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1941年8月12日，臨近中午時分，在延安楊家嶺毛主席居住、工作的窯洞里，有人向毛主席急切地提議，“主席，請營救馮雪峰！”。馮雪峰之子馮夏熊在其《馮雪峰——一位堅韌不拔的作家》一文中這樣寫道，當毛主席得知馮雪峰被囚于上饒集中營時，立即和陳云同志商量決定，一定要想辦法將馮雪峰營救出來。

從義烏家中被捕后，馮雪峰在上饒集中營經受了近兩年之久的監禁。而這，只是馮雪峰風雨人生中的一個片段。

6月2日，我們迎來馮雪峰120周年誕辰。每年這時，很多人會慕名來到他的出生地——義烏市赤岸鎮神壇村，感受他充滿光輝又坎坷不凡的一生。今天，在神壇村，雪峰書屋（文學館）正式啟用，雪峰文學基金認捐授牌。我們一起走進他的風雨人生，一起探尋：為何要紀念馮雪峰？

一

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湖畔詩人”、“左聯”黨團書記……提起馮雪峰，人們耳熟能詳的是他斐然的文學成就和經歷。

馮雪峰的文學之路，起步于詩歌，轉戰于小說，豐盛于文論。此外，他還把寓言當作一生鐘愛的文體。這些，共同串聯起一部時代風雨中的壯麗史詩。

片片落花，盡隨著流水流去。流水呀！你好好地流罷。你流到我家底門前時，請給幾片我底媽；戴在伊底頭上，于是伊底白頭發可以遮了一些了。

這首《落花》，是馮雪峰于1922年創作的一首現代詩。在如此清新明快的詩句中，馮雪峰對日夜操勞、受盡苦難的母親，表達了深厚真摯的情感。

那個時候，他還是一個意氣風發、涉世未深的青年。他的早期詩作盡情地歌唱青春愛情及青年人純真美好的心靈。

也正是在這一年，他與志同道合的汪靜之、潘漠華、應修人一起開創了自由體白話詩的廣闊天地，成立了湖畔詩社。因為青春洋溢的個性、江南自然的靈性、清新率直的文風，他們被譽為“湖畔詩人”。

1922年，汪靜之、潘漠華、馮雪峰（左起）在杭州

然而，多年后，他在上饒集中營獄中寫下的《真實之歌》里，湖畔時代的“小清新”已化為勇敢的“大無畏”，在“最灰暗的日子”里，他用文字表達了最明媚的信念、最珍貴的力量。

你們沖向暴風雨，你們駕御暴風雨，

你們有這自信！有這力量！有這志趣！

抗戰爆發后，馮雪峰沒有用文學愉悅自我，也沒有用其謀取衣食，而是在呼喚人性、謳歌美好的同時，以文字作為“刀刃”，日夜奔走于抗戰救國文藝戰線的前沿。

柔石、胡也頻、殷夫等“左聯五烈士”遇難后，時任“左聯”黨團書記的馮雪峰在艱險的時局下，與魯迅一起通宵合編《前哨》創刊號，并將其定為“紀念戰死者專號”。

馮雪峰的《我們同志的死和走狗們的卑劣》、魯迅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刊登在這期專號上，不僅留下了珍貴史料，也留下了后來者“他們太愛這個世界，才會以天下為己任”的無限慨嘆。

在《前哨》首期刊發后，應魯迅先生邀請，兩個家庭一同留下了一幅珍貴的全家福。

魯迅一家和馮雪峰一家的合影

在驚心動魄的形勢下，幾經波折終于面世的這期《前哨》，在90多年后，又以話劇形式被重新演繹。有人評價說：“‘左聯五烈士’是一個群像，構成了20世紀30年代青年的形象，一個完整的、感動我們的、讓我們思考的形象。”

在血與火的淬煉中，馮雪峰以錚錚傲骨與赤子之心，用文字擔當起了“經國之大業”的重任，在這條路上，他的本色，依然是那個行走在艱苦卓絕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上的戰士。

二

忠誠于文學的馮雪峰，也同樣忠誠于友情。

事實上，馮雪峰與魯迅等人鍛造于時代風雨之中的深厚友情，始于文學，而升華于革命烈焰。

大革命失敗后的1928年，馮雪峰重返上海，并于12月經柔石介紹認識魯迅。此后，又在長征結束后再次奉黨組織指示，靠近并團結這位文壇巨匠。

在風雨如晦的年代里，兩位文化名人從相識到相交再到相知，并不限于純粹意義上的文學知音，也不只是一個政治人物或是一位學生與著名作家的接觸。在《魯迅日記》里，僅1929年就有34則關于馮雪峰的片段，如，“午后寄雪峰信并譯稿兩篇”。

有人說，魯迅“從進化論向馬克思主義轉變”，馮雪峰對其影響重大，許廣平曾描述馮雪峰“為人頗硬氣，主見很深，很活動，也很用功，研究社會科學，時向先生質疑問題，甚為相得”。

正是這份思想上的志同道合，馮雪峰不僅完成了黨組織指示的團結文藝界這一基礎使命，成為魯迅與中國共產黨間的聯系紐帶，還遠遠超越于此，成為與魯迅并肩戰斗的戰友，結下了誠摯的友誼。1936年，魯迅逝世，主持追悼會的就是馮雪峰。

可以說，詭譎動蕩的時代下，馮雪峰與魯迅、瞿秋白、茅盾、柔石等人，以一腔澎湃熱血相識、一顆赤子之心相知、一雙堅實臂膀相扶，在政治上相互鼓勵與支持，在文學上相互切磋與交流，譜寫了一段段患難見真情、歲寒知本性的佳話。

三

對革命情誼無比珍視的馮雪峰，也同樣珍視革命事業。對理想與信念的執著與堅守，在馮雪峰坎坷的人生中，是持續閃耀的主題。

人們淚越流得多，天公雪便越落得大。我和伊去玩雪，想做個雪人，但雪經我們的一走，便如火燒般地融消了。我們真熱呵！

很難想象，早期這一質樸純真的湖畔之歌，與后期冷峻理性的馬克思主義文論，竟出自同一人筆下，當年那位青春靈動的湖畔詩人也很難與后來那個鐵骨錚錚的“硬漢”連在一起。

李大釗壯烈犧牲后，馮雪峰非但沒有選擇明哲保身，反倒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們共同選擇以青春和生命為代價，召喚并開啟屬于人民大眾的覺醒年代。

“皖南事變”后，在白色恐怖下，大批進步人士慘遭迫害。化名為馮福春的馮雪峰，被逮捕并輾轉幽閉于上饒集中營，經受了嚴刑拷打，在真實身份未暴露的情況下，只要他登報聲明自己同共產黨毫無關系，便可重獲自由。馮雪峰不僅拒絕登報聲明，還在獄中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

他掩護并幫助賴少其、邵宇等不少戰友逃出集中營；他寫下新詩《普洛米修士片斷》等作品，借用古希臘的神話故事，照亮了獄中戰友們的思想之光與斗爭之路。

馮雪峰半身銅像

回首百年，馮雪峰風雨人生的傳奇故事，可以說是上個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成長史與精神史的絕佳范例。

今天的我們，或許不會像馮雪峰那個時代之人，走得跌宕起伏、風雨飄搖，但我們依然可“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今天的我們，紀念馮雪峰，紀念的是那份綿延不絕、生生不息的對文學的熾熱、對友誼的珍視、對初心的熱忱。

我們可以像馮雪峰和他的朋友們那樣，緊緊團結在一起，跨越山海，沖破迷霧，迎來陽光普照。我們也可以像馮雪峰和他的朋友們那樣，熱烈又勇敢，穿越叢林、掠過荒原，追逐生命綻放。我們還可以像馮雪峰和他的朋友們那樣，大聲地呼喊、大聲地宣告，左手執筆，右手執劍，站在那，便成為一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