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保廉（1862-1938），字拙存，浙江秀水（今嘉興）人，一生著述豐富，主要著作有《辛卯侍行記》《測地膚言》等。陶保廉生活的時代，是中國封建社會行將瓦解、走向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時代，正所謂千年未遇之“大變局”時代。內憂重重，外患更甚。這種嚴重的局面促使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更多地將目光投射到充滿危機的社會現實。陶保廉就是其中一員。陶氏一生學問，集中在實學領域。他雖然早年中過舉人，但隨著社會危機的步步加重，便徹底放棄了仕進道路，將精力更多地投入到輿地、算學和醫藥等實用學科，而且在著作中，處處體現出關心國運衰弱、民生艱危的情懷。他的《辛卯侍行記》也最具代表性。

《辛卯侍行記》的寫作緣起

陶保廉出身于官宦清貴之家，為清末民初所謂“四公子”之一，與譚嗣同、陳三立、吳彥復齊名。他的出處與時流不同，除曾擔任過《清史稿》纂修之外，一生沒有出仕。從青年時代起，陶保廉一直隨其長期任職西北的父親陶模生活。陶模累官至陜甘總督，為清代末年封疆大吏，在西北經營數十年，與西北結緣甚深，《清史稿》有傳。陶模仕途暢順，曾歷任甘肅文縣知縣、皋蘭知縣、秦州知府、甘州知府、迪化州知州、陜西巡撫、陜甘總督等職，后以病辭官，不久病逝。《辛卯侍行記》撰寫起自光緒辛卯年（1891），陶保廉剛屆而立。此年陶模升任新疆巡撫，陶氏隨父進京述職，之后即踏上前往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的仆仆行程。從陶氏隨父進京時即1894年4月28日始，至此年臘月初九止，前后歷時數月。此次行程先由西安出發，經河南、山東到天津，又由天津經河北、山西、陜西、寧夏、甘肅到新疆迪化任所，前后逾萬里，這在古代交通不便、西北人煙稀少的條件下，不啻是一個壯舉。

保廉雖生于江南，但長在西北，在長期隨父任職西北的生活中，對西北之地耳濡目染，異常熟悉，也具有很深的感情。此次隨父遠赴迪化，正當盛年的保廉將其作為一個開闊視野、增長見聞的良機，為了撰寫《辛卯侍行記》，行前做了充分的準備。首先是各種史地資料圖集的準備。作者在行前即記曰：“二十七日庚申，俶裝，衣箱六，書箱九。”（見《辛卯侍行記》四月二十七日，以下未注明引文者，即出于是書，不贅列書名，只注所記之日。《辛卯侍行記》，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為了在行程中便于書寫，作者于其行車中更是煞費苦心：“余所坐車，席棚氈里，羊皮門簾，左右縫兩袋，盛筆墨、羅經、圖書，常將車簾掛起，以便左右望。”（十一月初五日記）可見作者不但要行萬里路，而且立志要著書成一家言。其二，西北極度嚴酷的自然環境對這支隊伍是一個考驗，何況作者在行程中還要實地查勘、觀察詢問、檢書考索、撰寫成文。對于旅途中遭遇的惡劣環境，處處皆是，如日記中曾記有隨行者不堪忍受而中途返回的事例。途中陶氏曾數次臥病，至于身體不適，猶視之尋常：“晚雪，屋少人多，車夫皆露坐向火，從人貪用煤炭，易受煙毒，一夕數驚。余受風頭暈，視房屋如轉蓬，喉燥口苦，求一勺淡水不可得。”（十一月十三日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陶氏白天觀察考索，夜間翻書成文，所記無一日中斷。這對人的意志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對此，作者還記到：由于在漫長的行程中，夜晚多不能安睡，車夫白天趕車時打瞌睡，“余于平坦處任其瞌睡，遇險則呼之。余欲詳記沿途形勢，不敢假寐也”（九月二十六日記）。又有：為了了解西北地方文獻，作者在蘭州“借志書十余種歸，窮日夜之力閱之”（十月初三日記）。可見，陶氏為了此書的撰寫，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熱情。

《辛卯侍行記》的主要內容和基本傾向

《辛卯侍行記》雖僅六卷，但從內容上看，十分豐富。舉凡作者所過之地，所述涉及山川、水流、津梁、村鎮、道路、關隘、城邑、驛站、人口、宗教、民族、土地、礦產、環境、物產、植被、戶口、防務，等等，旁及所見之古跡、寺廟、墓冢、風俗、學校及相關歷史名人，甚至對相關地域及歷史名人的逸聞軼事、重要著作等都有提及和評價。對于如蘭州、哈密、迪化等歷史名城的歷代沿革，昆侖山脈、西北諸族等輿地與民族的分合演化及諸家觀點，廣引經史子集諸書，旁及野史筆記，都能信手拈來，遠溯上古，近取漢唐，采及當代，并證之以獵弁之言，縱橫捭闔，不厭其煩，動輒數千言。若加以別裁，可匯成精悍的專題論述。凡到一處，必標明里程，路徑則言明正岐分叉，足可視為其時西北旅程指針。其細密處，對于井水之甜苦、樹木之多少、汛兵之數目、河流之走向等，都一一辨明交代。其記事有則多寫，不憚聯翩累牘，無則寥寥數語，讀來略無滯澀乏味之感。

作為 日記體著作，《辛卯侍行記》在清代西行著作中是獨樹一幟的。清代西北輿地之學成為顯學，加之因各種原因遠赴西北邊疆的學者文人漸多，更推動了時人對于西北史地研究的興趣，產生了大量著書。洪亮吉的《伊犁日記》，祁韻士的《萬里行程記》，徐松的《西域水道記》、林則徐的《荷戈紀程》等，或偏于行程記錄，或偏于專題研究。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記》是以極其嚴肅的著述態度，有計劃、有準備而為之。正因如此，在清代眾多的西行文獻中有著獨特的地位和價值，劉滿先生甚至認為：“《侍行記》不僅所記內容廣泛，而且詳實可信，因此《侍行記》是清代這類著作中晚出的一種，也是最好的一種。”（《辛卯侍行記·前言》）從此書的實際內容看，這個評價是確當的。

《辛卯侍行記》中體現的基本傾向也值得關注。作為官宦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陶保廉放棄仕進，潛心學問，體現出不同于時流的一面。他的《辛卯侍行記》，不單是廣征博引，以博學著稱，通覽全書，可以體會到作者獨到深刻的見解、關心家國民生的情懷，以及對于吏治的荒嬉腐敗、時政的措施失當、當政者對邊事的充耳不聞的指斥，由于這些見解往往出 自旅程中的耳聞目見，有感而發，所以它與一般書生囿于書齋的空乏議論截然不同，往往讓讀者有振聾發聵之感。此外，陶氏生活的時代，知識分子的視野已不再局限于中華大地，思考的范圍也不只是傳統的經史子集。在《辛卯侍行記》中，作者筆墨所及，除了關注洋務運動、西北民族治理及民族團結等體制性問題外，還接觸到諸如環境和生態保護、中西語言異同、西方軍事管理及訓練、西方發電及石油冶煉等技術性問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辛卯侍行記》的文學特征

嚴格來說，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記》屬于學術性著作。從內容上看，此書雖然涉獵廣泛，但主要思考的是史地問題，其中不乏精密的學術考證，作者自身的興趣也不在文學的表述與構思。然而我們若從文學角度來審視文本，此書卻絲毫不乏文學的筆法與色彩。正如許多傳統史地著作，其作者都未嘗以文學價值為其追求，先秦諸子與歷史散文不必說，就是作者在《侍行記》中屢屢稱引的《水經注》，又何嘗不是上乘的文學作品。

《辛卯侍行記》的總體文學特征體現在它的敘述不事聲張，樸實無華，而搖曳生姿；語言簡潔凝練，娓娓道來，卻頗耐咀嚼。這種繁簡得當與簡潔流動，正合文學筆法，也是無數作家的終生追求。如其寫景，寥寥數語，而面貌肖然。其描繪酒泉之地云：“雪峰相銜，緣澗成溪，故以水名。”（十月二十二日記）描摹肅州討來川的雄渾景象云：“豁然開朗，水草豐茂，原隰從未耕犁，故泥土粘固。匯流澄澈，多鱗莫魚，舉桿可戳。野牛出飲，群以千計。彌望沃野，勝于酒泉。”（十月二十二日記）凡此種種，使此書體現出文質相生、優美生動的獨特風格。

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多方面的內容和多重價值，以及滲透其中的憂國憂民情懷和遠見卓識，使之成為日記體著作中的驪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