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余華長篇小說《第七天》問世，距離上一部毀譽參半的《兄弟》出版已有7年。《第七天》出版后毫無懸念地在文學圈再次引發激烈爭論并飽受批評，“匆匆忙忙代表中國”“媚俗”“現實感嚴重匱乏”……而我在題為《〈第七天〉，盛名之下的無效敘事》的評論文章中也毫不掩飾自己的失望和疑惑，其中的觀點自己至今仍然堅持：“文學應該在什么層面去介入現實，去講述正在發生著的時代？那些人和事，我們早已通過新聞、微博等媒體方式，通過茶余飯后口耳相傳的八卦方式詳細地知道，那么，當余華作為小說家面對和介入的時候，讀者為什么還要耐下性子聽他再講一遍？他介入這些舊新聞的獨特視角、獨特之處在哪里？當下中國，不缺少聳人聽聞的案例，不缺少匪夷所思的事件，不缺少焦點熱點和各種敏感詞。我們每天浸淫其中，主動或被動，自覺或不自覺。當人們已經被這些信息包圍、浸泡之后，如果要重新溫習那些事件，其中的驚悚、荒誕其實已經很難對我們這些近乎麻木的心靈產生有效的擊打與震撼。習慣刷微博的人都知道，沒有最荒誕，只有更荒唐，沒有最不可思議，只有更匪夷所思。那么，余華把這些微博熱點和新聞焦點匯總串燒到他的小說敘事里，他要怎樣處理，怎么去完成一次有效的敘事？”

也許，文學界和讀者當年圍繞《第七天》展開的熱烈討論，正對應著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對于小說的巨大疑問與焦慮——在網絡時代，當人們經由鍵盤和觸屏輕啟手指就能圖文并茂地輸入和輸出巨量的信息時，文學和小說將以什么途徑和方式來負載和傳遞信息，又應以怎樣的合理性與說服力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妥善安放自己？雖未親身經歷，但總能在文學前輩們的座談發言或文章中見識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黃金時期”，他們似乎總試圖以此論證、抵御或抵消些什么。是的，文學、作家和作品，曾經就是通行于時代社會生活與公眾之中的“超級社交貨幣”，人們在閱讀、討論文學作品和主題人物的過程當中，輸出和交換著自己關于世界的看法與論調，確認和塑造著自己的價值取向。文學期刊在1978年以后的一段時間內曾作為中國人思考和探討公共問題的重要陣地，一篇小說、一首詩歌的發表在公眾之中所引發的轟動，在今天是不可想象和再現的。當然，引發萬眾矚目的未必是文學作品本身，而是它們所涉及的那些飽含時代特征的公共議題——彼時，文學作品被視作社會變遷中及時的播報和預兆，直接反映甚至介入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而身處今日之網絡時代，當新的技術支撐深刻改變了人的生活、情感甚至思維方式，我們獲得資訊、討論重大公共話題的主要空間已經從期刊或其他形式的文學陣地撤退，文學創作與閱讀也已不再是我們表達個人見解和個體經驗的主要方式，上述那種疑問與焦慮，一直在，始終都在。比如當下，作為經典敘事文體的小說，在抖音、快手、微博短視頻對于世界的講述大行其道時，是否再度面臨小說將死、小說已死的困境？在一個訪談中，當評論家李敬澤被問到當下生活進入文學的難度究竟在哪里，他回答說：“如果文學家們天天都在焦慮如何與網絡、微博和報紙在同一跑道上賽跑，那么我想我們注定會一直被失敗感折磨著，直到對文學、對寫作的信心喪失殆盡……我堅信，網上、微博上那些把我們的作家忽悠得六神無主的信息絕不是這個世界的全部，依然有很多很多東西留在沉默的區域，等待著作家去寫它。”

所以，當我們談論小說應如何負載和呈現信息，其實我們是在談論小說的特質，談論小說面對世界時獨有的認知和表達方式。

有段時間我習慣在睡前聽一段“蔣勛細說《紅樓夢》”，這也成為我的半粒安眠藥。蔣勛掰開揉碎所談論的八十回《紅樓夢》，雖存在個別人物關系混淆和局部略顯牽強的過度解讀問題，但其人文視角搭配著娓娓道來的獨特腔調聲線，確實持續輸出著《紅樓夢》的魅力。我印象最深的是蔣勛講過的一段話，大意是在感慨：閱讀《紅樓夢》、閱讀文學對他來說正是人生的救贖，有時在現實生活中因為遭遇為難和算計而氣惱和憤怒時，他平靜自己的方式就是以寫小說的立場和角度在心里講述一遍那些“壞人”“壞事”，而在這種講述中，自己會不自覺地為那些“壞人”“壞事”尋找到基于自身立場的合理性，從而對他們有了理解和體恤，而自己也就漸漸心平氣和起來。我對蔣勛的這個說法深以為然，他強調的正是文學的一個最基本最本質的東西——對人的真正理解和體恤，對“他人的真理”的真正共情。

比如，當一樁命案發生，新聞播報往往在法律與道德的尺度上進行簡單明晰的交代，一些深度調查的專題報道則可能進一步探尋案情背后更為復雜的社會動因，還有各種猜想或臆想也許會迅速在微博和朋友圈里持續刷屏。而它一旦進入小說的表達視野，當小說家近身，進入受害者和嫌疑人的故事與命運，涉身其中的每個人將不僅面臨道德和法律的審判，他們將在人情人性的基本立場和設定里被深情凝視和理解，在靈魂深處被冷峻審視和拷問。因為同名電視劇的熱播，我剛重讀了雙雪濤中篇小說《平原上的摩西》，對作者敘事策略上的用心有了更深的體會。小說的表層故事核心看似是圍繞一樁命案展開的偵破隱匿，但雙雪濤的敘述著力點顯然并非要在懸疑的氣氛中帶領讀者抽絲剝繭地破案與審判，而是采用多視角第一人稱敘事，讓涉事其中的每一個人都走上前臺親自講述在這個案件里自己的經歷、見聞和判斷，而暴風眼中心的嫌疑人李師傅的視角卻始終是缺席的，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一直都是在他人的講述中被拼湊出來的，他自己是沉默的，沒有控訴也沒有辯解。第一次讀這個小說時我就在想，作者為什么不安排李師傅自己親自開口講述？案情當中的種種迷惑和疑問，只需要他這個核心嫌疑人一番吐露心聲的講述便可以水落石出。而這樣的敘事策略又是為了實現什么樣的敘事目的？大概作者安排輪番上陣的各種限制性視角角色來講述這個故事，其實也就是在通過每個人物的立場、情感和認知在“過濾”它，在這個過程里讀者不知不覺中跟隨每個講述者進入他們的視野和邏輯，并且發現所有人似乎都有基于自身立場的合理性：警察蔣一凡和趙小東只是迫切想要盡早破案，孫氏父子只是遵從著民間樸素的“報恩”執念，傅東心只是在鄰居小孩身上寄托了一點自己本該擁有的童年與人生，1995年平安夜晚上李斐只是撒了一個小謊而莊樹只是爽了一個似乎無關緊要的約會……然而，這個巨大悲劇中的罪責究竟應該落到誰身上？隨著人物一一登場，在陸續拼貼出的案件面目中，這答案卻似乎更加模糊和不確定，而被一一抖落盡顯的則是案件背后的社會、歷史和人性因子——這可能才是雙雪濤最著力和在意的部分。李師傅的沉默和視角缺席，恰成為小說的最重要力量所在，且頗具象征意味：必然和偶然命運疊加的“李師傅們”才是有代表性的時代群像，他們普通、本分，沒有足夠活泛的心思和矯健的身手在時代風云中做弄潮兒，而是往往被拍在了沙灘上。在法律上，李師傅應為他的選擇和行動承擔罪責，但亦有足夠的理由得到人性和人情尺度上的理解、悲憫甚至道歉——真正的小說家對自己的人物總是理解先于審判，而這正是文學面對繁復浩渺的世事人心時恒久堅固的價值。《白夜行》《太陽黑子》《生吞》《信使》……想起近些年讀過的那些同樣令人唏噓慨嘆進而掀起巨大內心波瀾的案情小說，無不貫穿著這種從文學角度對人的深情凝視，我們閱讀它們，并非僅為見證天網恢恢和繩之以法，而是由此真正抵達隱匿在歷史和人性深處的幽微之地，展開臉譜背后的人心的真正空間和流動性。

小說所記錄的社會樣貌和現實圖景，它所處理的時代經驗，所呈現的現實和精神處境，都在成為階段性歷史重要的記憶。和歷史學、社會學的記述相比，小說的獨特之處在于，它的記錄是審美性的、情感式的，它致力于保存的信息總是附著于一個時代的具象和肉身，還原大寫的社會歷史下每個局部的記憶與經驗、血肉與靈魂。隨手舉個例子，徐則臣筆下的京漂群像以及甫躍輝的上海外來青年、石一楓的陳金芳、馬小淘的章某某，他們和于連、拉斯蒂涅、蓋茨比一樣，在歷史記載之外但也許比任何歷史都更真切有效地呈現著特定時代里經濟生活中的個體狀態，以及社會變遷中現代性、現代化與人最具體和直接的碰撞。

想起一部電影，“作家導演”程耳的《羅曼蒂克消亡史》。它的質地更接近于小說——程耳本來就有一部同名小說《羅曼蒂克消亡史》。導演用極具個人風格、細膩而令人沉醉的電影語言精心構造和呈現了一個戰前體面的、充滿秩序感的上海，以及亂世眾生相中所表現出來的自持和從容，哪怕局部的血腥、暴力、食色都被籠罩上了一層溫雅的底色。而戰爭對于世界那種實體性的摧毀，在電影中被處理成了每個人私人生活的破碎，以及秩序、體面、規矩這些更抽象的價值的崩塌和消亡。在這樣的講述中，整個作品貫穿著與時代經驗真正的血肉聯系：侵略和侵略者，戰爭和戰后廢墟，這些檔案或歷史記錄中最老生常談而又抽象的東西，在電影中都變成最具象的生活、人生和個體感受，一如經典一戰小說《西線無戰事》中19歲德國士兵保羅視角里所展開的戰場見聞和一代人的毀滅。在具體的數字、戰略戰術、勝負與條約之外，小說見證和記錄的是戰爭中每一次個人生活被粉碎時最具體的畫面和聲響，令這些太平歲月里身處戰場之外的讀者和觀眾，通過那些共通的人類感受，對戰爭有了真正的實感——畢竟，文學作品總是通過影響人的感情進而影響人的認知。

最近讀了文學期刊上最新的一些小說，對兩部作品印象深刻：石一楓中篇小說《逍遙仙兒》和笛安長篇小說《親愛的蜂蜜》。很多年以后，如果有人想要了解二十一世紀一二十年代時中國人如何應付教育政策的變動，如何“雞娃”，除了查閱彼時教育部門的檔案或新聞檢索，也許還可以翻出石一楓的中篇小說《逍遙仙兒》來讀一讀：三個不同的家庭，在“雞娃”這個中國當下社會里令人最焦慮也最欲罷不能的要素的驅動下進行匯聚與碰撞。拆遷暴發戶王大蓮與中產蘇雅紋貌似差異巨大但其實都在踮起腳尖使勁夠著自己想要達到的東西，不差錢的拆二代心心念念要學得溫雅，贏得尊嚴，而蘇雅紋張口閉口“爬藤”的背后卻是財務危機下的勉力支撐、搖搖欲墜的中產體面。小說精準描摹了“雙減”與“雞娃”縫隙中家長和孩子的掙扎。他們的焦慮和無措，他們的行動和選擇，其實也正對應著中國當下的復雜現狀。教育焦慮中所包含的那種試圖改變或者捍衛自身階層的欲望和野心，奮斗與拼殺，甚至不免伴隨了癡心妄想與荒腔走板，但也都是中國人期冀與夢想的一部分。而當“雙減”通知終被塵封在資料檔案中，“雞娃”變成字典里的一個名詞，那些毛茸、鮮活的經驗和心靈卻永遠生動地留在了小說里。《親愛的蜂蜜》是一部講述父母如何與孩子共處和共同成長作品，據說取材于作者笛安的親身帶娃體驗，但很有意思和十分巧妙的是，小說選取的不是母親視角，而是年輕母親的男友、孩子未來的繼父。當一個年輕男性成為情節設置中的帶娃主力，成為親子關系中的重要一端，不同于傳統母女模式的新型親子關系也更容易被建構，正如我們在小說中讀到的，母親的男友熊漠北與小朋友蜂蜜之間建立了（臨時）監護和而被監護的關系，同時又因為這種特殊的準親子性質而保持著一定的疏離、分寸與邊界感。而熊漠北視角中呈現的年輕單身母親與蜂蜜那種共同成長、相互打開的母女模式，放在現代以來的文學作品親子譜系中都是非常新鮮的經驗——在弒父、隱忍和悲情以及近來最流行的“陪讀”模式后，真正現代性親子關系構建的可能在《親愛的蜂蜜》中得以呈現和討論，而這一可能則又是在中國近代以來社會經濟與政治生活巨大變遷的背景下實現的。我相信，這些東西在檔案與正史的記載中是不大能看到的，它們往往迅速湮滅于浩如煙海的巨大信息流中，然而這些又可能恰是人類經驗中最值得銘記的東西。

所以，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同其他的信息負載方式相比，作為虛構文本的小說，也許反倒提供著一個時代最為可靠的信史？

就在我寫作這篇文章的時候，置于案頭的手機頻繁響起，訂閱號更新、突發新聞通知……來自四面八方的信息依舊奔涌如常，伴隨著驚詫、唏噓、震撼甚至匪夷所思，我們被一個一個陸續沖上頭條或熱搜的新聞不斷刷新著情感和認知。而身處如恒河沙數的巨量信息之中，目不暇接、眼花繚亂之際，我們也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急切地渴望從一種恒定堅固的尺度去把握這個時代，小說因此獲得了長久的價值和力量，它以獨特的方式和自身的可能性負載和保存著人類世界如此復雜、幽微、豐富的經驗和信息。至少，它沒有那么容易被微博、短視頻甚至ChatGPT或其他什么所替代。我們可以相信，人世不息，小說未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