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傳記相比，閱讀日記，更有一種赤裸的“偷窺感”。也因為太接近寫作者當時當刻的心緒起伏，所以難免會有一種“同呼吸，共命運”的同頻共振。

這種體驗在閱讀《思考就是我的抵抗——伍爾夫日記選》時，尤為明顯。特別是當英國卷入二戰，炸彈時刻在周圍引爆，食品緊缺，生死未卜……種種致命的焦慮感，與弗吉尼亞·伍爾夫時常因為寫作而引發的自我懷疑交織在一起，導致閱讀者很難置身事外。

蜂蜜，秋日，戰爭

但第一視角的伍爾夫日記，仍然用最平實的語調和未經修飾的情感，為我們描摹了她親歷的時代與微小時刻。我最喜歡的一段話是她在心情非常低落的一天當中寫下的：“我想，我們人生的一大成就，就在于生命的珍寶都是深藏不露的。換句話說，它們隱藏在如此平凡的事物之中，以至于沒有什么能夠傷害到它們（1925年6月14日）?！彼?，對伍爾夫來說，坐公共汽車去里士滿，坐在草地上抽煙，從信箱里取信，給小狗梳毛，凍一塊冰，拆一封信……這些極微小的事件，如果你喜歡，那它們當中就充滿著幸福。

這樣一種人生觀構成了伍爾夫寫作的基調與起點，由小及大，由外而內，從生活的細小支點，衍生至更宏觀和廣闊的視界。這種思考和寫作方式，非常容易拉動讀者與她一起前行。斯蒂芬·斯彭德評價她的寫作：“弗吉尼亞同樣具有深邃的政治眼光，因為在她的小說中表現出來的想象力盡管時常集中在細小的物體上，如樹枝上的光線、一堵粉墻上的痕跡，但最終還是停留在茫茫水域、瘋狂行為、戰爭和具有破壞性的力量上。”

這種超常的鏈接與聯想模式，極為密集地在二戰期間伍爾夫的日記當中體現：“我們剛剛灌裝好蜂蜜。今天晴朗無風，天氣和暖。入侵很可能發生。河床上水位很高。河水微微泛藍，略顯渾濁。一派秋日的寧靜——十二架從戰場上歸來的戰機排著整齊的隊形掠過頭頂（1940年9月21日）。”這篇日記僅僅三行文字，全是短句，蜂蜜，晴朗的天氣，微藍泛黃的河水，寧靜的秋日，與“入侵”“十二架戰機”交雜在一起，電影鏡頭般的畫面，瞬間拉你到那個令人戰栗的硝煙時刻。

如果這三行文字是小說故事中的時空描寫，那它可以被視為一種簡潔而精彩的寫作手法。但如果是一天當中寥寥數筆的真實記錄，所透露的就可能是一顆靈魂在顫抖的聲音。

懷疑，絕望，正當

這種靈魂的顫抖，更頻繁地發生在伍爾夫與寫作相關的記錄當中?！稓q月》一書寫作完成時，她頻頻陷入自我疑問：“我還能’寫作’嗎？這是一個問題（1936年10月30日）?！痹诮酉聛淼?1月3日，她開始審校樣：“讀到第一部分的末尾，我陷入絕望——堅硬卻確鑿的絕望。昨天，我強迫自己一直讀到‘當代’一章。一達到這個目標，我就告訴自己這本書實在是爛透了?！?1月4日，盡管她的丈夫作為第一讀者對這本書給予了很大的認同，但她仍然覺得“如果想出版這本書，那我必須立刻坐下修改?？墒俏夷睦镒龅玫?？我感覺每兩句話就有一個糟糕的句子?！?1月10日，她說：“我不知道還有沒有人曾像我對《歲月》這樣，為一本書耗費如此多的心力。出版之后，我不會再多看它一眼。這個過程有如一次漫長的分娩?！?/p>

作為一個長期承受著精神疾病折磨的寫作者，伍爾夫不僅在寫作過程中會不斷地陷入自我懷疑，也會在幾乎每一部作品完成之后經歷一次嚴重的疾病暴發。她最后的沉河自殺，也是因為預感到又一次大暴發即將來臨，而遲遲未消散的戰爭烏云和對陷入希特勒統治魔掌的恐懼，也加劇了這一決心。

“哎，希特勒毀壞了我們所有的書本、書桌、地毯和掛畫——哎，我們家徒四壁，一無所有——我用筆拖長調子抱怨，再小小地打了個盹兒。這一年即將過去，我飽受困擾，心緒消沉?！?940年12月16日，在倫敦的公寓被炸之后，伍爾夫在鄉村里面臨著配給受限、沒有糖沒有黃油也沒有新衣的冬天，充滿焦慮。

但即便是這樣，12月29日臨近新年的夜晚，她仍然沒有停止思考。她說：“我突然想到，現在我之所以對那么多事物有如此獨特的好惡，是因為我日益遠離了社會等級，遠離了父權體系。德斯蒙德對《東庫克》（T.S.艾略特作）的盛贊讓我嫉妒。我走上沼澤，告訴自己我就是我；我必須走自己的路，而非拾人牙慧。唯有如此，我的寫作與生活才堪稱正當?！?/p>

遺憾，幸運，勇氣

三個月之后，1941年3月28日，伍爾夫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彼時，距離德國對英國實施狂轟濫炸的“海獅計劃”以失敗告終只差幾個月，離1943年斯大林格勒戰役中德國戰敗和之后的意大利投降還差兩年上下的時間。本來以她對時局和戰況的密切關注，只要能撐到德國入侵英國失敗，就可能重燃信心。可惜至暗時刻的絕望，令她沒能堅持到最后的轉折點。但無論如何，伍爾夫仍是幸運的，她在世時，才華和作品就已經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認可，并且以一種清醒和決絕的態度拒絕了倫敦圖書館邀請她作為女性委員的提議，因為委員會對女性的不尊重：“我看見自己的手劇烈地顫抖。我站在那兒，怒火中燒（也十分疲憊）。我仿佛看見整份名單都被劃去。我想象摩根怎樣提到我的名字，他們怎么告訴他不行，不行，絕對不行：女人是不可理喻的（1935年4月9日）。”

與她相比，只早生了兩年多的阿爾瑪·馬勒在創作上就沒有這樣的幸運。作為一個極具才華的女性作曲者，婚禮前，丈夫馬勒寫給阿爾瑪一封長信，要求她從此安心做自己的妻子，放棄作曲。在信上，馬勒說：“你必須放棄一切，無條件地獻身于我……除了我的愛情，你不該再要求別的什么?！?在《激情精神——阿爾瑪·馬勒的一生》中，阿爾瑪的大量日記，展現了另外一個天才女性在創作欲與情欲之間掙扎的痛苦。雖然阿爾瑪一生中不斷有機會和天才結合，并以“繆斯女神”的身份激發他們完成了作品、獲得了巨大的榮譽，但作為一個創作者本身，她卻未能最終完成自己的夢想。

從這一點意義上而言，伍爾夫被譽為20世紀現代主義和女性主義的先鋒，實不為過。她之所以成為先鋒，是因為她真的以巨大的勇氣和努力，擺脫了父權社會的重重壓制，也拋棄了社交場和名利場的各種虛榮與誘惑，以顫抖的靈魂，以筆為刀，向蒼穹伸出了她的思考之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