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認真住下來一年半了。這段日子什么也沒寫，盡管腦子里裝了不少點子，但每一個點子都還青澀，始終沒到瓜熟蒂落的時候。真沒想到后來終于動筆，第一個作品寫的竟然是之前想都沒想過的一個題材和“故事”。

之所以給故事加引號，是因為在這小說里，故事作為小說的一個層面（而非其脊椎），顯然很薄弱，而且它完全是隱性的，即使把小說讀通了也很難說得清這小說寫了個什么故事。但我很清楚，要是能把它讀通，想必也就不是只追求看個故事的讀者了。我對中國大陸的文學讀者一向所知太少，可我想象《收獲》的讀者水平不俗，他們的“閱歷”比一般人豐富，對文學有開闊的認知和更高的要求，對不同的形式和各種嘗試也會更包容一些。我甚至想象這些讀者當中有人也寫小說，是我的同行。

在某種意義上，《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本來就是我一心托大，想要寫給同行們讀的一個小說。把它交給編輯前，我先聲明這小說既是虛構的，卻有許多非虛構的部分；它還包含書信體，又有點像書評，后來編輯還發現了這小說用了可畏的第二人稱敘述，無疑使得它更晦澀了幾分。

這么說我其實就是在向同行炫技了。我很難辯說“不是”，至少在寫這創作談的時候，連我也覺得這些文字難掩挑釁意味，根本是寫來討打的吧。但我心里明白，要是最終只看出來我藉這小說炫耀技巧，那樣的寫作同行根本不值得我在意。

寫小說有許多年月了，也許因為身在此山中，我向來不怎么喜歡把“作家”寫進小說里，只因無法自外于江湖，怕會引人遐思，又擔心有同行會對號入座，徒生是非。但這一回，在美國住下來一年多以后，我卻認認真真地寫一個關于小說作者，或者也關于小說本身的一個小說。多年以前我嘗試過在小說（長篇《告別的年代》和短篇《未完．待續》）里煞有介事地談論一些純粹杜撰的作品，如今回想多少覺得那都是些虛招。爾今終歸是有了點年資，便也攢了些底氣，覺得不妨硬橋硬馬，實打實地在小說里談論一部真實存在的小說。

美國作家裘帕·拉希莉2000年得普利策獎時年方33，是史上最年輕的普利策獎得主。我在小說里談論的《第三和最后一塊大陸》就收在她當年得獎的那一部小說集《疾病解說者》中，在西方頗為人知，我想當然耳地認為《收獲》的讀者一定不會感到陌生。至少，要在網上把文本找出來是一點也不難的。裘帕來自移民家庭，擅長處理印度移民到美國的題材，而且佳作不斷，廣受肯定，想必她的作品對其他國族的移民書寫啟發良多。

由于在海外安家，如今我在美國似乎也算半個移民了，便也開始對移民文學生起思考，關注起別的華文作家移居海外后的作品。身居英語的國度而以華文寫作，這情況本就有點吊詭，甚至還有點尷尬 。寫作者能寫什么？該寫什么？寫給誰看？要怎么寫？這些問題都與海華作家自身的定位與認同有關。除非寫作只為自娛，“作家”也只是參加某些特定聯誼會或俱樂部必須別上的名號，否則所有以寫作為志業的移民作家，都不該回避對這些問題的探究。而我以為，這些思考必然會讓作者更強烈地意識到讀者的存在或不存在，同時也很難不察覺自己與故鄉（目標讀者？）之間彼此漸行漸遠──在你離開故鄉時，故鄉也在離開你了。

我大概也隱約有著相同的危機感，也因為因緣際會，在微信上結交了好些移民海外的華文作家，而一個馬華作者，即便在這樣的群體中也依然格格不入，是個插不上話的邊緣人。而我為了要“知根知底”，過去三幾年便悄悄讀了不少移民寫作者的作品。其間發現了疑是抄襲的現象，裘帕與伊莉薩白·斯特勞特等美國女作家用英語書寫的杰作，成了結在墻外的累累碩果，垂涎者隨手摘得，掐頭去尾，用中文稍微腌制一下，就成了自家作品，也能在各大刊物上堂皇發表。

這事，雖令我困惑和氣憤，卻也大受啟發，幾乎奮筆疾書，寫下了《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我把它視作我寫作生涯中第一個“移民文學”作品，而因為小說大量“借鑒”了他人的作品──沒有她們的作品，世上便不會有我的這個短篇──趁著編輯讓我寫一篇創作談，正好藉此機會向裘帕致敬，感謝她寫出了《第三和最后一塊大陸》，盡管我真正的繆斯是那一位樂此不疲的抄襲者。

最后，也該感謝已故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吧，畢竟我借用了他的一個小說名字。

202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