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以其犀利的目光，很能看到社會的不足之處，但他看世界的主旨還是希望社會光明。在出版方面，魯迅尤其看它是新文化和光明的象征，希望出版成為一種向新和向上的力量。

出版的基本功能與定位

魯迅的一生是為書籍的一生，還有過自己的出版活動。早在晚清的1903年，在東京求學的魯迅就自費印行過自己的翻譯作品即凡爾納的《月界旅行》，后來一直都與出版緊密聯(lián)系。他對于出版更有獨到的見解，犀利而又深刻。“紙墨壽于金石”，是中國傳統(tǒng)藝術觀中的精華，魯迅移用于出版行業(yè)，集中體現(xiàn)了魯迅有關出版功能等重要問題的認定。

其一，出版的基本功能。對于出版的功能，魯迅最看重的是“指出確當?shù)姆较颍龑鐣保枷颉叭说赖墓饷鳌保∽髌贰翱峙录埬鼔塾诮鹗驗樗鼣?shù)量多”（《致鄭振鐸》），“能夠久傳”。所以，在他看來，從事創(chuàng)作與出版的人，“尤須有進步的思想與高尚的人格”。對于作品，一方面是“得此一書，俾讀者知所謂哀情慘情之外，尚有更純潔之作，則固亦昏夜之微光”，“結得極好的果實”。另一方面，對于那些較為劣質(zhì)的作品，魯迅諷刺說：“我所佩服諸公的只有一點，是這種東西也居然會有發(fā)表的勇氣。”

其二，出版應該是為大眾的。魯迅從幾個層次上提出了為讀者的思考。首先是根本目的和總原則。魯迅曾明確地說：“凡是為中國大眾工作的，倘我力所及，我總希望（并非為了個人）能夠略有幫助，這是我常常自己印書的原因。”（《致曹白》）他在給親友的書信中反復強調(diào)，出書一定要“于讀者有益”“使讀者有所得”。在《〈未名叢刊〉是什么，要怎樣？》一文中，他說：“對于讀者，是希望看了之后，不至于以為太受欺騙了。”葉圣陶曾說：“魯翁一生致力于編輯極勤，主旨唯在益人。”所謂益人，也就是有益于讀者，也就是魯迅說的“為中國大眾”，這是出版的根本目的。一切都要有益于讀者，是魯迅的基本考慮。其次是作品的取舍，也要以讀者的需求為依據(jù)。作品有好壞，好壞有比例，要有辯證的觀點。“所以我要再來補充幾句：倘連較好的也沒有，則指出壞的譯本之后，并且指明其中的哪些地方還可以于讀者有益處。”“我們先前的批評法，是說，這蘋果有爛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拋掉。然而買者的金錢有限，豈不是大冤枉，而況此后還要窮下去。所以，此后似乎最好還是添幾句，倘不是穿心爛，就說：這蘋果有著爛疤了，然而這幾處沒有爛，還可以吃得。這么一辦，譯品的好壞是明白了，而讀者的損失也可以小一點。”（《關于翻譯》下）他的著眼點是“受損失的卻只有讀者”，不要讓讀者受損。再次在圖書版式設計等技術層次上，也要考慮讀者的需求。在《忽然想到》一文里，魯迅說，“我于書的形式上有一種偏見，就是在開頭和每個題目前后總喜歡留些空白”，在魯迅看來，留空白，既是為了疏朗的美感，也是為了方便讀者可以書寫讀感。

其三，出版對于文藝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魯迅的一生，主要的精力在于新文學的創(chuàng)作和關注。在他眼里，這種新文藝與出版的關系很大很重要。他指出：“中國的新的文藝的一時的轉(zhuǎn)變和流行，有時那主權是簡直大半操于外國書籍販賣者之手的。來一批書，便給一點影響。”（《蕗谷虹兒畫選》小引）就連國外的情形也是這樣，“至一九二〇年頃，新經(jīng)濟政策實行了，造紙、印刷、出版等項事業(yè)的勃興，也幫助了文藝的復活”（《豎琴》）。出版對于文藝是如此重要，魯迅感到可惜的是，“投機的風氣使出版界消失了有幾分真為文藝盡力的人”（《〈文藝連叢〉的開頭與現(xiàn)在》）。

其四，出版界與著作界負有同樣的責任。“翻譯的不行，大半的責任固然該在翻譯家，但讀書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評家，也應該分負若干的責任。要救治這頹運，必須有正確的批評，指出壞的，獎勵好的，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然而這怎么能呢；指摘壞翻譯，對于無拳無勇的譯者是不要緊的，倘若觸犯了別有來歷的人，他就會給你帶上一頂紅帽子，簡直要你的性命。這現(xiàn)象，就使批評家也不得不含胡了。”在這一段話里，魯迅不但提到了出版界的責任與著作界翻譯界相同，也提到了出版界與著作界一樣，需要開展評論。而開展對于出版界的評論，可以說是魯迅的倡導。魯迅知道這樣的批評還不大常有，故而身體力行。在《點句的難》一文中，魯迅就對三十年代前中期出版業(yè)大量標點出版明末小品文，借以鼓吹“性靈”文學的不良傾向提出過批評。

對于出版，魯迅既能大處著眼，也能從小處觀察。不論是對于大潮的把握，還是對于出版方面的每一點進步和細小的動態(tài)，魯迅都給予高度而深切的關注。

從大處說，魯迅重視宏觀趨勢。比如三十年代初中期，魯迅注意到出版界與讀書界“趨向社會科學，是一個好的，正當?shù)霓D(zhuǎn)機，不惟有益于別方面，即對于文藝，也可催促它向正確，前進的路”（《我們要批評家》）。三十年代的刊印古籍，算是出版界與社科界的一件大事，魯迅也專門寫了文章《四庫全書珍本》，文中寫道：現(xiàn)在除兵爭、政爭等類之外，還有一種倘非閑人，就不大注意的影印《四庫全書》中的“珍本”之爭。官商要照原式，及早印成，學界卻以為庫本有刪改，有錯誤，如果有別本可得，就應該用別的“善本”來替代。他注意到了，也就發(fā)聲了，而且總是那么切中要害。

從小處言，魯迅也善于觀察局部。在看到《文學月報》第四期刊登了新人作品后，魯迅寫道，“現(xiàn)在打破了這局面，雖然不過是一種月刊的一期，但究竟掃去一些沉悶，所以我以為是一種好事情。”因為這些進步哪怕是細小的進步，都在走向積極，是向上的力量。魯迅也善于發(fā)現(xiàn)書刊中的不足。比如他說，《漫畫與生活》單就缺點講，有二：一，文章比較的單調(diào)；二，圖畫有不能一目了然者（《致聶紺弩》）。魯迅在私人信件中評價《新社會半月刊》時說：“曾經(jīng)看過幾期，那缺點是‘平庸’，令人看了之后，覺得并無所得。”當看到作品中的不健康因素，他會給予批評與警示，如“辱罵與恐嚇決不是戰(zhàn)斗”，并把這寫給編輯，“也許于編輯上可供參考，總之我是極希望此后的《文學月報》上不再有那樣的作品”（《辱罵與恐嚇決不是戰(zhàn)斗》）。

在魯迅看來，在出版領域，無論大小，即便“固然是比牛毛還細小的事，但究竟是時代精神表現(xiàn)之一端”，“雖是小事情，也看作大事情做，才是”（《致陳煙橋》）。這和我們今天所講的“出版無小事”是一致的。

關于“書坊”與“牟利”

魯迅看出版的問題多一針見血，他明白做出版是需要許多金錢來支撐的，但在對待金錢的態(tài)度上，卻可以看出做出版的動機來。在《域外小說集》再版序言里，魯迅說，做出版事業(yè)的條件之一是“要資本”，在另外的幾篇文章里，又說：“但為難的是缺本錢”“現(xiàn)在總算得了一筆款，所以就盡其所有，來出一本譯文的增刊”。出版家雖然大抵是“傳播文化”的，而“折本”卻是“傳播文化”的致命傷（《譯文》復刊詞），因此，在魯迅看來，對待金錢的態(tài)度是不同的出版人的分水嶺，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出版家與出版商的根本區(qū)別。出版家應該是“留心于文化的前進的人”（《書的還魂與改造》），而魯迅本人更是一個舍金求書的人。

在這方面，魯迅對當時出版業(yè)有批評有期望。總體上說，魯迅對出版界是不滿的，“書坊勢利”是他的總評，他真能抓到出版的要害點。魯迅在這方面的意見很多，對出版商的投機批評也最多。“此地書店，旋生旋滅，大抵投機的居多。”（《致李霽野》）“投機的風氣使出版界消失了有幾分真為文藝盡力的人。”他對三十年代被稱作出版黃金時代的出版現(xiàn)象也進行過評論，又說“因為銷路小，出版界就要更投機，欺騙，而拿筆的人也因此只好更投機，欺騙”。魯迅還對出版業(yè)“書的還魂與趕造”現(xiàn)象進行過批評，他批評的動機是向前的，“凡留心于文化的前進的人，對于這些書應該加以檢討。”他還曾舉例，“最可惡的是一本《庶聯(lián)的版畫》，它把我的一篇文章，改換題目，作為序文，而內(nèi)容和印刷之糟，是只足表示‘我們這里竟有人將蘇聯(lián)的藝術糟蹋到這么一個程度’”（《致曹白》）。

他在表達不滿的時候，往往不是只有牢騷，還能一方面提出中肯的意見和改進的措施：“上海的出版界糟極了，許多人大嚷革命文學，而無一好作，大家仍大印吊膀子小說騙錢，這樣下去，文藝只有墮落，所以紹介些別國的好著作，實是最要緊的事。”（《致李霽野》）一方面自己舍財印書，如《引玉集》廣告文就說，“近乎賠本，蓋近來中國出版界之創(chuàng)舉也”。又說，“書坊專為牟利，是不好的，這能使中國沒有好書。我現(xiàn)已籌定款項，決于本月由個人付印一千冊”（《致孫用》）。他還說：“我常常自己印書的原因。因為書局印的，都偷工減料，不能作為學習的范本。”他希望通過自己的言與行，來影響中國的出版業(yè)，其言也善，其行也艱。

編輯工作談

魯迅對于編輯工作持有全面的理解。他熟悉編輯行當，懂得編輯的角色意義。趙家璧有一句話說：“我自己也是搞這一行的，其中也大有學問。”這也正是魯迅的寫照。魯迅對于編輯的理解，是超出同時代人的。

其一，編刊物要有立場。有立場的第一步是樹立編輯工作的陣地占有意識。魯迅一直主張編印期刊作為自由言說之地。他說過他“曾編印《莽原周刊》，作為發(fā)言之地”（《〈華蓋集〉題記》）。魯迅又說：“編刊物決不會‘絕對的自由’，而且人也決不會‘不屬于任何一面’，一做事，要看出來的。如果真的不屬于任何一面，那么，他是一個怪人，或是一個滑人，刊物一定辦不好。”（《致唐弢》）在魯迅看來，編輯是有思想支配的。

其二，編輯的社會地位與角色。編輯是個受氣的角色。當《自由談》和黎烈文遭到圍攻時，魯迅在信中安慰并鼓勵道，“做編輯一定是受氣的，但為‘賭氣’計，且為于讀者有所貢獻計，只得忍受”。在另一封信中又進一步說，“能修煉到不生氣，則為編輯不覺其苦矣。不可不煉也”。編輯的修養(yǎng)全在于此，任勞任怨，是編輯工作的本質(zhì)要求。

編輯有自己的工作方法。在編輯方法上，魯迅指出，“編輯要獨裁”（《致曹聚仁》）。“×××的譯稿，如錯，我以為只好徹底的修改，本人高興與否，可以不管，因為譯書是為了讀者，其次是作者，只要于讀者有益，于作者還對得起，此外是都可以不管的。”魯迅的這個觀點雖有可商議之處，但卻正確地指出了編輯應對讀者和作者負責，能發(fā)揮編輯主體作用，具有較高的素質(zhì)的原則。編輯要“獨裁”，要能夠修改作品，就必須本身有學養(yǎng)。當然魯迅也強調(diào)了編輯作用的有限性：“凡社員的稿件，編輯并無取舍之權，來則必用，只有外來的投稿，由編輯者略加選擇，必要時且或略有所刪除。”（《我和〈語絲〉的始終》）把這兩方面結合起來，可能就是完整的編輯方法論。

圖書質(zhì)量觀

魯迅對于編輯出版工作始終都是追求高質(zhì)量，追求完善與完美的。首先是保證質(zhì)量，包括文字質(zhì)量、印刷質(zhì)量，等等。在此前提下，圖書正文之外的封面以及序跋、插圖各種輔件，都力求齊全，精益求精，因為這些看上去是輔件的東西，卻是圖書質(zhì)量上乘的另一種表征。魯迅說：“在一本書之前，有一篇序文，略述作者的生涯、思想主張，或本書中所含的要義，一定于讀者便宜得多。”（《〈文藝與批評〉譯者附記》）。

總而言之，在出版方面，魯迅是全方位的思想者和實踐者，既有思想主張，又有自己的身體力行。在中國的新出版事業(yè)開啟之時，魯迅希望通過他的一系列的評論與實踐，給整個民族減少一些負能量，給出版界增加一些正能量。他給我們留下的極為重要而又取之無盡的思想和實踐的遺產(chǎn)資源，將永遠啟迪著后人。

（本文作者為華中師范大學文化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