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日，大風大雨席卷了半島。

那白浪騎在海面上，急吼吼朝岸邊奔來。

滿城都在深深地混響。

商務區(qū)高樓與高樓之間的凹口，已經(jīng)形成漩渦。通勤的人們大多有著硬朗行頭，卻無法控制一把骨折的傘。他們肩膀內兜，眉頭緊鎖，恨不能將所有感官關閉，以不至被大風貫通。

而一樹一樹的春花，打落于豐盛時刻，是春花的命運。

提及命運，就回到了《后海》本身。逐個人物在生存位移的過程中，所發(fā)生的不可預知，所面對的不可抗拒，也只能歸結為命運。所幸的是——他們在苦難里掙扎，認命卻不認慫；從未搭上時代的巨輪，卻努力在被掀動的巨浪中辨識方向。他們參與構建了中國北方海濱城鎮(zhèn)近半個世紀的變遷史，參與構建了宏大歷史中小人物的生活紀實。他們贊嘆時代之進程，他們也感喟回不去的城愁。

小說中，粗暴的“馮父”用畢生的講究給“五個兒子”起了名，這兩百字的敘述，都是為了交代命運烙印：

一九五五年國慶節(jié)，馮家長子出生，十大元帥授勛剛結束，馮父認為兒子的名字里應該有“元”。二子一九五八年出生，馮父認為兒子的名字里得有“躍”。老三一九六一年出生，糧食比天大啊，馮父便在兒子的名字里加了一個“谷”。老四一九六三年出生，全國人民學雷鋒，“學”字正當其時。老五一九七○年出生，屬意外之喜，繁衍之事該收尾了，“季”字等在那里。馮父同時認為，日子變來變去，海永遠不會變，海能讓人活命，于是便有了元海、躍海、谷海、學海、季海……

城市也有命運。合并、分離，衰老、崛起，在時代景致和生活日常之外，“城”與“人”彼此看見，深刻互文。“前海”“后海”之固化，并非局限于青島——事實上，二者的演進歷程在每個時代都可以找到原型。比如，作為文學史上的術語，“外省來的年輕人”不斷出現(xiàn)在巴爾扎克、司湯達和莫泊桑筆下，從路易十三時代至今，都入不了巴黎的法眼。包括南部大城馬賽，在巴黎人看來也是落后而了無生氣的。外省和巴黎，就這樣站在對立面，彼此的鄙視與融合從未停止。

“人”的認知總是比“城”的變遷慢半拍，這種落差所形成的鄙視鏈，需要年輕人來解決。《后海》里，“老家伙”的海與“年輕人”的海，是不一樣的海。前者側重生存依附，后者歸屬精神寄托。一個具象殘酷，一個抽象審美；一個物質主義，一個理想主義——所有內在的變化都暗合著膠州灣的百年命運。

當國內首條最深最長的地鐵海底隧道開通，當年輕人用六分鐘模擬大魚從主城區(qū)到達西海岸新區(qū)，一切已經(jīng)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