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奇書”是小說領(lǐng)域中的一個常識性話題，指的是《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它們是長篇通俗小說的代表性著作。從當下讀者和學界的認知來看，大多持王世貞首先提出了“四大奇書”之說，這主要源自李漁之論，他曾說道：“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書之目，曰《史記》也，《南華》也，《水滸》與《西廂》也。馮猶龍亦有四大奇書之目，曰《三國》也，《水滸》也，《西游》與《金瓶梅》也。兩人之論各異。愚謂書之奇當從其類。《水滸》在小說家，與經(jīng)史不類；《西廂》系詞曲，與小說又不類。今將從其類以配其奇，則馮說為近是。”

通過其言可知，最初的“四大奇書”是《史記》《南華》《水滸傳》《西廂記》，后來逐漸演化為《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這是兩種不同的劃分標準，李漁傾向于后一種劃分之法，即以“類”作為依據(jù)，嚴格區(qū)分經(jīng)史、詞曲、小說之間的界限，不是同類則不能同歸，“今將從其類以配其奇”，從而把“四大奇書”之名直接定義于長篇通俗小說，并以馮夢龍的為準，剝奪了王世貞之論的合理性。不過后人談及“四大奇書”時，終究繞不開王世貞。然而，通過文獻梳理，可知王世貞首倡“四大奇書”說是李漁精心構(gòu)建的偽論，并不是王世貞真有此論。主要原因有：

其一，王世貞“奇書”之論有其貶義。李漁所言的“奇書”是對《三國》《水滸》等書的肯定和推崇，認為他們是長篇章回小說的代表。而在王世貞文集中，與《史記》《南華》《水滸》《西廂》有關(guān)的“奇書”之論，只涉及《史記》一書，他說道：“《史記》，千古之奇書也。”不過此處對《史記》的評論卻是以批評為主，如他接著說道：“（《史記》）非正史也，如游俠、刺客、貨殖之類，或借駁事以見機，或發(fā)已意以伸好。今欲仿之則累體，削之則非故，且天官、禮樂、刑法之類，后幾百倍于昔矣，竊恐未可繼也。”意即《史記》為史書，應(yīng)恪守客觀敘事的規(guī)則，奉董狐之筆，不能憑個人情感的喜好，自由抒發(fā)，“游俠、刺客、貨殖之類”的文章顯然有悖于史書撰寫要求，以致王世貞否認《史記》的正史地位，認為后世不應(yīng)學習司馬遷如此創(chuàng)作。因此，王世貞的“奇書”內(nèi)涵和李漁所論是截然相反的。

其二，王世貞從未提及“四大奇書”一語。翻閱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續(xù)稿》等文集，在所有的篇章中，并沒有發(fā)現(xiàn)“四大奇書”之論，《南華》《水滸》《西廂》這些書名出現(xiàn)的次數(shù)很少，《水滸》甚至是只出現(xiàn)過1次。而在擴大至與王世貞相近時期的他人之論時，倒有多人之論與李漁相近。如李贄旗幟鮮明地將《水滸傳》《史記》《杜子美集》《蘇子瞻》《李獻吉集》稱之為“宇宙內(nèi)有五大部文章”，首次將個人文集融入到宇宙大背景中考慮，提出宇宙說。笑花主人則言及：“《水滸》、《三國》，奇奇正正，河漢無極。論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廂》傳奇，號四大書，厥觀偉矣。”明確提出“四大書”之說。西湖釣叟則認為：“今天下小說如林，獨推三大奇書曰《水滸》、《西游》、《金瓶梅》者，何以稱乎？《西游》闡心而證道于魔，《水滸》戒俠而崇義于盜，《金瓶梅》懲淫而炫情于色：此皆顯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則在以隱，以刺，以止之間。”此三大奇書在李漁所論的四大奇書之內(nèi)，但評論的角度不一樣。陳忱更是直接將《南華》《西廂》《楞嚴》《離騷》并稱為“四大奇書”。這些論斷，多少與李漁之論有所不同，但不能完全否定他們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這也說明，當時眾人都注意到，在四書五經(jīng)之外，通俗小說、戲劇、個人詩文等文集也具有其獨特地位。可見，李漁認為的王世貞說，可能是綜合了他人之論。

其三，“四大奇書”的部分書名非王世貞常用語。在書名的表達上，李漁所言的“四大奇書”與王世貞的不相吻合。如李漁言及王世貞的“四大奇書”為《史記》《南華》《水滸》《西廂》，而莊子因為被道教尊稱為“南華真人”，以致《莊子》一書又有《南華》之稱，不過王世貞在評論莊子著述時更多的是用《莊子》一語，他在《讀書后》卷一中，即采用《莊子》一名，將其與《讀墨子》《讀伍子胥傳后》等文章并列，翻閱王世貞文集，也可以發(fā)現(xiàn)《莊子》出現(xiàn)的次數(shù)明顯多過《南華》。而用《南華》表示《莊子》的僅為6次，他說道：“弇州者何，始余誦《南華》，而至所謂大荒之西，弇州之北，意慕之。”以及“《南華》之鵬，摶九萬里而風斯在下”。這種引用只是偶爾提及。

其四，王世貞對“四大奇書”褒貶不一。王世貞對《史記》《南華》《水滸》《西廂》的評論有很大不同。如他認為《水滸》是：“至稗官史家若傳《水滸》者，以猥褻聞。”這是對《水滸》的全面否定，一來認為它是稗官野史之類，非正史，不登大雅之堂，二來認為它的最大特色是“猥褻”，充滿低等、下流的行為，君子不齒。前面提及的《史記》，王世貞只是從史書寫作方面進行的否定，其實他還是有所肯定的，如在指導(dǎo)后人學習時，《史記》是必讀書目，同時也是他在進行考據(jù)時的重要佐證，其言及：“酈道元云世人疑是項伯冢，按《史記》，項伯名纏，封射陽侯，子睢，封后以罪除平皋侯。”而對于《西廂記》，王世貞則給予高度肯定，他認為：“北曲故當以《西廂》壓卷。”并批判何良俊主張《倩女離魂》《王粲登樓》在《西廂記》之上。至于《莊子》，王世貞說道：“莊子之為文，宏放馳逐，縱而不可羈，其辭高妙而有深味，然托名多怪詭，而轉(zhuǎn)句或晦棘而難解，其下字或奧僻而不可識。”即肯定莊子行文境界開闊，意境深遠有韻味，不過名物多詭怪，部分用字較為生僻，使人難讀。因此從王世貞的態(tài)度來看，他對《史記》《南華》《水滸》《西廂》四書的褒貶程度不一，且此四書不屬于同一層面，《史記》為史書類，《南華》為諸子類，《水滸》為通俗小說類，《西廂》為戲曲類，王世貞不太可能將四書放在一起比較分析。

其五，王世貞奉行小說以佐歷史的觀念。王世貞生活的中晚明時期，唐傳奇、宋話本等文學性小說已有所發(fā)展，并深受民眾的喜愛，而王世貞對此類小說則是嗤之以鼻，如他認為：“《夷堅志》在諸說家中，尤為卑猥庸雜，即刻本覽一過便舍之，不足留。”他還懷疑《禹本紀》《山海經(jīng)》中神話的真實性，他說道：“惟司馬子長亦云《禹本紀》《山海經(jīng)》所有怪物，余不敢言，蓋亦疑之，而未能決也。”對于王世貞的小說觀念，何詩海認為：“王世貞編《弇州四部稿》時，早已完成《世說新語補》《劍俠傳》的編纂工作。但這兩部以寫人敘事見長、更具文學性的著作，卻未能入選《弇州四部稿》。”（《中山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因此，王世貞雖然從事過有關(guān)志人小說、唐傳奇的編纂，但這不是他所認可的小說觀念，他所奉行的是以佐歷史的小說觀，如他編纂其文集時遵循《七略》，言及：“集所以名四部者，賦、詩、文、說為部四耳，亦《七略》遺例也。”《七略》雖已亡佚，但可以從班固的《藝文志》獲知，他言及《藝文志》是“今刪其（《七略》）要，以備篇籍”。其中提及的《伊尹說》《周考》《青史子》等書目，均以歷史考證或歷史評論見長，王世貞“說部”中的《札記內(nèi)編》《藝苑卮言》《宛委余編》《燕語》《野史家乘考誤》等就是對這種小說觀念的繼承，而不是李漁所言的小說類。

其六，部分書本在王世貞生前未曾刊刻。李漁最終將《三國》《水滸》《西游》《金瓶梅》并稱“四大奇書”，是建立在對“王世貞之論”的否定之上，然而此四書在王世貞《四部稿》《續(xù)稿》中的出現(xiàn)情況不一，《水滸》之名好歹還出現(xiàn)過1次，而《西游記》《金瓶梅》就根本沒有提及，《三國》雖多次言及，但指的是陳壽《三國志》，而不是通俗小說《三國演義》。如他說道：“史稱齊文宣在東山飲酒，投杯赫怒，召魏收于前，為書將西討，周人震恐，常為度隴之計，《三國》《典略》載其全文曰：‘朕歷數(shù)在躬，志清四方，蕞爾秦隴，久阻風化，混一之事，期在今日。’”再者，《西游記》最早的刻本為萬歷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刊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記》，《三國志演義》為萬歷十九年（1591）金陵周曰校萬卷樓《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為萬歷十七年（1589）天都外臣序新安刻本《忠義水滸傳》，《金瓶梅》雖為萬歷四十五年（1617）蘇州書坊刻東吳弄珠客序本《新刻金瓶梅詞話》，但在此本之前，就已有抄本在社會上流傳。王世貞1590年去世，部分書本未曾見到，而到李漁時，這些都廣為流傳。因此王世貞和李漁的時代不同，他們的小說觀不盡一樣，李漁很可能就是以其時代觀念，目的明確地去建構(gòu)王世貞小說觀。

綜上所述，李漁構(gòu)建的王世貞首倡“四大奇書”說，更多的是借王世貞之名，來論證自己主張的合理性。因此，后人不應(yīng)該以李漁之論來闡釋王世貞的小說觀念及其文學思想，同時，對“四大奇書”之說的內(nèi)涵也應(yīng)該有所反思。

（作者：賈飛，系南通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