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作家達蒙·加爾格特（Damon Galgut）憑借其第九部小說《承諾》（The Promise）入圍2021年布克獎并最終拔得頭籌。《承諾》承襲了南非文學的優良傳統，為后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英語文學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承諾》由四章組成，各章分別圍繞白人農場主斯瓦特家族的一場家族葬禮展開，女主人蕾切爾病逝前讓丈夫馬尼將黑人女仆薩洛米所住房屋贈予這位忠仆的“承諾”則是串聯起四章的核心情動事件。本文從情動研究（Affect Studies）的視角出發，剖析斯瓦特家族兩代人在承諾、背諾與踐諾行為背后的情感歸因，即羞恥、憤怒與同情，探察南非白人為性別政治、種族政治與階級政治調節所操控的種族情感與種族態度，展示出基于愛的非洲烏班圖精神是新南非種族和解與民族未來的情感基石。

羞恥：作為救贖方式的承諾

小說核心事件“承諾”不僅關乎個人道德，還涉及主體在情感層面對性別、階級，尤其是種族問題的態度與行動傾向。因此，圍繞“承諾”、“背諾”和“踐諾”的情節設計無異于對當代南非社會種族政治現實的診斷。在情動視角下，人的本質是動態的情感活動，人的所作所為是對所處環境的情動調節。在此基礎上，具有認知維度的情感狀態也許可以揭示主體之在世。那么，斯瓦特家族女主人蕾切爾是何種情動？她又為何會在此種情形下做出承諾？答案也許暗藏于阿莫爾無意間所目睹到的承諾原初場景之中：病入膏肓的母親讓父親許諾，將薩洛米所住三間房屋及宅基地贈予這位黑人女仆。

承諾的源頭既是小說的道德羅盤，又是解讀承諾背后情感動機的密鑰。一方面，承諾是小說一再回指的“時間源”與道德基準，阿莫爾正是在腦中揮之不去的承諾原初場景指引下，三十年如一日堅定地走向道德的正北方才最終促使承諾兌現；另一方面，在蕾切爾做出承諾的場景中，從她的身體狀態、行為舉止到堅定態度與情感強度，無不暗示著承諾背后強大的情感動機。蕾切爾對丈夫的吁請有些近乎命令的語氣，“答應我你會做”。這不免讓讀者覺得在某種程度上，女主人與女仆間的“我-她”關系親勝夫妻間的“我-你”關系。這是因為在性別政治的操控下，“妻子與仆人一樣，只是叫法不同”。蕾切爾與薩洛米均為南非社會性別歧視的犧牲品，女性本體以及與之密不可分的母性使二者處于不同程度的受剝削、遭羞辱的他者地位。蕾切爾與薩洛米之間基于自身女性羞恥的紐結與牽連狀態有助于讀者理解蕾切爾的承諾及此后圍繞承諾出現的紛爭。

蕾切爾與薩洛米雖然身份地位懸殊，但她們身為女性的生育功能與母性形象均受到男權社會不同程度的利用與剝削。蕾切爾自20歲未婚先孕嫁進斯瓦特家至40歲病逝，一直被困在妻子與母親角色的牢籠中而未能離開過農場主房屋這座房子。同樣被困于此的黑人女仆薩洛米遭到的剝削更甚，因為她所從事的是對雇主具有高度依賴性的“低賤”的家政工作。在蕾切爾病重時，她身體失調引出的污穢腌臜連她的家人都覺得骯臟而不愿意侍奉在側，眾人紛紛把臟活累活都推給薩洛米，因為“她拿錢就是干這個的”。病體的屬性是蕾切爾自我的一部分，無法去排斥；薩洛米照料病人的工作在他人看來骯臟不堪，這也是黑人女仆身份與自我的一部分。

鑒于此，承諾是蕾切爾洗雪自身羞恥、實現自我救贖的方式，它同時還象征著白人斯瓦特家族乃至整個南非在20世紀80年代超越國恥、重塑理想的可能。蕾切爾做出承諾的1986年正是全球反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聲浪高漲的一年，甚至連一向對南非問題態度曖昧不明的美英兩國也明確加入國際反種族隔離陣營。雖然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在蕾切爾去世后18年才被廢除，但她的承諾如石子般在死水一潭的種族僵局中激起層層漣漪，引發斯瓦特家族兩代人對承諾的連鎖反應并最終由新南非白人女性阿莫爾帶來某種程度的種族和解。

憤怒：背諾的情感工具

憤怒與羞恥都是規范性、懲戒性、社會性的情感。小說中馬尼的憤怒就是主體狂暴地表達自我權力意志，用特殊利益碾壓他者利益的工具。任何忤逆與反抗都會招致馬尼懲戒性乃至報復性的憤怒，他對兒子反叛的余恨歷時九年也未消減，以至在遺囑中規定若兒子不認錯道歉將被剝奪遺產繼承權。他完全無視亡妻遺愿，矢口否認親自許下的承諾，卻常將上帝、罪與罰等掛在嘴邊。如此這般，只會對人際關系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壞并在此過程中滋生更多憤怒與暴力，最終使家庭陷入消極的惡性循環。

在探究馬尼違背諾言的根本原因時，讀者應注意到承諾背后折射出的黑人對土地的要求不僅觸及馬尼身為白人農場主的經濟利益，更讓他覺得這是對其統治階級自我身份認同的挑戰。妻子去世后，馬尼雖然記得承諾之事卻斬釘截鐵地予以否認，還警告兒子“選好邊站”。他用憤怒這種聒噪的情感表達將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轉移到自己身上，讓子女與亡妻的意志屈從于自己的意志從而模糊問題焦點。“選好邊站”的警告更是意味深長，毫無疑問，此處的“邊”指南非種族隔離制度下黑白對立的種族分界線。土地之于馬尼不僅是自然資源與生產工具，更是其身為白人少數派統治者與白人農場主的自我身份認同。當土地被冠以“我們的”這個形容詞時，它就成為主體自我的重要部分，成為主體鞏固內在身份的外部證據。因此，當他者提出土地要求時，馬尼感到這無異于對他本人的挑戰，憤怒自然隨之而來。

憤怒的惡性循環或曰代際傳遞在斯瓦特家族也完全應驗：當馬尼將憤怒用作教育子女尤其是規訓兒子的工具時，安東已將這種白人統治階級的家長做派內化為自己的情感依托。他不僅習得了父親基于憤怒的根深蒂固的種族態度，還繼承父親的衣缽，拒絕履行承諾。在小說第二章馬尼去世的1995年，南非民主政體雖已建立，但南非白人的種族態度依然僵化。在與阿莫爾討論承諾問題時，安東推諉搪塞，拒絕兌現承諾，并說“即便我們做了所有那些事，也不能保證情況會有所改變”。他重提父親當年資助黑人女仆之子上學但后者中途輟學一事以說明白人對黑人的善意純屬浪費時間。然而，黑人要靠白人資助方能上學這件事本身就說明南非種族隔離制度下黑人的絕對劣勢與公民權喪失。然而，安東完全不考慮南非種族主義教育體系與就業制度對非洲人的剝奪而一味地站在統治階級的道德制高點諷刺挖苦弱勢群體。

馬尼與安東父子的背諾行為及其背后的情感歸因表明，憤怒是當時的白人種族態度建構之基石。自1948年南非國民黨執政起至種族隔離制度瓦解前的四十余年間，南非基督教國家教育與白人家庭教育一道對白人青少年進行反復的意識形態灌輸。他們一方面以憤怒作為重要的社會化工具讓白人青少年學會絕對服從并接受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另一方面以憤怒作為白人種族態度的基礎。在憤怒的代際傳播與惡性循環中，主體的憤怒強度、持續時間與暴力程度極易不斷升級并最終反噬憤怒主體。安東的憤怒不斷累積難以排遣，在與妻子的情人發生肢體沖突后更覺了無生趣，最終飲彈自盡，用小妹阿莫爾的話說，“他所有的力量與狂怒都被釋放出來，猛地倒進槍管里，瞄準他生命的中心”。

同情：一種和解的希望

安東與阿莫爾兩兄妹正是小說中的情動兩極：如果安東代表舊南非既得利益者以消極情動憤怒維持白人少數派統治的社會痼疾，那么阿莫爾則象征新南非女性以積極情動同情實現種族和解的希望。阿莫爾（Amor）之名意為“愛”。同情（compassion）源于拉丁文，意為“一起受苦”，其中passion一詞既有激情之意又含宗教意味。阿莫爾的圣潔之愛與人性光輝使她的同情積極正向，這種積極情動貫穿于其見證承諾、傳播承諾與踐行承諾的一系列行動之中。

阿莫爾的意義與價值在于完全承認他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它將我們對生活的全部興趣從自我轉向他者，它讓我們個人生活的中心發生轉移”。在這位女主人公身上，讀者可以感受到同情是一種具有明確主客體與鮮明意向性的情感，主體關注的焦點是他者的痛苦、苦難與損害。想象他者處境并視之為同類，主動關心他者福祉且具有一定強度的情感反應。這兩個特征結合在一起使同情具有超越憐憫、善意等利他主義情感的道德規范。高強度的情感反應迫使倫理主體在通過想象重構他者苦難、深入了解其痛苦后，產生幫助他者解脫的強烈愿望并最終努力付諸實踐。

他者的痛苦通過視覺、聽覺與觸覺被傳遞與感知，這意味著同情主體需要采用共視視角，并聆聽他者痛苦，才能最大限度激發內在的大愛。將他者視為同類，體現出主客體間共有的博愛精神。阿莫爾對黑人的處境感同身受，因為她也常遭眾人忽視。其次，對他者的專注聆聽是阿莫爾富有同情心的另一表征，深度傾聽既顯示出聽者的謙遜包容，又是對他者的理解與敞開。家人注意到阿莫爾善于聆聽的特質，并在向她傾訴的過程中釋放緊張壓力、宣泄負面情緒，給弱者帶去精神慰藉。

同情這種積極情動在后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具有重要的政治價值與社會價值，因為它與樂于助人、寬容和理解等美德共同構成南非傳統思想烏班圖（Ubuntu）的精神內核。烏班圖源于恩古尼語格言“人之為人，有賴他人”（A person depends on other people to be a person），它在本質上是一種共情與互相依賴的哲學。

作為一部感情充沛、意味深長的家世小說與現代南非農場寓言，《承諾》既可以激發讀者對南非及其人民的真切情感，又能使讀者透過情動研究視角思考個體在人生際遇中影響與被影響的能力。白人斯瓦特家族對黑人女仆的承諾、背諾與踐諾行為背后暗藏著南非性別、種族與階級操縱的情感密碼，而解碼羞恥、憤怒與同情既有助于讀者走進當代南非白人復雜的種族情感腹地，又能為理想道德的重塑提供行動指南。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青年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