我欠著那段生活，必須以文學的方式償還，因為它是我現(xiàn)在正在寫的這些東西的另一極，是催生和構成我們整個文學世界的物質基礎。當我提到火烈鳥、蘇門答臘大猩猩、科摩多巨蜥，留尼汪島、加拉帕格斯群島、肯尼亞國家公園這些物種名字和地名時，我仍然會心跳加速，并非那六年《人與自然》雜志的編輯生活，而是它們期許給我們的東西與文學讓我們置身其中的感覺太不一樣了，前者清晰，直接，單純，從不拐彎抹；而文學世界命令我們脫離事物精確的意義，字詞里必須有某種能夠超越語言和含混的東西。自然用規(guī)律和規(guī)則來解釋事物；而文學靠歧義去定義和反擊生活。

《我們去看火烈鳥》始于我一次真實的經歷，也就是說來到西班牙后，我有一次與朋友去了塞維利亞的火烈鳥保護區(qū)去看了原先只在雜志上見過的火烈鳥。故事當然是虛構的，同行的人當中誰也沒有打電話，因為在保護區(qū)打電話是被禁止的，那些脆弱的非洲來客對來自人類的任何聲響都非常警惕。但是別看那些家伙在湖邊和沼澤地里似乎是在濫交，為了盡早懷上下一代以便及時趕回非洲，它們在擇偶這件事上似乎饑不擇食。但這是假相。人性和動物性在本質上不會差得太多，在求偶這件事上兩者都有排外性，但人會偽裝，而動物可能直接大打出手，直到勝出為止。

這篇小說不復雜。盡管結尾我設計了一個讓人困惑的場景。為了不影響讀者閱讀，在這里我避免談論它，我更愿意與讀者們一起去回憶去年五月的那次拜訪，我們幾個人去看火烈鳥的那個陽光燦爛的日子。事實上那天除了湖中成群結隊的火烈鳥，湖邊還有成片的薰衣草也吸引住了我們。我從沒見過這么多紫色的花聚在一起從而形成一個紫色的海洋，那種單一的紫色到最后都不美了，而是讓人驚恐。一種紫色的對于這個樂園的獨裁。它有點像是一個虛構地理，就是阿爾維托·曼努埃爾在《想象地名私人詞典》中寫過的那些不存在的地方，比如，一個路會自己就會走起來從而成為世界上所有的路去度假的海島；一個每一條路都左拐但其中一條通往永恒的國家；一座到了晚上花生居民就會穿上套鞋靜下來做紙袋子的紙袋子宮殿……曼努埃爾在他另一本書《迷人怪物·辛巴達》里這樣解釋這本書以及像“烏托邦”“奧茲國”“香格里拉”這類地名的來源：這是因為我們居住的世界因我們的想象力已經顯得過于擁擠了，我們才不斷創(chuàng)造新的地方，以節(jié)省真實的空間，為我們深夜噩夢和崇高志向提供絕佳的舞臺。塞維利亞的這個自然保護區(qū)已經善解人意地為我們省掉了想象力，我可以放心地拿這樣一個地方來寫小說：無論你瞄向水中的火烈鳥，還是我們當時腳下的薰衣草，你都會覺得那是一個地球上并不存在的想象之地。

虛構世界與真實世界在那一天在那一刻沒有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