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制于個人經驗的有限性，讀者對文本的理解難免會出現偏差，甚至謬誤，經由這種閱讀體驗所構建的作者形象也難免帶有主觀、片面的色彩。如果說讀者批評理論對這種誤讀予以肯定，那是另一個維度的問題。那么，即使現當代的文化理論已經十分篤定地認為真相無法被還原，對于一個試圖破除偏見的讀者而言，潛入文本，并盡可能充分地閱讀大概是不斷靠近真相唯一的路徑。

就法國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而言，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讀者對她的理解始于《情人》，也終于《情人》。然而，僅僅閱讀《情人》，既不能真正理解《情人》本身，也會不可避免地對杜拉斯的形象產生誤讀。事實上，杜拉斯的價值遠非她的某一部作品所能承載，無論《情人》，還是其他。在已經推出的杜拉斯作品和相關傳記的基礎上，中信出版集團新近推出的杜拉斯譯著系列，無疑有助于我們構建更加立體和豐滿的杜拉斯形象。

內與外的辯證法

這一系列包括四部作品，其中，《外面的世界I》和《外面的世界II》首版于2007年，新的版本對之前的版本作出了修正和完善。這兩部作品收錄了杜拉斯從1957年至1993年間創作的報刊文章、序言、書信、隨筆等，作品的主題涉及對時事的評論、對社會問題的探討，以及文藝批評等，它們在非虛構的維度呈現出杜拉斯思想的豐富性。

作品被命名為“外面的世界”，或許暗含著對杜拉斯刻板印象的一種回應。作為一位不斷書寫愛情和女性經驗的女作家，杜拉斯天然地被打上了“向內寫作”的烙印——盡管她的小說書寫且反復書寫著殖民主義的惡行、戰爭的創傷、人性的復雜和人直面命運時滋生的絕望。另一方面，所謂“外面的世界”，在呈現出杜拉斯“對外”的“介入”與關切的同時，也頗具個人風格。當杜拉斯看向外部時，她從未刻意保持客觀，而是從一開始就表明態度：“沒有不涉及道德的新聞寫作。所有的記者都是倫理學家”。她承認自己“為各種運動所席卷，難以抗拒”，她會“因為心生憐愛而寫”，當“司法無能、社會允許之時”，“會作出自己的判斷”。

所以，正如譯者袁筱一在譯序中所寫：“所謂的‘外’，原來就是與‘內’相對而言。”那么，打破了“內”與“外”的界限，或許恰恰是我們靠近杜拉斯所邁出的關鍵的一步。

不斷改寫的情節與無法捕捉的真相

另外一部作品——《戰時筆記和其他》，為中文世界首次引進，主體部分是杜拉斯在1943至1949年間完成的四本筆記，其中很多素材在經過加工、完善之后，融入了杜拉斯諸多重要的作品中。不過，它們并非普通的草稿，散亂、零碎，而是標記著杜拉斯創作的源頭，正如前言中所指出的：“這個未來作品的母體，令人驚奇地包含著整個杜拉斯式想象領域的原始結構。”

對于經由電影版《情人》到達杜拉斯的讀者而言，《戰時筆記和其他》顯得尤為重要。在這部作品中，“中國情人”遠沒有梁家輝式的風度翩翩，被喚作雷奧的男主出過天花，臉上還留著印記，又丑又矮。女主的情欲也尚未蘇醒，這段情節在發酵為虐心的愛情故事之前，僅僅表現為拜金女遇見富豪的橋段。不僅如此，女主對男主的身體感到深度厭惡，僅僅一個吻，就使她連續兩天往自己的手帕上吐唾沫。

除了“情人”之外，作品中不斷閃現的畫面，很多都似曾相識，它們既是杜拉斯的人生經歷，也是她的作品中反復出現的情節。它們可能通往童年：一座用來“抵擋太平洋的堤壩”一再被重建、又被沖垮；得到母親的默許，哥哥不斷毒打瘦弱的妹妹；還有一匹馬，不明原因地死去。它們可能記錄著戰爭：從集中營中被救出的羅貝爾，無法進食、連日高燒，身高一米七七，體重卻不足四十公斤。它們也可能絕望至極：剛剛結束分娩的母親不停地追問，想要盡可能多地了解自己未曾謀面就已經死去的嬰孩。

杜拉斯的創作有種傾向，她善于把真實的經歷植入故事之中，然后，再把一個故事植入另外的故事，在反復地排列組合中，文本得以不斷地獲得新生。也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真實與虛構的邊界越來越模糊。

當然，即使回溯到源頭，我們依然無法捕捉到所謂的“真相”。盡管如此，不斷靠近真相的過程，也是我們的閱讀經驗得以豐富的過程，這種經驗將引導我們逐漸擺脫被文本迷惑的境遇，實現對文本的“抵抗”。

死亡絮語

最后要提到的《就這樣》，同樣也是首次在中文世界出版。這部作品選錄了自1994年11月20日到1996年2月29日之間，杜拉斯生病臥床期間說過的話，文字由杜拉斯最后的伴侶揚·安德烈亞整理完成。

這些杜拉斯在人生最后階段留下的文字，一如既往，帶著她的印記，就像是她的又一部文藝片。黑沉沉的底色，斷斷續續的畫外音，很長很長的長鏡頭。這一次，所有的人物都只剩下剪影，看不清面孔，輪廓也分外模糊，甚至無從分辨是復數的“他們”，還是“他”。不過，這一切都不再重要，曾經在她生命里停留過的“他們”都不見了蹤影，只剩下一個“他”。而縈繞在耳邊的畫外音，除了偶爾的安德烈亞的提問和回答之外，最終只剩下杜拉斯的自說自話。她說，活著讓人不堪重負，寫作是“一種充滿悲劇意味的消遣”，而她“不經意間就深陷其中”；她說，一切已然結束，自己一無所有，“一切都是虛空，都是捕風”；她還說，要至死不渝地愛一個人，而這本薄薄的小冊子，最終以這樣一句話作為結束：“我愛您。再見。”

1996年3月3日，杜拉斯離世，《就這樣》成為了距離她死亡最近的文本。直到生命的盡頭，杜拉斯依然在談論寫作、生命，和愛。所以，還有怎樣的方式，能超越這份終極的詩意、浪漫與絕望呢？

從《戰時筆記和其他》到《就這樣》，四部作品的時間跨度長達半個多世紀。借助書中或長或短的文本，我們得以進一步窺見小說家身份之外的杜拉斯：她關注阿爾及利亞難民的境遇，傾聽獄中囚犯的聲音，發表對文學和電影創作的看法，談論那個時代最閃耀的明星……在厭惡、否定與真誠的熱愛之間，她從不遮遮掩掩。然而，在經由記憶走向虛構的過程中，她又表現得極為狡黠，她將真實的意圖隱藏在表象之下，在對個體經驗的書寫中暗自植入了對人類共同命運的關切。

閱讀杜拉斯，難免會陷入反復的自我懷疑之中，在讀過某一本書之后，自鳴得意，以為自己掌控了杜拉斯，然而，在讀過另一本書之后，很快意識到，杜拉斯不止一面，我們自以為了解的杜拉斯遠不是杜拉斯的全部。

不過，說到底，恰恰是她的A面、B面和N面，成就了獨一無二的杜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