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埃勒里·錢寧

1850年，霍桑在小說《紅字》引言“海關”一文中談及啟發他創作靈感的幾位友人，其中包括智識之士、影響“微妙”的愛默生，隱居茅屋、醉心于印第安遺跡的梭羅，以及和他一同在篝火旁“縱情狂想、忘乎所以”的錢寧。無獨有偶，四年之后，梭羅在《瓦爾登湖》中也曾描述“一位詩人，一位朋友，從遙遠的地方，走過最厚的積雪，冒著最凌冽的狂風來到我的林中小屋”——據考證，這位詩人乃是霍桑、梭羅和愛默生共同的朋友威廉·埃勒里·錢寧（William Ellery Channing，1817-1901）。

錢寧出身于波士頓名門，他的父親是哈佛醫學院教授（后榮任院長），母親來自于富商珀金斯家族。錢寧的顯赫家世可追溯至其曾祖父——美國《獨立宣言》簽署人之一。錢寧的伯父是唯一神教牧師威廉·埃勒里·錢寧（通稱錢寧博士），故而詩人又被稱為威廉·埃勒里·錢寧二世（或埃勒里·錢寧）。他另有一名叔叔擔任哈佛修辭學教授。錢寧的母系親屬非富即貴，在波士頓商界和司法界人脈深廣。

錢寧早年就讀于波士頓拉丁學校，他天資聰穎，成績優異，家人對他寄予厚望。然而，1823年，母親突然病逝，成為錢寧一生的轉折點——他本人再也沒能從這一創傷中恢復過來。多年后，談及童年經歷，錢寧仍稱母親遽爾離世為他一生中最為慘痛的經歷。據傳記作家羅伯特·N. 赫茲佩思推斷，這也是導致錢寧成年以后性格“喜怒無常、固執己見”、“意氣用事、缺乏自控力”的根本原因。1834年，錢寧進入哈佛大學（比梭羅晚一年），但不久便宣布退學。據他本人聲稱，退學是因為哈佛缺乏“真正的學者”，尤其缺乏詩人：他們太過膚淺，而且自命不凡。但真實的原因是他曠課太多，學分嚴重不足，面臨被開除的風險。或許為保存父輩顏面，他決意遠離哈佛，遠離波士頓，打算從此做一名真正的行吟詩人。

1842年秋，錢寧與超驗主義者瑪格麗特·富勒的妹妹埃倫（Ellen）結婚。在愛默生感召之下，夫婦二人移居康科德，與霍桑為鄰。考慮到錢寧夫婦的經濟壓力，富勒向霍桑提出能否讓他們暫時借住在老宅（Old Manse），待尋覓到合適住處后立即搬遷。作為答復，霍桑寫下了也許是美國文學史上最富“詩意”的婉拒信：“如果有人建議亞當和夏娃接受兩位天使寄宿在伊甸園中，亞當和夏娃是否會欣然同意——我深表懷疑。”

錢寧時常和好友梭羅一道徜徉山水。康科德一望無際的田野和山林，尤其是林間水平如鏡、緩緩流淌的河流最能激發錢寧靈感，催生出無數美妙詩行——“一時興起的夢想有時以中世紀浪漫感傷的形式呈現，渾如將濟慈和斯賓塞融為一體……開羅伯特·弗羅斯特之先河。”正如著名文學評論家勞倫斯·布爾（Lawrence Buell）所言，倘若錢寧“生在斯賓塞或德萊頓時代，他一定能成為‘詩人中的詩人’”，在詩壇大放異彩——因為他擁有一流詩人的頭腦，同時也不失詩人“雅致的瘋狂”。

梭羅對錢寧的詩藝極為推崇，曾稱贊他的詩作“辭致雅贍，行文不羈”，并將他譽為“康科德詩人”。同樣，愛默生讀到錢寧的自然詩也喜之不禁——其中《船歌》最后一行“若我的帆沉了，它定是去了另一片海”意蘊深沉、哀而不傷，堪稱康科德俱樂部詩歌的典范之作。1843年7月，超驗主義文學期刊《日晷》上刊載一則廣告：“《詩集》，威廉·埃勒里·錢寧著。波士頓，1843年。”題頭下方是雜志主編愛默生撰寫的推薦語：“如前所述，我們很敬仰錢寧先生的天才。就詩作某些特點而言，即便本國最優秀的詩人也無一人能夠與他匹敵。對于大多數詩歌愛好者來說，這部詩集已經成為鼓舞人心的希望之所在。作者為人真誠，思想高尚，正如他的遣詞造句——新穎精致，不同凡響。”

錢寧恃才放曠，向以“名士”自居，可惜無力謀生，只能仰仗親友接濟。有意思的是，錢寧對于愛默生等友人的捐助從來都是“欣然領受”，也從未打算償還，認為這是“天才在世上應得的禮遇”。而愛默生等人出于對天才的呵護與崇敬，對錢寧即便是心血來潮的計劃也大力襄助，或許更助長了他的“戾氣”。定居康科德不久，錢寧突然感到自己“詩才枯竭”，情緒低落，于是向愛默生提出他打算去意大利小住一年：一面增進健康，一面搜集素材。愛默生一如既往慷慨解囊，并號召一班文友齊心協力資助詩人遠游。一番操作后，如錢寧所愿，共募得500美元——在當時這是中等之家一年的生活費用，然而錢寧短短幾個月便將這一筆錢花得精光，而后一身輕松返回康科德，令眾人大跌眼鏡。

錢寧與朋友交往一向我行我素，特立獨行。比如，他從未像愛默生等人一樣，將收到的信件“分批”歸類保存，以作紀念或寫作參考。相反，他習慣于將“收到的友人書信扔進爐子，或用來引燃煙斗和蠟燭”。再比如，他恪守伊麗莎白時代文人的傳統，即詩文只適合在同好中私下流傳，公開發表則近乎“恥辱”。在愛默生等人慫恿之下，他“勉為其難”地出版詩集，但很快又追悔不已——因此，有一段時間，他頻繁“出沒于波士頓大小書店，將自己的‘作品’統統買下，然后全部燒毀。”

繼《日晷》刊載錢寧處女作《詩集》廣告后，愛默生又接連發表數篇評論，對錢寧詩歌給予高度評價，其中《新詩》一文收錄錢寧詩作12首，可見發自內心的喜悅之情。作為康科德文學圈的長者，愛默生在一則詩論盛贊錢寧是超驗主義詩歌的代表人物：“錢寧是一位自然主義者，以詩人的好奇和敬畏之心看待花鳥——他不去數金雀花的花蕊，也不去數木犀鳥的羽毛，而只享受它們所喚起的驚喜和愛意。”

對于愛默生的美譽，錢寧也投桃報李。他在書信體自傳《詩人與畫家的青春年代》一文中模仿愛默生的口吻寫道：這個世界需要“一些真正來自大自然的詩人，他們走進自然，不是去看樹看日落，把它們寫進筆記本，而是不由自主地寫下關于它們的詩句，在追求完美的嚴苛之美前，吐露內心，承認自己的不完美……我已對近期平淡乏味的詩歌失去耐心”——聞聽此言，愛默生益發將這位畫家兼詩人引為同道知己。

不僅如此，錢寧在書中還談及他如何成功克服教育和社會強加給他的桎梏（從哈佛“退學”），以及如何通過刻苦自勵和不懈努力最終在詩壇卓有建樹。顯然，這一話題最能引發愛默生的共鳴：他對哈佛陳舊的教育觀念和教育方法深惡痛絕，曾在演講中號召美國學者打破權威、自主創新。愛默生的激進思想令哈佛當局大為不快，此后29年間，愛默生與哈佛校園“絕緣”。

《日晷》雜志倒閉后，愛默生多方聯系出版商，為錢寧詩作發表另辟蹊徑。1844 年，《禮品：圣誕節和新年禮物》由費城凱里出版社發行，其中收錄錢寧的《沙漠》《意大利畫家之歌》（發表時被愛默生改為《意大利之歌》）和《士兵的墳墓》，以及愛默生本人的《植物園：日記一頁》一詩。為舒緩錢寧的家庭困難，愛默生雇用錢寧妻子擔任女兒的家教，雇用錢寧劈柴，并延請他協助編選詩文集。不僅如此，愛默生還不辭辛苦，替錢寧修改、潤飾詩稿，與出版商聯系出版愛默生、錢寧詩文《合集》，并懇請出版商將稿酬全部打給錢寧。出乎意料的是，年輕詩人不愿依附驥尾，他在信中回復道：“借著您的盛名出賣我自己，這一做法恕我不能茍同。”

此外，每當錢寧新作問世，愛默生必定將其作品寄贈各方友人，擴大其影響力。比如當他的好友老亨利·詹姆斯（小說家亨利·詹姆斯之父）前往英國游歷之際，愛默生請他捎帶一部錢寧詩集贈予托馬斯·卡萊爾：“亨利·詹姆斯去拜訪您，同時帶去我的一封信。他帶著W.埃勒里·錢寧的詩集給您。錢寧是我的朋友和最近的鄰居。讀后請您不吝賜教。我確信他將成為詩人，您肯定能發現他具有這樣的天賦。”

平心而論，1840年代錢寧在文壇聲譽鵲起，除了自身的天才和努力，很大程度上與愛默生的獎掖與敦促密不可分。愛默生希望這位“門徒”能夠善用資源，精心打磨詩藝，并且能夠像他本人一樣在文學市場大獲成功，然而事與愿違，他的滿腔熱忱很快變成了不滿和失望。

愛默生為人嚴謹，著文也是一絲不茍。擔任《日晷》主編期間，他對稿件要求精益求精，時常在開機印刷前，又將文稿撤回修改。對于錢寧詩文中漫不經心的單詞和標點錯誤，一開始愛默生耐心為其校改，并再三告誡他“小處不可隨便”。但錢寧對此置若罔聞，在他看來，作詩最重要的是靈感，其余皆為細枝末節，不必在意。錢寧為人一貫不拘小節，據友人說，某次演講海報上，錢寧忘記標注地點，害得友人接連撲空，趕至第五個會場，才發現他所在的報告廳——可惜此時演講已經結束。甚至在引用他自己的詩作時，錢寧也會出錯，越發坐實愛默生對他的“指控”：不講求文法。

錢寧自恃學問高深，好用大詞（因其曾編纂《生僻詞典》），務求翻空出奇，令愛默生尤為惱火。哈佛名教授查爾斯·埃利奧特·諾頓在致愛默生信中曾提及錢寧詩集《離家未遠》（1858），在復信中，愛默生寫道：“我有些猶豫要不要把錢寧的書給你。我發現他在寫詩時犯了許多不可饒恕的過錯，他的創作疏忽大意而又前后不一。看起來他好像把自己在樹林中用鉛筆匆匆寫就、以便自用的一沓便條，直接寄給了印刷廠。就連一個學生都可以校訂那些作品……”在這一點上，梭羅與愛默生所見略同——梭羅認為糾正錢寧散漫不羈文風的絕佳之計便是逼迫他“用拉丁語進行寫作，如此一來，他便會迫不得已下筆謹慎，并且需要隨時查閱字典，以求文法正確”。

或許正是存在這樣的瑕疵，導致錢寧在文學市場始終不溫不火。他的藝術評論集《羅馬談話》（1847）出版后無人問津，被出版商原封不動退回。有學者認為錢寧在文學市場“遭遇失敗”，除了他個人及家庭原因，愛默生及超驗俱樂部也需要承擔一定責任。勞倫斯·比爾甚至作出大膽假設：如果身處紐約文學界，錢寧可能會比在康科德更為樂觀開朗，也可能取得更大文學成就——他善于觀察且胸懷大志，一直想要以“塞萬提斯和拉伯雷的風格”創作一部針砭時弊的小說，可惜未能如愿。事實上，在康科德，始終是布道風格的“嚴肅”文學一枝獨大。因此，作為一名愛默生式嚴肅審慎的詩人，錢寧極力壓抑內心豁達明朗的真性情，由此變得日漸沉悶和悵惘。

與錢寧相反的事例是梭羅，《瓦爾登湖》的出版宣示了文學家梭羅的自立，但同時也宣告了愛默生/梭羅文學師徒關系的結束。愛默生至死都難以寬宥梭羅的“自立門戶”，哀悼（實為暗諷）他本可以成就一番大事業，結果卻做了“采摘越橘的小隊長”。但正如評論家所說，梭羅的成功之處恰好是錢寧失敗的地方——錢寧盲目崇信愛默生，終身未得解脫。錢寧的錯誤在于“過分拘泥于愛默生文學教誨的字面意義”。

1850年代超驗主義運動式微后，錢寧與包括愛默生在內的康科德友人日漸疏遠。1855-1856年間，他曾短暫供職于《新貝德福德水星報》，擔任編輯，但始終無法適應一份正式工作的要求，不久怏怏而返。1873年，錢寧代表作《梭羅：自然主義詩人》面世，愛默生發現書中竟收錄自己從未公開發表的詩作，大為震怒。受到愛默生冷落后，錢寧極度沮喪。他在康科德唯一的知己梭羅之死更令他傷心欲絕。不久，在桑伯恩等人鼓勵下，錢寧出版詩集《漫游者》。詩作刻意模仿新古典主義風格，用詞典雅，充滿學究氣，甚至為湊韻腳而采用倒裝句式——與青年時代崇奉的超驗主義詩歌信念背道而馳。按照時人的一致看法，此時錢寧早已失去當年吟誦《船歌》時的俊逸風采，“泯然眾人矣”。

1882年4月一個早晨，錢寧突發奇想，前往愛默生家中拜訪。年邁的愛默生非常開心，不禁老淚縱橫。當晚，愛默生病逝。錢寧在康科德的故交唯余康科德學校校長桑伯恩。1901年圣誕前夜，錢寧逝世。桑伯恩致悼詞，以詩人最愛的《船歌》結尾：“若我的帆沉了，它定是去了另一片海。”——對康科德文學圈而言，錢寧的《船歌》或許代表了超驗主義文學的最高成就。從這個角度看，正如勞倫斯·比爾在《文學的超驗主義》一書中所說，詩人錢寧的文學生涯需要“重新加以衡量和評估”，否則很難取得對于超驗主義文學運動的全面了解和把握。

錢寧被安葬于康科德“睡谷公墓”（Sleepy Hollow Cemetery）的“作家嶺”（Author's Ridge），這也是梭羅、霍桑、愛默生等人棲息的墓園——錢寧的墳墓就在鄰人霍桑對面，離他的知交梭羅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