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和妻子、女兒在鄉下的老家過完春節，要坐綠皮火車回省城太原。害怕春運期間客流量大，提前到了火車站。遇到我兒時的伙伴和他的妻子，他們帶著一個特別大的行李箱，要去省城趕廟會。我們聊了大概有半小時，來了另一位同鄉，也要去太原。兒時的伙伴說有人幫他把行李箱弄到火車上去了，讓他的妻子回去。我很驚訝，一直以為他的妻子要陪他去太原，便說弄箱子的話我可以幫忙，為什么非要讓你妻子等？伙伴說你是城里人了，哪好意思麻煩你。我問他有沒有買下坐票，如果沒有，可以和我們擠一擠，我們有三張票。他說，不和你們在一起了，說不到一塊兒。當時一種悲哀涌上來，馬上想到《故鄉》里的魯迅和閏土。這位伙伴是我小時候很好的朋友，還為我打過架，現在隔閡竟這樣大。我意識到這是一個很好的小說素材，把它深深記在腦海里。

具體寫《把自己折疊起來》時，是很憤懣的時期，同時起步創作的朋友們差不多幾乎都專業搞創作了，而自己連最基本的創作時間也不能保證，漸漸對所在的這塊地方失去了希望。一位異鄉的朋友邀我到他所在的省，能保證我足夠的創作時間，另一位朋友盡力促成，給分析去了異鄉的種種好處，但另一個省比山西更加偏遠，而且牽一發動全局，我很難做出選擇。春節期間回老家時，看到綠皮火車上蜂擁的人群，覺得這么多年似乎什么也沒有變，便想起了隱藏在記憶中的那個影子。我要寫“我”的還鄉，寫“我”和“閏土”的故事。

“我”和“閏土”雖然有了很大隔閡，但在我們這個時代，隨著國家政策，尤其是農業政策的轉變，農民有了很多可能和希望，還出了不少發展得成功的農民，我想寫隨著時代變遷，“我”和“閏土”隔閡縮小，甚至親近起來這樣的主題。這時想到有次在家鄉的街道上，伙伴開著一輛大貨車，停下來和我打招呼，車上拉的都是碰碰車。他已經從拉著大箱子趕廟會，變成開著大汽車趕廟會了，這不也是一種進步嘛！我決定讓他開著拉著碰碰車的大貨車去車站接“我”。他為啥要開著大貨車來車站接“我”呢？必須要有充足的理由。我想到兩條，一條是要在“我”面前展示“成功”，另一條是有事求“我”幫忙。“我”的性格不愛求人，伙伴托“我”求人，自然不愿意開口。故事有了發展的邏輯，一環一環寫了下去。

但是寫著寫著，發覺“我”和“閏土”還是有很大的隔閡，這道隔閡沒法用時間彌補，這和個人的身份和性格有關系，也和真實處境相關。“我”是知識分子，骨子里有種理想主義者的清高、孤傲；“閏土”是農民，他更加注重現實中的利益，而“我們”兩者的共同之處，都在面對各自生活中的難題。小說便游移了原先的主題。這時另一個影子飄了出來。

幾年前，在太原與幾位朋友吃飯。一位朋友喝了酒之后，說自己會做瑜伽，能把雙腿架在脖子上面。這位朋友當時和我現在的年齡差不多，已是人到中年。說完他便表演了起來，隨著他的腿一下下往高抬，他的骨頭啪啪地響，口袋里的東西都掉了出來……我想到人的卑微、弱小。一下覺得“我”和“閏土”都是把自己折疊起來的人，便朝著這個主題寫，這個影子放到“閏土”身上天衣無縫。

小說寫完之后，總有些地方覺得疙疙瘩瘩，放了一段時間再看，發現沒有把李老虎這個人物處理好。在小說的初稿中，酒宴上的李老虎被寫成了一個猥瑣可笑的人。我想還是沒有理解了這位兒時的伙伴，便去重讀《戰爭與和平》里與鮑里斯相關的章節，這是我不喜歡的一個人物，但托爾斯泰處理得很好。除了讀《戰爭與和平》，繼續琢磨李老虎這個人物。有一天忽然理解了他，李老虎代表著生活中的一類人，他們有他們的生存哲學和處事原則，對這類人我們可以不喜歡，但不能簡單地去批判他，而是要去理解他。這時我清晰地感到一道光照在我身上，理解一個人比批判一個人更難，明白了托爾斯泰為什么處理好了鮑里斯這個人物。于是重新寫有關李老虎的情節，在最后的酒宴上，客觀地描寫了他，甚至寫出了他的精彩。

處理完人物，再想主題，在小說中，其實除了舒文和李老虎，舒文的同學們，孫林書記，都是把自己折疊起來的人，便用更多的筆墨去寫最后大家集中出場的那部分內容，小說變得廣闊了起來。

寫這篇創作談的時候，重讀《把自己折疊起來》，舒文和李老虎有些像《故鄉》里的“我”和閏土，但絕對不是“我”和閏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