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我讀到了苗族作家韋曉明的中篇小說《春雷》，這部作品凸顯了一名少數民族作家質樸的現實情懷和濃烈的時代使命感。后來，我又讀了他的《底流》《當歸》《空谷之上》等中篇小說，感受到一種強烈的民族性和時代感。

國家的戰略舉措，時代與社會的發展，構成韋曉明小說敘事的重要背景。《春雷》中主人公韓巍到云霧村擔任第一書記，緣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部署；《底流》中的韓遠方、陳凌等人聚首于異國他鄉，得助于國家有關海外留學的各項政策；國家實施教育強國和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的問題，生成了《當歸》里“我”與酈濱、酈婷的交集；國家全面推進強力反腐，才能讓盲目地執著于投機取巧的董福光在“空谷之上”走投無路。

韋曉明筆下的人物大多具有真摯的家國情懷。韓巍、韓遠方、汪文琮、賈威松等人強烈的使命感，何建方、賈奉途、宋雨時、酈濱、賈老沙、董玉斌等人堅定的責任心，在與賈正財、馬建平、陳凌、廖校長、董福光等人的反向對比中，凸顯出主要人物群像作為國家主人翁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高度。而且，這種融于血液里的國家意識，已經成為了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由顯形直至豐滿的藝術支撐，展現出真實而強大的情感力量。

不論落筆到哪一種具體的題材，“臨州”和“融州”都是韋曉明小說里出現最多的兩個地名。韋曉明把自己的藝術視野聚焦于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的喜怒哀樂與悲歡離合。具體地說，韋曉明是在情有獨鐘地表現家鄉，始終如一地書寫民族生活。他在小說里沿用家鄉古稱“融州”，讓大苗山故里的父老鄉親，通過這個地域，成為小說文本里生機勃勃的人物形象。《底流》盡管寫的是比利時留學生活，韓遠方、陳凌、潘靈艷也仍然與融州有著筋筋脈脈的牽連。

韋曉明在肯定既有民族傳統文化特質的基礎上，突出和強調發展之變。一是地物風貌之變，如《春雷》里韓巍改造云霧山沖槽口，補種多種經濟林，著力發展鄉村旅游業。二是人的觀念之變，這是韋曉明落筆的重點。在《春雷》《空谷之上》中，改造雜樹林、修建水電站作為進行時或將來時的行為，引發的卻是糾結復雜的利益沖突，甚至成為小說敘事的前置性理由。而正是在這樣的矛盾中，韋曉明寫出了苗族父老鄉親與時俱進的觀念之變。即使在《底流》《當歸》里，或因視野的拓寬延展，或因生存的砥礪磨煉，或因利益的沖擊碰撞，眾多人物都隨著時代脈搏的跳動而發生觀念的改變。

在展現出苗族百姓觀念變化的同時，作家也展現了苗族文化精神不變的一面。小說文本中，“大苗山”“貝江”“融江”等地理存在是實有的，而此間活動著的各類人物則是虛構的。在實與虛相融互滲的敘事過程里，小說呈示出燦爛的苗族傳統文化風貌，體現在人物的價值觀念、道德標準、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等多個方面，通過敘事語言和人物言行傳遞出來，構成韋曉明小說搖曳生姿又獨具魅力的文本特征。

從國家發展到民族進步，從家國情懷到變化中的民族風貌，韋曉明由遠及近、由抽象到具體地聚焦于小說的第三個層次——寫出特定的人。語言的個性化是韋曉明小說人物的共通屬性，性格的多姿和別致是他筆下人物的內在質地。韋曉明生動地寫出了人物的言談舉止，生成每個人物的特殊樣貌，由此可以讓讀者進入人物內心，把握性格的內在肌理，感受到人物的思想情感。如《底流》中韓遠方的理性、穩健、厚重，陳凌的孤傲、機巧、浮躁，宋雨時的強勢、果斷、機敏……都十分準確地得到了表現。

韋曉明的作品寫出了變化中的人。總體上來看，韋曉明小說文本呈現了三類人物。第一類是正向的“底流”式人物，如《春雷》的韓巍、賈奉途，《底流》的韓遠方，《當歸》的“我”（汪文琮），《空谷之上》的賈老沙等。第二類是成長中的青年一代，如何建方（《春雷》）、酈濱（《當歸》）、董玉斌（《空谷之上》）等。第一類人物的變化，是在生活磨煉中進一步成熟和強大。第二類人物的變化，是他們從故事的邊緣逐漸走向中心的成長和擔當。而第三類人物的變化，是“中間人物”在第一類人物的引領下，由落后、消極、庸碌、守舊轉向積極進取、奮發有為的正途。在這方面，《春雷》中的楊子林可謂典型。如是，以樸素自然的敘事語調，韋曉明藝術地描繪出人的個體變化與國家發展、民族進步互為依存、和諧相融的現實狀態。

從更深的層次來看，韋曉明在致力于雕琢少數民族人物群像的同時，也注重緊扣著時代的節拍。他一直在以文學的方式關注和思考當代中國的發展變化，回答生活的現實詰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