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22年開始，每年5月15日國際家庭日所在周為全國家庭教育宣傳周。中華民族歷來注重家庭、家教、家風。《顏氏家訓》有言：“夫風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風氣教化是上行下效、先后傳承的結果，家風家訓的形成本質上是長輩示范、子女效仿、代際傳承的過程。

明人先自明 正人先正己

周成王九年，周公姬旦之長子伯禽獲封東夷之地。周公知道自己的兒子人雖寬厚卻略顯自負，又不擅長與賢士交往，憂其能力難以勝任國君之位，便對他進行諄諄教導：“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

周公可謂集富貴、權力、名望于一身，但仍然禮賢下士、謙卑恭順，不敢有所放松。他曾多次洗頭洗到一半，來不及沖凈擦干就挽著頭發去接見到訪的客人；多次吃飯吃到一半就吐出口中的食物，趕緊去招待投奔的人才。即使如此，他仍擔心錯過了天下的賢才良士。

明人先自明，正人先正己。周公用自己的待才事例教育伯禽務必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切不可怠慢人才。只有善待人才，才能更好地治理國家、延長國運。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周公宣揚與踐行的“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理念，在伯禽身上收到了明顯成效。此后，他謹守父親教誨的“守恭、守儉、守卑、守畏、守愚、守淺”美德，寬厚孝悌、注重教化、廣納人才，堅持以禮治國，使魯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呈現良好態勢，奠定了魯國近800年的國運基礎，也成為優秀傳統家風中為政禮賢的典范。

言傳身教 教上之教

《晉書》記載了陶侃母親“截發換米、削粱起炊”的故事：冰雪寒冬之際，同郡孝廉陸逵一眾車馬仆從到訪陶家，無奈陶家一貧如洗，于是陶母“截發換米”。陸逵見狀“嘆其才辯、愧其厚意”，感言“至洛陽，當相為美談”。

陶侃在潯陽做漁業官吏時，部下見其生活清苦，便從魚品腌制作坊取了一壇糟魚給他食用。想到母親愛吃糟魚，陶侃便托出差的部下帶給母親。得知此魚來歷后，陶母便將壇口重新封好，叫客人將糟魚帶回，并附上家書：“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益，乃增吾憂也。”

兩則故事，一是全力以赴支持兒子真誠結交朋友，二是以實際行動勸誡兒子清正廉潔從政，是陶母身體力行施行家教的生動案例。

從歷史分析的角度來看，陶侃之所以能在朱門、竹門“老死不相往來”的兩晉時期，從寒門躋身朝廷要員，統督八州、位極人臣，除了得益于自身勵志盡職、自強不息的優良品性之外，還與其母親言傳身教的嚴格要求關系密切。

陶母所主張的盡其力結交賢良，助陶侃順利踏入仕途；陶母所倡導的謹守法度、清正廉明，造就陶侃治軍嚴明、治政公廉的良好品質；陶母所奉行的勤儉節約，也影響到了陶侃的生活作風，以至晉成帝贊頌其“經德蘊哲、謀猷弘遠”。

《呂氏春秋》云：“不教之教，無言之詔。”不同于正規、專業的學校教育，在家庭教育、家風養成中，父母的言傳身教往往勝過一味講道理，實為“教之上教”。

《顏氏家訓》是南北朝時期顏之推記述個人經歷、思想、學識以告誡子孫的著作，被稱為“千古家訓之祖”。作為孔門弟子顏回之后，顏之推是顏氏家學的承襲者、施教者。他自幼受“博學有志行”的祖父顏見遠影響，勤奮好學，自行鉆研“三禮”和《左傳》等。因博學多識，19歲時被梁武帝任命為國左常侍。他的三個兒子均成一代名儒，長子顏思魯工于訓詁，次子顏愍楚善于音韻，三子顏游秦精于漢學。

顏思魯之子顏師古幼時貪玩，顏之推就以自己“齠齔之時背誦《魯靈光殿賦》而數十年不忘、弱冠之年所誦經書月余便置荒蕪”為例，勸孫兒及早學習。顏師古見賢思齊，善述父之志、弘往圣之道、隆家世之業，終成盛唐經學大師。唐太宗的軍國要務等諸多重大詔令，皆由顏師古執筆。到中唐時期，顏氏家族更是出了書法大家顏真卿以及殉國忠臣顏杲卿。

治家節儉克己 治國廉潔奉公

戰國時期，齊國的田稷出于改善母親生活條件的目的，把下屬送的百鎰黃金交給母親。田母盤問：“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修士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

田稷道明緣由后，遭到母親的嚴厲斥責：“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為茍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偽。非義之事，不計于心。非禮之利，不入于家。”

在母親眼里，兒子身為朝廷官員，享名望、受俸祿，就應該上盡忠、下盡孝，無功而受祿有違忠臣之道，送呈賄賂之金不合孝子倫理，故此行為等同于“為人臣不忠、為人子不孝”。

在母親教誨下，田稷及時退還了黃金，還主動向齊王認罪。齊王贊其母大義，不僅赦免了田稷的罪行，還賞賜了田母。

《資治通鑒》還記載了東漢“四知先生”楊震暮夜拒金的故事——

楊震在赴任東萊太守途中，恰好經過昌邑。曾獲其提攜的昌邑縣令王密為報答知遇之恩，特意準備十斤黃金，于夜深人靜之時送給他，并說深夜無人知曉送金之事。誰知，楊震用“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理由予以拒絕。

從舉為茂才、初入仕途到擢升太尉、掌管軍事大權，為官清廉、清白正直的品行貫穿楊震的政治生涯。他立志做“清白吏”的人生信條，也是楊氏一族家訓的價值遵循。

《后漢書》中有楊震教子的相關記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后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應該說，楊震在遺留家產給子女這件事上的理解比較透徹。相較于購置產業留于子孫，他認為把做“清白吏”的精神追求留給他們更有價值。

從兒子楊牧、楊秉、楊奉到孫輩楊賜，再到曾孫楊彪，后世的孫楊時、楊士奇等，楊氏子孫得“性公廉、不受私謁”高尚品行的熏陶，均能恪守良好家風，震畏“四知”、秉去“三惑”……

呂祖謙在《少儀外傳》中引用過范文正公的一則故事：范仲淹在次子范純仁結婚時，主張從簡辦理。當聽說女方陪嫁物品中有用錦做的帷幔時，他感到很不高興，認為這樣會壞了勤儉家風，并直言：要是敢帶過來，我就當眾在庭院里焚燒掉。

這看似不近人情、不合常理的節儉，凸顯出范仲淹對勤儉持家美德的深層次理解與堅持。治國如同治家。治家能節儉克己，治國才能廉潔奉公。范仲淹進入仕途后恪守官箴、淳正清廉，故對子孫要求亦高。

《宋史》中記載了范仲淹的節儉事例，如“以母在時方貧，其后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在嚴格家風的管教與熏陶下，范氏子孫皆能遵從家族節儉家風。

《曲洧舊聞》評價：“范氏自文正公貴，以清苦儉約著于世，子孫皆守其家法也。”范純仁拜相后，官職儼然超越其父，但“自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

（作者單位分別為上海師范大學、中共上海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