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陳新先生不太熟悉，只見過一兩次面，記不清是在哪個場合了，也沒有機會和他說過話。印象中的他總在一旁默默地抽煙，是普通而有些古板的老頭。但“陳新”這個同樣普通的名字可是早有所聞，而且格外景仰的。他是人民文學出版社資深的編審，學識廣博，目光銳利。1986年籌建《全宋詩》編撰的班子時，傅璇琮先生特意推薦陳新參加，有陳新審校把關，就大可放心了。《全宋詩》最后緊張定稿時，陳新先生就常坐公交來北大，賓館住不起，就在勺園租了一間學生宿舍住，食堂吃飯，日復一日，到老化學樓簡陋的古籍所審稿。那時陳先生年屆古稀，審校上千萬字稿子，字斟句酌，任務很重，而報酬極低，實在不容易。《全宋詩》這部巨著的完成，陳先生花費的心血最多，是名副其實的功臣。近日讀了陳新先生的文集《錦衣為有金針度》（漆永祥、王嵐編，人民文學出版社），想到老先生夜以繼日看稿子的情形，更是肅然起敬。

陳新先生只上過小學，完全是自學成才，從當校對員，到編審，終于成為文獻學、編輯學的權威學者，屬于古籍整理界人人嘆服的“天花板”的專家。這本身就是一個傳奇！

古籍校勘工作很寂寞，辛苦，是為他人做衣裳，但又是實實在在、專業性很強的學問。陳新先生畢生從事這個冷門的工作，數十年如一日，黃卷青燈，求真求善，為中華文化的積淀做貢獻。對陳先生而言，編校考證不只是一份職業，更是超越功利的“志業”，是和吃飯、喝水一樣的生活方式，他沉浸其境，自得其樂，那種癡迷的愉悅，也是一般人所不能擁有的！ 先生的一生很多波折，但有自己的“志業”，與世無爭，又是何等的充實和幸福！ 可惜在這個浮躁的時代，像陳新先生這樣有真才實學，坐得住冷板凳，以“志業”的精進為樂的學者，越來越是鳳毛麟角了。我說陳新是一個“傳奇”，也包含這個意思。

《錦衣為有金針度》這個書名起得好。“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鴛鴦圖刺繡好了，可以讓人隨意去觀看欣賞，卻不必把繡花的“金針”送人。似乎還可以這樣解釋，織好的“錦衣”天衣無縫，我們只能欣賞，卻不一定知道其針黹之功。可是，陳新先生是大公無私的，把他古籍編校過程的艱辛，以及如何整理的“秘要”“決竅”都交代傳授給人了。編《全宋詩》時他是嚴格而又負責的導師，總是細心給學生指點迷津，以“金針”度人。他的這本論集大都是古籍編校工作中的筆記和論說，沒有一般論文那樣的架勢，但都非常切實地總結和提示了古籍整理工作尤其是編校工作的很多經驗，其中有些屬于規律性的觀點和方法性的結論，豐富了文獻學的內容，是鮮活有料的文獻學。

我對古籍整理是外行，但當研究生時也學習過目錄版本之類的學問。當初做文學史研究，要翻閱很多舊期刊，鑒別作品不同的版本，也是要講一點版本、目錄和校勘的。記得當初每研究一個問題，都要從查閱大量原始材料開始，做很多的卡片。大量的書刊翻閱，過后可能只留下些許印象，但有這種“過眼錄”，才有歷史感和分寸感，讓我后來的治學受用。文獻學是基礎性學問和方法，凡是從事文史哲研究的學人，都必須要有所習得的。當年參加《全宋詩》編撰的年輕學者，曾受惠于陳新先生，他們現在編了這本陳先生的古籍整理論集，就是最生動切實的文獻學課，文史哲的學生最好都讀一讀。當年我擔任中文系主任，也曾經提倡所有中文專業的學生特別是研究生都要學點文獻學。不知道如今中文系是否還把文獻學作為基本的課程。

讀陳新先生的文集，紀念《全宋詩》的編撰和出版，也讓我想起《全宋詩》在北大出版社出版的過程。

在調到北大出版社擔任總編輯前，我一直教書，對于出版并不熟悉。我認為北大出版社和“北大”這個名字聯系一起，應當很珍惜，做到既進入市場，又和市場保持一定的距離，處處不忘維護學術品味。我們北大社沒有必要和社會上某些賺大錢的出版單位去比拼，不以碼洋利潤論英雄。我曾經向學校領導進言，不要把出版社作為純粹的經營單位，也別指望出版社給學校多賺錢進賬，應當把出版社和圖書館那樣，當作一個重要的學術窗口，展現北大的學術成果。我提出北大社要發展，更要質量，希望能出一些比較大氣而且具有標志性的書。我把這種書叫做“大書”。

我在中文系工作時，就知道古文獻專業的孫欽善、倪其心老師和校外傅璇琮、許逸民等先生合作，正在做《全宋詩》，古典文獻教研室其他老師程度不同參與項目，還特別招兵買馬，招收了八位研究生，包括陳曉蘭、李更、劉瑛、王嵐、王麗萍、徐紅霞、楊海崢等。《全宋詩》是大型古籍整理項目，共有3785卷，72冊。1986年立項，1991年7月，前5冊開始陸續出版，后來就一直拖著。到1998年，全部定稿，急需出版。那時我剛到北大出版社，就承接了這個重大任務。由于我對這個項目比較熟悉，對它的學術意義有足夠的把握，希望能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用一年多時間把72冊出齊。這得到社里幾位領導支持，但也都擔心一兩年內完不成任務，何況投資大，盈利不多，反對的聲音也是很強的。有一位老編輯好意對我說，“您剛來做出版，不懂，一兩年內出六七十本古籍，除非不睡覺。”我也半帶夸張地說：“那就不睡覺少睡覺吧，無論如何也要爭取出版。”我還在一次會上說，我們寫的一些書，賣得也不錯，但三五十年后可能就沒有人看了。而《全宋詩》這樣的“大書”，即使有百千個差錯，也會流傳下去，還可能成為與《全唐詩》媲美的雙璧。北大社能出這樣的書，是一種榮譽，也是責任。

決定下來，就全力以赴。除了當時百年校慶的書，其他許多選題都停下來，或者往后放。這也就惹來了意見，做點事情就是這樣的不容易。但我沒有放棄，還是堅持把《全宋詩》放在主要位置，依靠全社力量，包括當時北大社古籍和文史兩個編輯室，大家艱苦奮戰，終于在一年多時間里出齊了72卷，并在1999年獲得了國家圖書獎。這套“大書”至今仍然是北大引以為傲的標志性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