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說機杼》一書中，詹姆斯?伍德通過強調一種閱讀的“饑餓”，意在指出故事與人物的吸引力之于小說成敗的重要意義。如其所言，“我以為小說之失敗，不在于人物不夠生動或深刻，而在于該小說無力教會我們如何去適應它的規(guī)則，無力就其本身的人物和現實為讀者營造一種饑餓。”由詹姆斯?伍德的討論來反觀今天的長篇小說閱讀，便不難發(fā)現這里所提出的“營造一種饑餓”何其重要。

不得不承認，在這樣一個小說體量已然成為某種負擔的年代里，當我們與葉舟那皇皇三大卷，近一百五十萬字的長篇巨著《涼州十八拍》劈面相逢時，總會不由自主地將閱讀視為一定程度的“畏途”。然而，當我們真正翻開這部作品時，終究會幸運地發(fā)現，一切都并非如此。這部以20世紀上半葉的河西首郡涼州為核心，堪稱“現代版《趙氏孤兒》”的小說，確實營造出了詹姆斯?伍德意義上的“饑餓”感與吸引力。小說由神秘莫測的“銅奔馬”所建構的“麥格芬敘事”來貫穿始終，它以承平堡的秘密引出各方勢力，這包括“北疆死士”與“救孤團”，軍閥勢力與特務頭子，傳說中的黑喇嘛與鴉片走私販……當然，最重要的無疑是由運行之天命來布置人間棋局的隱忍的少東家，以及那位實現了“君子豹變”的少年孤兒。直至最后，小說由紅軍傷員的出場順勢宣告，祁連山下的河西綠洲也可被納入到莊嚴正大的革命敘事之中。總之，傳奇敘事的異域風情與地方傳說，武俠小說快意恩仇的江湖故事，懸疑故事扣人心弦的解密與揭秘，以及小說的敘事形式：最樸素的“講古”與“說書”，凡此種種，皆令這部《涼州十八拍》呈現出“純文學”難得一見的閱讀快感。

作為一部現代版的《趙氏孤兒》，《涼州十八拍》其實體現出“托孤”的雙重意涵。首先，這當然承續(xù)了“趙氏孤兒”的故事框架。面對家族的災禍，這里有托付與隱忍，犧牲和保全，殘酷的殺戮和忠貞的守護，當然也有最后那酣暢淋漓的復仇。對于“趙氏孤兒”這個深入人心的傳統(tǒng)經典故事，小說通過不斷出現的戲曲唱詞，有效喚起并強化著我們的情感記憶。小說中，涼州權家于危難之際收養(yǎng)續(xù)可蓀家族遺孤，為此權愛棠以自我犧牲的方式，將其托付給女婿顧山農，這不正是《趙氏孤兒》故事里公孫杵臼與程嬰的敘事“翻版”嗎？

而另一方面，這里的“托孤”還涉及到那座神秘的“銅奔馬”。小說中與徐驚白一道被托付的，還有那個被各方勢力覬覦已久的傳說之物。作為先輩們留下來的河西信物，“銅奔馬”乃涼州的魂魄所系。這里的“銅奔馬”也頗有些講究，其為金人、金馬和燈臺合為一套，一共七套，它們像釘子似的，砸進祁連山下的一片片纏綿綠洲上，盯住風水，鎖牢運程。然而，它們終究散佚各處，甚至可能都深埋于地下不見蹤跡。因此小說中出現的那座真正的銅馬，確實是不折不扣的“孤馬”。為了守護這唯一的“神跡”，北疆續(xù)門不惜惹下滅門之禍。從續(xù)可蓀到權愛棠再到顧山農，危難之際的托付與守護，都只為“銅奔馬”繼續(xù)守護涼州大地，而不落入歹人之手，其執(zhí)念顯然蘊含著某種象征意味。

這里的雙重“托孤”，其實體現出葉舟所強調的“忠義”精神。如其所言，“忠義精神，是對中華文明的一種供養(yǎng)，對民族來路的一種認同，對中華文化的神圣皈依。”在此，小說顯然改變了作為傳統(tǒng)戲曲的《趙氏孤兒》所包含的家族復仇的單調主題，而顯示出更遼遠闊大的地方史和文化史意義。這里當然也有復仇：小說最后，救孤團用毛桃處死了仇人柴漢忠，續(xù)門孤兒徐驚白的復仇既別出心裁又蕩氣回腸。但小說對于傳統(tǒng)主題的最大提升其實在人物的行動上。相較于顧山農，年輕的徐驚白對于不可觸碰的圣物——那座“銅奔馬”——顯然有著不同的理解。從顧山農誓死守護“銅奔馬”，到徐驚白為了更大的道義而勇于舍棄“銅奔馬”，這并不意味著一種數典忘祖的觀念背叛，而是一種更深刻的繼承與成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小說從保護孤兒到救助紅軍，從隱忍的家族敘事自然過渡到大無畏和敢于犧牲的家國情懷上，這也是革命與犧牲的現代意識之于傳統(tǒng)觀念的當代劇變。“趙氏孤兒”的現代意涵，也順勢呈現了出來。

這里既然提到了徐驚白，就不得不論及葉舟在談到《涼州十八拍》時所心心念念的少年形象。倘若小說里的顧山農身上體現的是最樸素，最激動人心的傳統(tǒng)情義。他以一種使徒般的天命，將涼州的大小困厄，悉數寄在了他個人的身上，喝令他去赴湯蹈火，九死一生。甚至為了守護秘密，他不惜編造彌天謊言，四處示弱，八面討好；為了麻痹對手，他吸食鴉片，裝瘋賣傻，搖尾乞憐……這位舌下生舌的“撒謊之人”，有著“仄身子口音”的被詛咒之人，又似乎是鳩摩羅什的再世之人，堪稱神與鬼的合體。那么到了徐驚白這里，呈現的則是完全不同的形象。作為一本“寫給年輕人看的書”，一本“呼喚少年、呼喚血性的書”，小說通過敘述徐驚白和他身邊的脫可木、陳匹三、馬眉臣等一眾少年的諸多事跡，顯然寄予了一種獨特的希望，而這尤其體現在徐驚白這里。小說中，驚白的“君子豹變”是極為顯著的。如果說前半段詳盡描寫了少年驚白的各種懦弱與頑劣，尤其是花了大量篇幅描述他與“尿脬”的卓絕斗爭，由此呈現出一副低到塵埃里的“扶不起的阿斗”的形象；那么到了小說的下半部，隨著驚白的獨特人生經驗與生活磨礪的逐漸展開，其個人的成長與“豹變”也隨之而來。這個時候，年輕的孤兒開始迅速成才，并勇敢地擔起大任，不僅為家族，更為涼州，也為整個革命事業(yè)。由此也生動落實小說所預設的，通過少年精神的書寫，重新發(fā)現國家的邊疆，進而眺望民族的少年時代，厘清文明的來路，從中獲取今天的力量和擔當。

其實不僅僅是重新發(fā)現邊疆，厘清文明來路，這部《涼州十八拍》還以“四兩撥千斤”的方式，有效聯結起敘事的隱喻意涵。“書中的主人公叫徐驚白，他還是嬰兒時，來自北疆的人口齒不清，說他姓‘續(xù)’，北疆的死士就說，‘續(xù)命的續(xù)、續(xù)香火的續(xù)’。”作為人物的姓氏，一個小小的“續(xù)”字，便寄予了作者深切的文化“反哺”情懷：“我想每個人的發(fā)心都是良善的，因為我們都是這個文化、這個文明的兒子，所以我們也有一種反哺的情感存在。”這種文化“反哺”情懷，正體現在小說人物設置背后所包含的一種基于家國情懷的責任和道義上。這一點恰如作者所說的，“我們這個文明的初始，其實就是從那些時段里一寸寸地續(xù)命續(xù)下來的。”這也正是文明賡續(xù)的良善愿望所在。

最后，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有《涼州十八拍》的獨特寫法。現在看來，小說的最大特點無疑體現在引入了一種基于傳統(tǒng)敘事的“講古”或“說書”的形式，這也是長篇小說鮮明的文體意識所在。倘若深入分析這種敘事形式的重要意義，恐怕不僅僅體現在如楊慶祥所分析的，小說開篇就以三個類似于“引子”或“楔子”的故事，分別指向犧牲、復仇和救贖，由此暗示出小說對于西部書寫的總體路徑。小說更明顯的敘事外觀在于，對“胡笳十八拍”的長歌體式的借鑒，或者用作者的話說，這是民謠歌手帶來的寫作靈感。正所謂“笳一會兮琴一拍”，葉舟以“涼州十八拍”來引領出小說的十八個章節(jié)，以總共“胡笳130節(jié)”的敘事框架來囊括小說的巨大篇幅，從而發(fā)明了一種獨特的小說結構。如其所言的，“應該說，胡笳十八拍給我的小說貫入了很輕盈的氣質，同時也給予了穩(wěn)定的結構。”音樂性所帶來的結構感，讓一百三十多萬字龐大體量的小說并沒有“如同頑石一塊”，而是獲得了一種靈動而嚴整的氣韻。此外，小說明顯的形式外觀還包括作品中隨處可見的“說書人”的“聲音”。諸如“列位，狼煙四起，筆墨告急，這里簡述幾段涼州的往事”等說書人的固定程式，這既是一種純粹的形式模仿，也極為方便地展開了故事所必須的插敘或倒敘環(huán)節(jié)，從而既讓小說更具有傳統(tǒng)文學的古典韻味，也不至于失落其懸疑敘事的合理節(jié)奏。從這個意義上看，葉舟顯然是一位既古典又現代的“講故事的人”，這也是《涼州十八拍》的重要意義所在。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特約評論）

作者簡介：

徐剛，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北京文聯簽約評論家，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副秘書長。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史及理論批評研究。著有《小說如何切入現實》《虛構的儀式》等專著多部，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等刊物發(fā)表論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