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我的散文寫作大體上沿著兩個方向掘進：一個是歷史題材，另一個是現實題材。歷史題材寫作是為了向中華民族、偉大文明致敬，從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現實題材的寫作則是為了時刻保持與火熱現實的緊密聯系，讓自己的寫作不脫離時代。相較而言，前者寫作難度更大。我精心選擇了一批對中華文明有過巨大貢獻的歷史文化名人作為寫作對象，試圖表彰其事跡，發掘其對于當下文化建設的意義。這樣的寫作是很費力的，每一次寫作，都要閱讀大量典籍，通過思考、提純，找準恰當的切入點。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令我驚嘆，讓我入迷。

正是在這閱讀、思考和寫作中，我逐漸體會到中國傳統散文獨特的古典美，發散著迷人的光輝。這種感覺是妙不可言的，很難用精準的語言來概括。后來讀到董橋的一句話，深以為然。他說，“散文須學、須識、須情”，正如英國數學家、哲學家阿爾佛雷德·諾斯·懷特海德所說，“深遠如哲學之天地，高華如藝術之境界”。我想，傳統散文之所以呈現出這樣的神奇魅力，根本原因在于其有學、有識、有情，從而達到了如哲學之天地般深遠、如藝術之境界般高華。我陸續發表了《呼喚散文的古典美》（《雨花》2018年第3期）、《重塑中華散文的古典美》（《東吳學術》2019年第3期）等文章，希望引起散文界的重視。

“學、識、情”是散文的生命

散文須有學，就是要有學養。所謂學養，不是單純的書本知識。學養與知識儲備有著密切的聯系，但又不僅僅是知識儲備。學養是學問和修養的綜合，是體現在一個人身上的整體氣質，一種非常自然的能夠傳遞生命信息的書卷氣。蘇東坡說：“腹有詩書氣自華。”作家的學養決定了散文的厚度。好的散文，應當以知識為核心，閃爍著知性的光輝，流露出作家的學養、涵養、修養，以及對歷史和文化的深刻反思，應該具有厚重的文化意識和深邃的歷史感。古人那些優秀的散文作品，總是蘊含著知識的光輝，令人回味無窮。中國古典散文是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同時也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之所以能夠承擔起這一重任，是因為它們的作者都是學富五車的學者。今天的散文創作能否承擔起這一重任，同樣取決于作家是否具備相應的學養。

散文須有識，就是要有見識。“識”與“學”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有學未必有識，但有識必先有學。學是識的前提和基礎，識是學的升華和結晶。思想的深度決定著散文的高度。唐代劉晏總結孔子等人的教育思想，明確提出“士先器識，而后文藝”的文藝觀，強調“士”要先培養自己的胸懷、器識，培養自己對社會、對人生的基本信仰和價值觀，然后才能從事文藝創作。“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曾在《典論·論文》中強調了文章的價值，認為文學創作是有關治理國家的偉業，是萬世永不消亡的大事。可以說，中國散文形成之初，就不是為作文而作文，而是自覺承擔了較為重大的社會責任，表現了當時人們最關切的問題。春秋戰國時期，《左傳》《戰國策》中的那些文章，討論的都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帶有明顯的時代印記。白居易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縱觀古代散文傳統，占據絕對優勢和統治地位的是“文以載道”的創作主張。在作品中表達一種價值、一種追求，或者表達對某種價值的希冀和愿望，這不就是文學的責任嗎？《論語》的“仁義禮智信”，《道德經》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的“天人合一”“清靜無為”，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韓愈的“不平則鳴”，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等，這些都是“道”，表現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天下觀、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作家有著怎樣的胸襟，才有怎樣的格局；有著怎樣的格局，才有怎樣的境界。有大胸襟者，方有大格局；有大格局者，方有大境界。

散文須有情，就是要有情感、有情懷，有情的散文才有溫度。“情感”是散文的基底和內核，沒有情感的散文是冷冰冰的，不能給人以溫暖。中國散文素有偉大的抒情傳統。陳世驤認為：“抒情精神在中國傳統之中享有最尊尚的地位，正如史詩和戲劇興致之于西方。”我國古人沒有情感教育這個概念，但是很多散文實際上起到了情感教育作用。像韓愈的《祭十二郎文》，歸有光的《項脊軒志》，都是以情動人的上品。清代張潮表示：“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飾乾坤。”散文是“情感的試金石”。作者有沒有情感、情懷，從他的散文中一望而知。散文必須有情，但不能過度抒情，不加節制的抒情逾越了散文的邊界，必將招致讀者的反感。

散文須學、須識、須情，是一個很高的標準。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我努力向這個標準靠攏，但深知自己學養不足、見識不深、功力不夠，只能通過多讀經典、不斷學習來彌補自己的先天不足。縱觀當下的散文創作，這一問題也或隱或顯地存在著。不少散文，可以說才華有余，學識不足，沒有感情。也許有的作家忙于創新，不屑于學習傳統，這是很危險的。20世紀80年代，汪曾祺曾經語重心長地說過：“有些青年作家不大愿讀中國的古典作品，我說句不大恭敬的話，他的作品為什么語言不好，就是他作品后面文化積淀太少，幾乎就是普通的大白話。作家不讀書是不行的。”“看來所有的人寫散文，都不得不接受中國的傳統……既然我們自己的散文傳統這樣深厚,為什么一定要拒絕接受呢？我認為二三十年來散文不發達，原因之一，可能是對于傳統重視不夠。”我相信，不管散文如何變化如何創新，它的這些基本價值永遠不會過時，學、識、情，這個本不能丟。這是散文的生命，是散文的靈魂，也是散文之所以存在的價值之所在。廣大讀者之所以依然愛散文，愛的就是它所傳達出的真善美。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根深才能葉茂，本固才能枝榮。

優秀傳統文化是散文創新的發動機與助推器

傳統與現代從來都不是一對矛盾。相反，優秀傳統文化是散文創新的發動機、助推器。把傳統與現代截然割裂開來、把繼承與創新對立起來，把傳統視為負擔，視為創新的障礙，是一種不可取的簡單粗暴的做法。回望傳統不是要回到傳統，繼承傳統不是要固守傳統。學習、繼承古典散文中的優秀傳統正是為了更好地創新。“守正創新”，根本在于守正，目的在于創新。散文創作要尋求突破，必須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大膽創新。要敢于挑戰前人，也要敢于突破自我。散文是一個開放的文體，在語言、結構、敘事、抒情、說理等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創立的現代散文即白話散文，是以魯迅為代表的前輩作家，將中國古典散文傳統與西方散文（隨筆）結合創新的產物。在現代散文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古典散文的傳統從來都沒有斷裂過。而且在一些現當代作家的散文中，明顯有著對于古典傳統的傳承。如魯迅、孫犁、汪曾祺等，他們的作品很好地展現了中國文章的神韻。特別令人欣喜的是，活躍于當下文壇的中青年作家如李敬澤、夏堅勇、徐風、祝勇、李舫、潘向黎、穆濤、劉東黎、劉瓊、胡竹峰、傅菲、蘇滄桑等人的作品中，我讀到了中國文章的一脈余韻。他們有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基，他們的散文深具學、識、情，同時又勇于并善于創新。他們的創作活力十足，同時又有強韌的后勁，在當下散文創作隊伍中處于中堅地位。

但是也要看到，當下散文創作中仍存在不少問題。有的以創新之名，濫用虛構的權利，破壞了散文的真實性原則，放棄了散文的真誠品格和寫作倫理。有的把“真實”簡單等同于“寫實”，滿足于生活瑣事、日常經驗、小情小感的記述，沒有找到散文寫作的大道，思想性、藝術性都欠缺。這兩種看似處于兩個極端的寫作，其實都源于傳統根基不牢。所以，只有根植于傳統文化肥沃的土壤，并積極吸收一切優秀文化豐富的養分，借鑒其他文體優長的表現方法，敢于探索也善于創新，現代散文才能綻放出絢爛的花朵。

（作者：徐可，系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