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河車》的寫作靈感來源于我自己的求醫經歷，因為月經不調，中醫給我開了湯藥后，又囑咐我有一味藥引子比較特殊，叫“紫河車”：中成藥，粉狀，味腥。醫生建議我，如果實在喝不下去，可以上網買膠囊將粉裝進去。盡管一早就知道紫河車是什么，我一開始對醫生的話也并沒有太在意，在網上見過太多奇怪的中藥名稱和它們的實際所指后，我對紫河車并不抱有獵奇心理。拆開包裝后，腥味的確很重，但真正阻止我將它喝下去的并不是氣味，而是一種心理上的障礙——只要想到它曾是人體的一部分，我就怎么都無法說服自己喝下去。

在《紫河車》這篇小說中，我也給女主人公成宵麗設置了類似的心理障礙，但她一開始是接受這一規則的，她乖乖喝下中藥，就像她接受從上海返鄉照顧病重的母親，在母親去世后接替她承擔照顧整個家庭的任務一樣。這些年在影視劇中，我們習慣看到都市職業女性的生活和困境，又習慣看到她們進行漂亮的突圍。在寫《紫河車》時，我將出生在縣城，在事業上沒有太大野心，也沒有取得過成功的女性形象投射在成宵麗這個人物身上。胎盤作為人類胚胎時期與母體進行物質交換的器官，在生理上來說，嬰兒呱呱墜地后便失去了它的作用。但在民間，一直有“吃胎盤”祈福的傳統，我幼時曾目睹過產婦的家人洗胎盤的過程。周圍是一眾圍觀的婦女，洗胎盤的婦人是產婦的婆婆，她在一盆血水中剝掉胎盤上的白膜，觸摸著其內側說：“里面都是細細的絨毛，孩子在里面過得太舒服了。”圍觀的人無不帶著獵奇的心態觀看這一過程，時至今日，我仍然記得那一幕，一群人基于傳統觀念，毫不避諱地商量著要怎么吃一個人體組織，這一幕也在《紫河車》中得到了還原。在不少家庭內部，會就胎盤的歸屬問題發生爭議，比如，時常會發生爺爺吃了胎盤“求福”，惹得兒媳婦不高興的事，她們認為胎盤應該是孩子父親和自己來吃，總之，胎盤的歸屬權，儼然成了鄉村世界家庭內部權力體系的一種象征。

《紫河車》中的成宵麗，作為一個農村家庭的長女，她與家庭的聯系十分緊密。某種意義上來說，她的人生一直寄生在原生家庭的殼中。在上海找不到好的工作、母親得了重病、弟弟結婚的壓力等等，都是她與家庭之間隱形的臍帶，將她綁在這里，行使長女的職責。然而內心深處，她并不能很好地接受這個家庭角色，但也確實無力改變現實，因此，她表現出抗拒進入婚姻的姿態，將情感寄托在養魚養花這些小事上。某種意義上來說，她雖然寄居在家庭這個殼里，內心卻處于漂泊無依的游離狀態。我想通過紫河車的象征意義，將關注點放在縣城部分女性無所依靠的尷尬處境上，她們中的很多人在今天依舊沒有獲得過自主選擇生活方式的機會。但至少在故事的結尾，成宵麗反抗了一回，她倒掉了摻有紫河車的中藥，決定給自己一個短暫的假期，雖然這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她的處境，但她卻能以此來表達對父親和生活的不滿。

與成宵麗寄居于原生家庭不同，《去迪士尼》中的徐美玉是一個在都市里討生活的保姆，她面臨著養老的難題。多年的都市打工經歷，以及在金錢上的吝嗇，讓她與女兒之間產生了隔閡。年近六十后，她本能地感到一種恐慌，身體上的衰老以具體的方式影響著她的工作：她不敢戴老花眼鏡，不敢大聲使用手機上的語音軟件搜索食譜，不敢在雇主家將白發染黑，小心翼翼地隱藏手上的濕疹，因為一切衰老的跡象都有可能使她失去這份工作，而她并沒有養老保障。徐美玉寄居在一個又一個雇主家，她清楚地知道保姆是一份朝不保夕的工作，因此她從不買過多的衣服和物品，始終保持著能拎包就走的狀態。同很多保姆一樣，她經歷過艱難的求職、雇主的刁難、輕微的性騷擾等等，這種生活讓她沒有歸屬感，她在肉體和心靈上都漂泊而無所慰藉。小說的開頭，徐美玉寄希望于一場相親，希望能夠通過跟老周的結合，解決自己的養老問題，但她也是沒有底氣的，老周上海人的身份讓她內心深處覺得自己高攀了，結果證明這場相親不過是一場關于買房的算計，她沒有答應老周借錢的要求，除了金錢上的考慮，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始終沒有辦法說服自己以這種方式博得利益。最終，出于內心深處的愧疚感，她主動提出去迪士尼樂園游玩，來修復與女兒的關系。

徐美玉并不是一個完美的女性形象，她有著自私、吝嗇、世故的一面，但這種特質是她過往的生活經驗造成的：她摳門，但也正因為如此，才能供女兒讀完大學；她自私，逃避帶外孫女的社會責任，因為她覺得自己難以與女婿友好相處，也不愿囿于得不到報酬的家務之中，因此，她也無法融入其他帶孫子的老人群體；她世故，與老周相親是為了給自己的老年生活一個保障，卻又能及時清醒過來，看穿老周的算計。但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這些特質，讓她得以渡過家庭經濟危機、丈夫去世等一系列考驗。徐美玉一直游離在傳統的家庭生活之外，她錯過了女兒成長中的大多數時光，讓她作為留守兒童長大，她整天忙碌，也只是為了保住一份不算體面的工作，她始終都是一個人面對生活的壓力和重擔，這一點，我想是很多在大城市做保姆的女性的共同處境。

《去迪士尼》中的徐美玉比《紫河車》中的成宵麗年長，她們所處的人生階段也不同，但她們的生活都處在危機和困境之中：對成宵麗來說，她沒有做好進入具體的婚姻生活的準備，也無法徹底擺脫寄生于原生家庭的狀態；對徐美玉來說，過往倉皇的生活讓她疲憊不堪，她尚未來得及修復母女關系的裂痕，衰老又不可抗拒地來臨。相同點在于，她們都在左支右絀中做出了看似微不足道，卻至關重要的努力，而這些努力，正是我在書寫中試圖聚焦的地方。比起塑造事業有成的女性形象，我更加關心這些普通女性的生活經驗，在與生活的較量中，每一個小小的抵抗都有意義，而每一處妥協也值得被理解。她們是我身邊許多朋友、長輩的縮影，或許放到大的世界中，她們“搏斗”的姿態并不好看，甚至顯得有些倉皇狼狽，但寫作給了我一只放大鏡，可以近距離觀察和再現她們的生活。孩童時代我們所做的每一次嘗試都曾經被鼓勵過，但長大后我們往往做出很大的努力，也只不過在保證自己不后退，更不要說贏得喝彩。成人世界的獎勵機制使得很多人即使拼盡全力，也難以獲得想要的成就。不管是成宵麗還是徐美玉，我寫作的初心都在于給予她們肯定和鼓勵，我在近來的寫作嘗試中，也一直致力于將普通女性的生活狀態從隱蔽中展現出來，將焦點放在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努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