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之悲》是宮本輝的第三部短篇小說集，共收錄七篇作品。當時，剛獲芥川獎的宮本因肺結核而歇筆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因病而不得不暫時放下剛剛開始的文學事業——這對一位方得文壇認可、準備重寫《道頓堀川》以完成“河流三部曲”的作家來說無疑是一次挫折。剛住院時，他“整日隔著病房的窗子看天，看云，看路上的人。書沒有讀，電視也幾乎不看，只是被空寂、焦躁、倦怠以及某種安寧的感覺所包圍著。”（《河流三部曲的完結》）

對生與死的體悟

在這樣的狀態下，人很容易在空閑的時間中產生一種安靜的不安。身處病房的宮本每天親眼目睹著死亡、疾病和別離，身為作家的他當然希望把這種體驗對象化，并將之轉換成一種觀察人生的視角。也正是出于這個原因，《群星之悲》的七篇作品中有五篇涉及死亡，而余下的篇目則是在討論人的生存狀態——可以說，宮本在自己病愈后的這部作品中集中闡發了自己對生與死的體悟，同時也用患病經驗給自己的文學生涯增添了一個關鍵的注腳。

同名篇《群星之悲》中的死亡是兩位青年的早夭，《北病樓》《不良馬場》中是肺結核病友的死，《蝶》是理發店老板的失蹤，《小旗》則是寫父親的離世。這種對死亡的執著就像《群星之悲》中的主人公志水的行為一樣。在有吉去世后，他“被某種新的熱情驅使，越發沉溺在小說里。這種新的熱情，就是想要了解過去那些已經不在人世的眾多作家在活著的時候到底想要寫下些什么”。不過，與其說這是對死亡意義的追尋，不如說是作家想打通生與死的壁障，讓生者與死者之間建立起某種精神性的聯系。他將視野投向了“宇宙”這一暗示著自然規律的意象，力求在一種宏大的尺度下消解生與死之間的距離。這是在疾病狀態下體味死亡的宮本輝的選擇，也是他面對這一宏大問題時給出的“生之解答”。

不近人情般的“喜悅”

給我們暗示的是《北病樓》一篇。當主人公被通知病情好轉的時候，他“喜不自勝”，甚至當得知病友栗山已告不治而自己“還要繼續過這種無言的孤獨生活”以后，“竟然有一種無法抑制的喜悅”。

這似乎不近人情般的“喜悅”之中其實存在著多重意義。對于人物來說，重新找回病愈的希望自然是令人欣喜的。而在文本意義上，對于那棟預制板房的北病樓以及“從天空到麻雀，再到屋頂和院子里的花草”而言，它們本就是宇宙秩序的一個組成部分。

秩序必須要有生死、有代謝，它不以人的寄望為轉移——如果曾住在北病樓乃至《群星之悲》《小旗》《不良馬場》中的醫院里的所有病人都恢復了健康，當然是皆大歡喜的事情。但這樣一來，從宇宙到群星再到賽馬場上的所有事件都將成為一個虛幻的圖景。對于一個臥病在床的人來說，恐怕生活在幻境中要比真實的死亡更加可怕吧。在這個尺度上，栗山的生命即將終結就是《北病棟》主人公一定會恢復健康的預兆。更何況栗山的老、病、死本就伴隨著新生（“醫生說不生育會比較好，但我總是想著要生要生，果然，孩子出生一年后就復發了”）。

對于成為“宇宙精力”的一部分的北病樓而言，對于“略略窺見”（《群星之悲》結尾部分）這種“宇宙”的主人公來說，那只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卻總能避開水滴的飛蟲才是真正徘徊在生死之外的秩序的代言。把生命寄托給外在秩序時，人往往會沮喪和消極，但同時伴隨著的那種輕松感又一定會給人帶來歡愉。《北病樓》的主人公在一生一死之間終于領會到了“宇宙的精力”的真正含義，于是一種按捺不住的喜悅破開了那種“被壓碎”的孤獨感。這恐怕正是從《不良馬場》到《群星之悲》再到《北病樓》的一條隱蔽的邏輯。

黏稠而乏味的生活圖景

致力于探討“生之幸福”的宮本往往不愿讓死亡作為一種純然消極的意象出現在小說中。他筆下的死亡常常與生命成對出現，或者說，他總是希望舊的死亡與喪失能夠像“祓除了附身的鬼魂一樣”（《不良馬場》）帶來新生。另一方面，他對“生”的態度也十分微妙。在宮本看來，僅僅作為“死”的反義詞的“生”還不足以稱為“生”。他捕捉了許多黏稠而乏味、枯燥又無奈的生活圖景并將之呈現在小說中，從而提醒我們，那種不斷喪失著可能性的生存狀態并不是真正的“生”。例如《賣西瓜的卡車》中的那位“平凡人”土屋，他一直對未來和遠方充滿幻想般的期待，“希望用自己的錢去自由地旅行”。而正是在這個邏輯上，希望逃離日常、陶醉在海邊那種“甘美的、天馬行空的幻想”的土屋與那名為了偷情、專程在盛夏從舞鶴開車過來賣西瓜的男子的行為有著共同的本質。然而，對于土屋這位公務員職場新人來說，“只要你能按部就班地完成每天的工作，那么一輩子都不會丟掉飯碗，而且完全可以提前知道自己五六十年后的工資金額和獎金的算法。不僅如此，連退休后的養老金數額也能算出來”——同事植草就是這種枯燥生活的典型代表。

這樣的現實不斷提醒土屋，他對未來的浪漫期待在推銷毛衣的植草和不會再來的男子身上漸漸消解了。最后只有女人的屋燈在田野的那一頭朦朧地亮著，似乎在象征著人生的可能性不再觸手可及。

《蝶》中那位賣了八年汽車的主人公同樣為此所苦：“又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這樣一成不變地過日子嘛。魚店每天就是賣魚，理發店不也是每天給人理發嗎？”而當他得知理發店店主“能夠把工作和其他事情徹底丟在一邊、隨心地出外尋找蝴蝶”時，他發現：“這種想法給疲于推銷汽車的我注入了生命力。不知為何，我也有一種重生的感覺。”店主的“生”與主人公及津久田的生存狀態立即產生了鮮明的對照，而正因為此，“蝴蝶標本會飛”就只有那些仍然擁有著無限可能性的小孩子才看見過。

《火》一篇中的古屋則是為了讓自己從難以治愈的鼻竇炎中擺脫出來，做出了一系列的古怪行為。重要的是，主人公啟一也漸漸被他的怪誕行為感染，萌生了劃火柴的沖動——那種擺脫乏味、黏膩的日常生活的沖動不僅表現在土屋這個中年人身上，似乎也在少年啟一那里出現了預兆：“男人面前那劃亮的火柴的火，離啟一這里只有一步之遙，時明時滅著。”

為“死與生”祛魅

也許我們可以用“生亦何歡，死亦何懼”這句話來概括《群星之悲》中的七篇小說。死與生之間存在著以光年計的漫長距離，但它們又并非遙不可及。在“宇宙”的尺度下，生之苦、病之憂、死之懼本無區別，唯有死亡與新生的一體兩面和難以擺脫的平凡生活才是生命的常態。不過，當病愈的宮本同時為“死與生”祛魅以后，他仍然希望人們的生命永遠擁有無限可能——能夠去“很北的北方看海”，能夠“隨心地出外尋找蝴蝶”，能夠在“被搞得心煩的時候”找到屬于自己的那團“火”和那面“赳赳地翻飛著的小旗”。正如《賣西瓜的卡車》中所說，只有廣闊的大海突然出現在眼前的那個瞬間，人的心中才會涌起那種難以想象的勇氣，才能體會到生之幸福。

大概我們都能在《群星之悲》的七篇故事里看到似曾相識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