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為來幕下，只合在舟中……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這些詩句出自于杜甫的《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詩人的心意也表露無遺。

其實，杜甫僅是唐代以入職“幕府”為榮的一個典型代表。王昌齡、李白、韓愈、杜牧、高適、岑參、孟郊、令狐楚、李商隱等唐代著名文人莫不以入“幕”而自豪，故白居易說，“大夫公卿者十之八九為幕僚出身”，而宋代史學家洪邁《容齋續筆》“唐藩鎮幕府”更是言之鑿鑿稱：“唐世士人初等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為重。”

“幕府”一詞最早見于《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通幕府）。”南朝宋裴骃《史記集解》引曹魏陳郡臣如淳（曾注釋漢書）的話說，將軍出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最初為非常設機構，軍事是幕府的原始職能。宋王欽若等編撰的大型類書《冊府元龜·幕府部》各門所列歷代典型的幕府人物和事例，凸顯了幕府的軍事職能，主要表現為咨議謀劃、參議正典、經綸戎務、決機制勝、料敵應變、慮必周物、舉無遺策、典屬文書等。漢魏之后，“開府”成了一品的榮耀，至唐代進入巔峰狀態，成為維持國家穩定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

唐朝的幕府最早開始于李世民任秦王時期，李世民輔助唐高祖平定諸方割據勢力之時，就大開幕府，吸納各方人才入其幕中，形成文武兼備的秦王府集團，鼎鼎大名的房玄齡、杜如晦、薛收等文人便是當時的幕僚。這些幕僚在秦王掃蕩群雄、爭斗儲位的斗爭中出謀劃策、盡心竭力，為李世民成功登上皇位、開創“貞觀之治”做出了卓越貢獻，也成為大唐的開國功臣，此后被大量文人學子爭相模仿，以幕府為契機一展宏圖，成為當時諸學子的一大夢想。

緣何唐朝學子踴躍入幕成風？首先，與唐朝社會普遍推崇“尚武精神”有關。唐朝的建立是經過長時間軍事斗爭取得的，再加上漢、胡混居，尚武精神在唐朝的社會風氣中占重要地位。自古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為信條的儒家文人，似乎在幕府找到獨善其身和兼濟天下的平衡點，既可建功立業，又能一展才華，激發了他們的英雄主義潛能，突破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的桎梏。王昌齡的“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楊炯的“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李白的“突營射殺呼延將，獨領殘兵千騎歸”、杜甫的“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李賀的“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等瀟灑詩篇，如今讀來仍讓人熱血沸騰、心潮澎湃。

其次，唐朝社會內部推行文武不分家，“唯才是舉、一視同仁”也是學子踴躍加入幕府的一個原因。唐代入幕人員主要分平民布衣、屢考未中和已經考中的科舉仕子及“跳槽”的體制內人員，“禮賢下士”成為當時對幕主的基本要求。《容齋續筆》“嚴武不殺杜甫”條引《舊唐書》說，“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床，斥其父名，武不以為仵”。這說明像嚴武這樣的軍閥不僅給幕僚門提供優厚俸祿，還非常寬容幕僚。唐代白居易曾透露當時的“好處”是“職多于郡縣之吏，俸優于臺省之官”，名、權、利三者融為一體，對學子的吸引力之大就可想而知了。當然，這也是“一拍即合、兩情相悅”，幕府離不開文人幕僚出謀劃策、各抒己見，幕僚同樣需要一個平臺一試身手、大展宏圖。

方便文學交流也是文人騷客打破頭也要往幕府鉆的一個因素。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文人進入幕府不同于朝廷一紙文書式的任職方式，每個進入幕府的文人都擁有相對自由權和獨立創作空間，既促進了每個文人文風、詩歌風格的巨大差異，形成各具特色、群星璀璨的繁榮景象，又使文人墨客在碰撞與摩擦中相互提高且分成不同的流派，譬如李白的浪漫主義詩派，杜甫為首的現實主義詩派，孟浩然、王維為首的山水田園詩派，韓愈為首的古文運動等。從這個角度講，唐朝的幕府也是促進文化繁榮的載體，幕僚也同樣肩負傳播文化的重要使命。

唐代學子入幕成風的原因雖是多方面的，但一定程度上跟文人學子追名逐利找“靠山”也脫不了關系。能開幕府的皆是實權派大人物，得到大人物的賞識和提攜，是比科考更容易、更快捷的一條入仕途徑。故而，幕僚雖費力勞神，追求者仍趨之若鶩。徐州節度使張建峰曾聘請韓愈擔任推官，韓愈寫了一封信給幕主：“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節目十余事來，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茍如此，則死于執事之門無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