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表達當下時代，無疑是有難度的選擇，尤其是對于我們所置身的內質復雜的當下，以至于許多的時代性表達不是成為藝術含量匱乏的應聲筒，就是淪落為悲情至死的哀號。徐坤的長篇小說《神圣婚姻》，以當下時代的強質感及不同階層群體的精神立像，時代婚姻的內在性在奔騰在時代洪流中長久的淬煉，擎起了被人們遺忘遺棄太久難以找回的神圣性內涵。小說猶如穿越長長的人世迷宮，歷經長久的承受，擱置，沉淀，放下，精神放養，眾多人物以自身生命濃烈的生與死，至真地演繹與解析了婚姻本體之外的原本的善性及神性。

《神圣婚姻》甚至是沒有主人公的，或許奔涌的時代特質才是小說主宰，小說核心表達在于時代性婚姻群像進行時的精神性凝鑄，而不在具體人物形象的確立，時代性質感是文本杰出的構建。小說人物最終精神本質的復蘇復活及動量，擊潰了超強物質化時代的種種魔性，在當代婚姻的疏離、退卻與新舊交替中，在生命本體的生死共振中，在婚姻本體的外延中，在精神與物欲對峙的起伏中，回歸、重建并提振了婚姻的恒性精神內質。《神圣婚姻》的橫空出世，成功地大寫了時代性，一舉閃擊了有些落寞的時代性文學表達，既是徐坤文本與時代博弈創作身手的集中展示，更是一種數字經濟時代文學表達新標桿的確立。

時代性敘事及自然結構突破

《神圣婚姻》從外在到內質，處處攢射著時代的氣質。無論從體量、內在氣息、敘事速率、轉接跨越、游弋收放等方面考察，還是從網絡時代文本應該達到的閱讀效果去驗證，徐坤都近乎完美地實現了文學速食閱讀時代全方位目標的達成。

文本敘事內在緊致飽滿，充盈著讓讀者一口氣讀完的快感，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講，徐坤是以創作短篇小說的藝術效果去完成這部長篇小說的。從整體上回望文本，敘事速率無疑是時代性高度，開篇有著馬爾克斯《百年孤獨》開頭之經典意味，所有的敘事在五年的時間跨度里自然奔涌，疾速推進，使得每一章內蘊、張力十足，一舉凝結成全書濃烈、莊嚴、壯麗的生命活力所在，幾乎每個人物都迸發著沁人心脾的時代氣息。文本不但推進很快，更有敘事場域的大跨度：澳洲到北京，到沈陽到鐵嶺，從段祺瑞舊執政府文化經濟研究所到西南安嶺，最終抵達北京天安門廣場，敘事強度中延宕出空前的廣度。文本敘事更多充盈著不斷豐富不斷深入的跳躍性變奏性，悲情中孕育著歡喜，傷感中蘊蓄著欣慰，歲月流逝中得失同行：有程田田和孫子洋愛情的無疾而終，有他們婚姻臨門驟變表象背后深隱的深層剝開，有于鳳仙婚姻碎裂后的起底重振，有宇宙文化與數字經濟研究所關于國家經濟態勢的斷面雄壯展開，有高知律師顧薇薇的深邃而智性遠見對所謂完美婚姻不自知，有500強女董事長樊梨花對婚姻的時代性論定，更有孔令健婚姻定時炸彈的爆裂、拉鋸戰乃至一役完勝，還有程田田徹底放下感情支教山區沉淀后愛情破繭化蝶……另一方面，敘事語言簡練而富于穿透力度，四字短句精準有力，囊括無限，戲劇腔調與正統語境交錯，流行歌曲、經濟科技等概念元素植入，凝鑄了小說內在的多聲部交錯的時代性節奏感與共鳴。小說敘事時而含情沉靜，時而暴風驟雨，時而小溪潺潺，時而一瀉千里，最終歸于莊嚴、神圣，圣心化成。從小說敘事的外在層面來看，《神圣婚姻》有速度、有力度、有質感、有節奏、有魔性、有善性、有神性，而且濃烈、勁爆、勁爽，富于前瞻性眼光。從敘事內質層面看，故事至真，從社會個體家庭婚姻切入；緊貼人之精神，敘事過程亦是物質物性逐步退卻的過程，同時更是愛情、婚姻、理想、追求等意識神性起底上揚的熬煉；有破有立，一切理所當然的所謂貌似完美的愛情、婚姻在時代的洪流中被逐一摧毀，真正的富于精神性的愛情、婚姻暗自天成，無異于傳統文化意識（婚姻觀念）在時代激蕩中著眼于未來的一場靈魂革新，更是數千年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個人精神追求，穿破物欲洶涌時代的淬火重生，無異于人之失卻已久靈魂的艱難復歸。

《神圣婚姻》更是突破了長篇小說僵化、單調、慣性化結構窠臼，重建了渾然一體、靈動的自然模式。《神圣婚姻》的結構回歸了中國式美學的“精微”，更充盈著自然靈性。“劇版”敘事模式的選擇，使得文本敘事獲得了無限強大的彈性空間，敘事靈動游弋隨心而動，無須去支撐文本體量。以人物關系散射出來的婚姻群像，構成了涵蓋社會整體的主要層面，敘事得以隨心隨性收放，敘事邊際處在不斷擴展中，行文自由而流暢。五年時光，一切似乎都已被摧毀，一切又都已被更新，這正是徐坤深埋在文本里的時代性本質之精解。小說最先出場的是程田田，助力于文本敘事結構輻射的人物是毛榛，她既是當下時代的見證者與感同身受者，更是婚姻失敗的承受者。作為出現頻率最高的中堅高知人物代表，她引導著敘事的不斷展開與深入，亦是時代及婚姻的觀察者與理性思考者，更是小說的高遠視角性一種站位。借助毛榛俯瞰時代的視角，讀者可以獲得對自我與時代更理性、更智慧，甚至更有信心的認知。小說以人物關系散射敘寫了不同層次人群婚姻的時代性摧毀：海歸青年程田田與孫子洋因北京房子問題的臨門婚姻碎裂；高級知識分子毛榛因執著追求而導致的婚姻潰敗；外來者于鳳仙被丈夫精心設局欺騙的婚姻出局；“帶頭大哥”孔令健文化心理差異積聚的婚姻崩潰，長久鏖戰于單位的人事暗戰；高階強勢女性顧薇薇高高在上的婚姻統馭催生了與薩志山所謂完美婚姻的離析。他們婚姻的碎裂有著時代性的具體種因：經濟、文化、理想追求、情欲、物質優越感等等，更有彼此雙方的自私共性。在眾人婚姻的退場中，時代也賦予他們新生的機會：毛榛完成了對時代與婚姻的理性認識，她在機場落淚，也是對婚姻長久對抗的放下與釋懷；于鳳仙與坐地戶炮三兒的婚姻弄假成真，從外來者華麗轉身為大都市現代女性，開始譜寫新的“二人轉”；孔令健于文化對等中獲得了前衛性婚姻，靠岳母的強勢強大經濟一舉擊潰了前妻的襲擾，最終從內憂外困中磨礪成轉企改制的一線排頭兵；薩志山從顧薇薇的統馭下擺脫出來，在掛職中獲得了家庭與單位無法給予的尊重與滿足，更是獲得新的愛情，死成為生命本真的另一種回歸；歷經支教擁有了擔當精神的程田田未來婚姻的神圣性，既是眾多人擎起的，更源自于自身從“小我”到“大我”的淬煉。與眾多長篇小說結構對比，《神圣婚姻》的結構盡得天竅，從宏觀到微觀，再從微觀到宏觀，靈動而自由，更是充分地表達了時代性逆轉與變奏。

文本重振人性境界修改高度

近年來，中國文學創作出現一股小眾化、去意義化思潮，這是基于文學教化及干預社會精神領域功能的進一步弱化。從文學本源性考察，文本只是人與自然及社會關系的思考與辨析，它對社會的干預功能可以忽略不計，但是對每一個具象化個體而言，卻能從優秀的文本中獲得認知自我與社會的智慧。在高速運行的新媒體時代，如何感同身受地喚醒人們被物質占領、被技術分割、背離本真、失去魂魄的精神？《神圣婚姻》以富于時代氣質的文本一舉擊敗了小眾化、去意義化的文學思潮，重塑了人之存在本質的精神內涵。小說于婚姻之外重點表述婚姻家庭與時代及國家的看不見的密切關系，更為可貴的是將社會不同階層的婚姻置于時代信息大爆炸、巨變激變、國企轉制困境、金融市場資本裹挾、人性交互壓榨的機心、扭曲的世態人情等時代酷烈性洪流中鍛打，讓人們在失去與得到中最終回歸人性本真，這是徐坤作為學者型小說家為人們開辟的邁向城市文明的心靈之路。無論是作家的創作過程，還是讀者的閱讀過程，都有一種時代賦予的暢快淋漓之感，都是一種精神的抵達與智慧增進的過程。

《神圣婚姻》是眾多婚姻當事人從婚姻外圍向婚姻神圣內核的探索與挺進,在結束中開始或是抵達生命之本真。甚至說，書中眾多人物的婚姻的破裂，都源于一方的極度自私。小說與一些同題材文學經典相比較，它將具體婚姻內在的變奏形態上升為有著典型意義、社會涵蓋性的精神群體。關于婚姻的精神性神圣性，在脫離婚姻于婚姻本身之外更廣闊的空間里不斷淬煉才能抵達，無異于心靈的朝圣過程。蕾秋·喬伊斯的《一個人的朝圣》中，主人哈羅德為探望病危友人給其以希望而獨自踏上漫長旅程，出發愿望并未實現，卻意外地完成了精神從平庸婚姻的拘囿中完全解放出來，達成了自我心靈救贖與自我價值肯定，更是完成了對既定現實的心靈接受與全新認知。在這一過程中，他的妻子莫琳對婚姻的徹底失望，完全封閉自己，從不斷否決丈夫的行為，到在苦苦等待與關注丈夫的心靈獨處中，對充滿痛苦的婚姻過往嚴肅審視，重新構建了對愛情與婚姻的全新感悟，更是重新認識了自己。《神圣婚姻》中，薩志山從富足而沒有精神地位的婚姻里退出，選擇到西南山區縣掛職，無異于生命的放逐，在縣域經濟發展重新獲得了自我與愛情；他的前妻顧薇薇在薩志山魂歸大地后才真正審視了自己曾經所謂完美婚姻的致命缺陷，也終于認識并進入了自己不曾踏入的前夫的精神世界。中產律師顧薇薇在婚姻中顯然是霸道而自私的，其婚姻始于姐弟戀的新奇感滿足感，她只是一味地從精神上統御著丈夫，甚至丈夫提出離婚時她還未覺醒。而真正認識前夫時，他已魂歸大地。薩志山如同安娜在美滿的婚姻里發現了莫大的缺憾，真正發現了自己在家庭與單位存在性式微，于是奔赴生命的廣域空間，不惜以生命為代價而獲取精神豐盈。他曾經的婚姻質感，類似于《圍城》中方鴻漸得到后深感精神疲憊的逃離。在愛情、婚姻核心本義被時代強勢所顛覆的當下，且不說婚姻之神圣性，就婚姻本身的存續性，都是一種易碎品。方鴻漸歷經了三次婚姻，才懂了婚姻的實質性存在：信任、包容、珍惜與相守的真義。于是時代性淬煉成為婚姻當事人必須歷經的精神煉獄過程，其中裹挾著酷烈的陣痛乃至生死榮辱。

五年的歲月沉淀，特別是愛情心思之外的山區支教獨立生活的歷練，也讓程田田完成了對自己與孫子洋關系的理性認知，于是化解并放下了舊情感長久的淤積及糾結，開啟了富于精神內涵的新情感。程田田與孫子洋的關系，本質上不同于魯迅《傷逝》中的子君與涓生，破裂種因上卻極為類似。子君與涓生是文藝青年，借著對自由愛情的憧憬，在直面具體生活時被擊潰，他們有真正的愛情，只是缺乏對現實生活的擔負能力；程田田與孫子洋之間甚至還不能被認定為愛情，他們只是相互吸引與依偎取暖，所謂愛情只是程田田單方面的空花幻影的神往而已，盡管從澳洲到北京，到鐵嶺，有著空間上的大跨越更有肉體上歡愉。他們親密關系的破裂，源自孫子洋個人的職場壓力與揚名顯親的家族壓力，房子問題便成為了著火點。虛影似的愛情是極其脆弱的，即便有著肉體的深度交融，無疾而終亦屬必然。對于程田田而言，原本沒有任何擔負壓力的意識上構建的愛情，只是海市蜃樓轉瞬即逝的美好暢想。銀州城吊孝使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孫子洋的陌生，而后數年支教生活中獨立養成與大義擔負，為真愛為未來神圣婚姻做了最堅實的奠基。小說結尾程田田與潘高峰天安門廣場看升國旗，是婚姻神圣及愛情圣心的彼岸抵達。作為時代與婚姻群像的親歷者、見證者的毛榛，在轟轟烈烈的全新經濟時代的智力建設推進中，盡覽他者婚姻的悲喜變奏，在自己萎地的婚姻里孤守、守望了很多年，事實上也渴望與前夫的面對。或許離婚時她只認定自己有追求沒錯，多年后在機場見到帶著新妻的前夫而落淚，此刻她終于認知了自身與婚姻本質的關系，終于完成了釋懷性精神消散。

婚姻關系的破裂，在于婚姻雙方自私性的積聚與爆發。在這個多元化的信息大爆炸時代，在共性與個性的對峙中，個性漸漸處于上風，時代本身給予了人們去追求個性實現自我的機遇，于是婚姻破裂中同時又孕育著新的可能與空間。“帶頭大哥”孔令健老夫少妻的時尚婚姻，外來者于鳳仙弄假成真的現代都市婚姻精神廣域等，都是時代性氣質的映照。在小說人物各自婚姻精神性淬煉的過程中，從婚姻的統御中獲得了徹底性精神解放，當事人的人生境界被修改被提升，呈現著從物性到人性，從人性到精神性乃至神性的上升軌跡，更昭示著現代城市文明內在性的走向。

至真表達凸顯時代魔性荒誕

徐坤洞悉時代特質特性，她以婚姻的魔性變奏，構筑了時代的強質真性，更為重要的是在對陳舊婚姻觀念摧毀中構建了直指未來城市文明的全新婚姻理念。

作為大都市北京的外來戶，于鳳仙原本是一個傳統的女人，她是家庭的無私的奉獻者。為了兒子孫子洋在北京有立足之根，她以與丈夫“假離婚”及與不認識的坐地戶炮三兒“假結婚”之荒唐性選擇，洞穿北京嚴格的限購令，終于擁有一套兒子的“婚房”。毛丹與毛榛談到此事時，毛榛斷定孫子洋家庭三觀不正。顧薇薇更是以辦案經驗斷定，百分之九十九“假離婚”最終是真離。不曾想到的是，于鳳仙的理想性預設僅僅是兩代人婚姻驟變及不可控的開啟。兒子在婚姻臨門時選擇棄絕，自己與丈夫的假離婚卻是丈夫精心設計的騙局，是丈夫與情人合法化夫妻生活事實性法律依據。若非丈夫出事被審查，她永遠不知真相。“鐵嶺怒火”難以化解于鳳仙對孫家人選擇隱瞞及奪取自己合法權益機心深埋的憤恨，自己一直忠誠的婚姻家庭最終成為人生最大的恥感與敗筆，她成為遵循傳統觀念的最大受害者。當她重返北京潘家園，與真正的房主炮三兒再次面對時，憤恨化作了移情式激情釋放。炮三兒為她打贏了鐵嶺房產官司，她清還了債務，成為北京房子的真正擁有者。虛假的婚姻再次弄假成真，于鳳仙完成了從小城市到現代大都市的華麗轉身，更重要的是她從生活承壓的外來者，從一個傳統型家庭婦女，驟變為擁有無限精神疆域的享受者，她從此擁有了生命的輕盈感，擁有更多的時間與自由，真正融入了都市生活。這無疑是一種時代性意識質變，是取舍的當機立斷，是放下與棄絕固見奔向新生的正確選擇。毋寧說婚姻是小說的切入口，不如說是徐坤于婚姻敘事里植入了時代性征與意識觀念的革新。于鳳仙婚姻的墜落谷底與騰升天際，冰與火的質感逆轉，亦是時代賦予人們生命時態的多種可能。

元宇宙文化與數字經濟研究所（有限公司）“帶頭大哥”孔令健的婚姻變奏，更有著豐富的象征意蘊。他與前妻的婚姻是歷史的產物，是文化意識同一時代的一種無奈選擇。隨著時代進程，作為高級知識分子的老孔獲得新生，夫妻間因文化差異而產生的矛盾淤積為不可調和的沖突。老孔的社會名聲不斷上升，老妻生活愈寂寥愈自覺婚姻地位受到威脅，最終發展到以愚蠢女人的種種卑劣手段把婚姻變成高知老孔的生命恥感，離婚成為老孔個人事業繼續推進的必然選擇。離婚后四五年中老孔擁有寧靜空間專注于學術，因著學術研究的名聲鵲起，遇到小自己二十歲的電視臺主持王小萌。王小萌從小缺失父愛，對老孔一見鐘情，最終與他結成老夫少妻。文化層次的對等讓老孔擁有令人艷羨的和諧家庭，讓其學術水準日益精進。雖然擺脫了舊的婚姻牢籠的禁錮，但是并沒有完全剔除前妻心理失衡，她教唆兒子對老孔發起無理的巨額經濟糾纏。家事之外，更有單位里老黃與菲利普聯手使壞，一個有擔當的高知，人生路注定不會平順。幸好有500強董事長丈母娘樊梨花有禮有節地擊退并根除前妻的無端襲擾，老孔在單位以不戰隱忍的潛心修煉最終擊敗對手，意氣風發地領導研究所完成事業單位轉企改制，進而大膽開拓新的經濟領域。孔令健的婚姻悲喜、單位磨難，亦是徐坤對時代性抽象的具象呈現，表征著中國高知群體的對舊時代舊觀念及文化心理遺存的揚棄，更昭示著他們基于未來對新時代的充分融入。

精神放養重鑄婚姻之神圣性

徐坤以大寫意勾勒出時代高歌猛進的輪聲滾滾，以工筆精雕了每個人物的婚姻淬煉之旅，最終使小說中諸多人物與自我本真合一，與神性合一，與內在造物主相遇，確立了超拔物質意義之上的精神追求。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徐坤為當下時代重新確立了被物欲生生割裂的“家國”情懷，探索了未來文明進路的心靈構建，確立一種認知自我與他人與社會高遠視角，讓讀者獲得一種生命的審美力量。

關于婚姻，孔令健的丈母娘樊梨花給予了定性之論：好的婚姻，滋養人，培育人；糟糕的婚姻，作踐人，毀滅人。于鳳仙被前夫精心設局欺騙，更是受到孫家人的經濟擠壓，在炮三兒的幫助下，她明白了應該追求怎樣的婚姻，實現了從陳舊婚姻觀念的桎梏中拔離身心，直達理想的生活。這無疑是作為普通社會個體的意識覺醒，更是對于現代城市文明的身心抵達，盡管屬于淺層次的神圣性選擇，其中有著很大的機緣成分，卻依舊是時代性征之一種化成。孔令健、薩志山、毛榛，他們的人生，無疑是社會中堅的擔當與承載。孔令健的人生堪稱傳奇，他不得不去直面歷史婚姻賦予的精神恥感，不得不去選擇終結歷史婚姻，同時也疲于應對解決前妻鄙陋的襲擾，借助丈母娘的神力，盡除舊婚姻的侵襲，借著自身的潛心修煉，從單位人事傾軋中最終勝出，排除內憂外困，終于在數字經濟時代大顯身手，為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著智力源泉。他在婚姻變奏中擁有了美好的婚姻，甚至說是正是構建于丈母娘樊梨花不幸的婚姻之上的美好滋養，將他的生命存在提升到神性之境——家國情懷的融通共振，他代表著高階知識群體融入新時代的精神歷程。薩志山棄絕物質富足的婚姻統馭，掛職西南山區縣城，開辟了一片舒展精神的經濟場域，在個人精神與時代洪流共融的過程中，找回了遺失已久的自我，更是獲得了人格平等的愛情，雖然生命與大地融為一體，卻綿綿不絕地延宕著莊嚴的神圣性追求，他是新時代擔當精神的凝結。毛榛與樊梨花多年前的婚姻敗局是同質的，是常態婚姻對女性事業心的重擊，她們堅守了自我神性，錯失了婚姻，經過歲月的磨洗，她們獲得了生命平和于世的智慧，她們是新時代人生智慧的承載者。

程田田的愛情修煉經歷更長久的時間，是擱置并拋棄舊情緣的艱難過程。從遠赴北京問孫子洋終究不得的自我悲痛沉溺，到吊孝銀州城昔日戀人的陌生感，再到山區支教忘我傾情的身心投入，送走駐村第一書記潘高峰后將原來的手機鈴聲音樂《匆匆那年》換成《親愛的旅人啊》，這是一個漫長的心靈凈化、圣化的過程。從私有情感到山區支教融進國家社會大情懷，她實現了精神上的徹底蛻變，私情升騰為對生命善性、神性追求。在此過程中，因著執著于山村的現代化建設，也孕育了與駐村第一書記潘高峰的戀情。2021年重回北京，與潘高峰一起看天安門升國旗再次感受神圣與莊嚴，預示著婚姻未來神圣性的確立。《神圣婚姻》以程田田與孫子洋無擔當的戀情無疾而終起筆，串結起涵蓋社會的婚姻時態，最終大象無形地完成了從婚姻個體意識到國家情懷的升華，以富于文明現代性的復雜糾葛，重鑄了家國情懷。

此時代的婚姻不僅屬于個體，更是交織著諸多社會性的關聯，它更不能隔離割裂人之精神性追求。婚姻之神圣性，不在于過往，而在公義大義社會擔當，在于無限暢想的未來。在我們置身的充盈著巨變活力的這個時代，長篇小說究竟具備怎樣的時代特質，具備怎樣的鮮性形態，才滿足人們數字經濟時代的閱讀需求？徐坤以長篇新作《神圣婚姻》，給予了充分而睿智的回答。

惠特曼說：所謂詩人，就是那種把過去、現在和將來融為一體的人。在這個意義上，徐坤無疑是個真正的詩人。她以元宇宙文化與數字經濟研究所地址——段祺瑞執政府東院清朝海軍部舊址歷史的鉤沉，王蒙《青春萬歲》電影版的社會知識中堅群體的使命接續與社會責任擔當，以未來社會數字經濟化無限暢想與現實推進，為當代人婚姻的復雜內質營建了廣闊宏大的敘事背景，一舉擊潰去意義、小眾化文學時代的消沉固見，重建了當代婚姻的精神內涵與家國一體的豐富意義，可謂文學精神性的強力提振，亦是為被剝離被顛覆原義的家庭婚姻的還魂，更是重新賦予生命以詩性詩情。

婚姻是一部深刻的大書，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去用心閱讀；神圣在自我婚姻認知之外，在超拔于物質之上的精神性追求里，需要人們去不斷修煉，甚至是歷經煉獄才有體認與把握。《神圣婚姻》并不是婚姻神圣性的道德說教，而是以時代性現實性的強力介入，讓人們更本質地認知與接受社會的巨變，以安妥靈魂的精神方式對構建未來婚姻神圣性永葆信心。

【作者系陜西文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作品》特約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