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桌上放著一沓厚厚的書稿，作者是胡雪樺，一個幾乎無話不談的老朋友。我拍過他的電影《上海王》，我們有不少共同的朋友，焦晃、白先勇、盧燕、周采芹、周潔、葉錦添、譚盾、關棟天、史依弘……每次相聚，總會交流思想，評點藝術，激發靈感。因此，看到《胡思》的書名，禁不住就“亂想”起來了。

與胡雪樺結緣之前，我先“認識”他的父親胡偉民導演。之所以在“認識”二字上加引號，是因為我認識胡偉民導演，他卻不認識我。當然，我也不是認識胡偉民導演本人，而是通過他的話劇一步步向他靠近，認識到他作為一個大藝術家的風范。我讀大學的時代，正是年輕人求知欲最強烈的時代，新華書店門口常常大排長龍，世界名著只要上架，立刻銷售一空。而話劇更是年輕人感受生活、認識世界的一個重要途徑。我就讀的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現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坐落于重慶南路，離南京路、淮海路等商業鬧市區僅一步之遙。繁忙的學業之余，去劇場看話劇成為我們最大的精神享受。

印象中看過胡偉民導演的《秦王李世民》《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游園驚夢》等。那時不懂話劇藝術的精粹，但模模糊糊地感覺到，他將劇場打造成了一個充滿藝術張力的空間，讓臺上的演員與臺下的觀眾融為一體，難分彼此。《秦王李世民》的舞臺上矗立著十余條長方形幕條，書法篆刻與唐三彩相繼投射在幕條上，舞臺還往前延伸，直沖至觀眾席，氣勢磅礴；《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以抽象、簡潔的導演手法，史詩般地再現莎翁筆下的政治與愛情悲劇。焦晃與李媛媛這兩位藝術家以驚人的藝術才華，塑造了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的獨特個性與魅力。焦晃老師在舞臺高處往下沖的那句臺詞“我們應該用處之泰然的態度，報復命運加于我們的凌辱。把我抬起來；一向總是我帶領著你們，現在我卻要勞你們抬著我走了，謝謝你們”，李媛媛那句“像香膏一樣甜蜜，像微風一樣溫柔——啊，安東尼！”完全把觀眾震懾住了。如今，這部劇的好多段落早就模糊不清了，但這兩句臺詞常縈繞我腦際。做主持人之后，我時不時有機會和李媛媛一起主持晚會，我們總會聊起這部劇，她說：“沒有胡偉民和焦晃，這部劇很難在舞臺上立起來。”她將此劇視作自己舞臺人生的高光點。

觀看《游園驚夢》時，我有幸在劇場見到了胡偉民導演與白先勇先生。胡偉民導演在這部劇中完全摒棄了繁復寫實主義風格，以簡約、空靈、詩化手法凸現白氏小說的“意識流”特征，營造出現實、夢幻、寫意與象征的況味。曾問過胡偉民導演的恩師楊林彬先生，如何以一句話概括胡偉民的創作風格，楊先生不假思索地說，胡偉民用他的理念與手法將演員與觀眾的鴻溝填充起來，使兩者心靈得以“同頻共振”。

正是有了以上這些鋪墊，我與胡雪樺可謂一見如故。現在已然想不起自己和雪樺第一次見面的情景了，但我們真正走近是因為大型真人秀《加油！好男兒》。節目中有位藏族小伙子蒲巴甲形象出眾，尤其那雙眼睛清澈透明，沒有丁點雜質，被評委和觀眾視為“種子”選手。重慶賽區比賽時，他的爆發力與藝術感覺爆棚，我和搭檔陳辰討論選手時，不經意間嘟囔了一句“這小子還真有冠軍相”。蒲巴甲果然不負眾望，過五關斬六將，最終獲得冠軍。而蒲巴甲恰好是胡雪樺公司的簽約藝人。蒲巴甲曾是四川九寨溝一名普通的舞蹈演員，雪樺慧眼識珠，將其帶到成都進行集訓，成為自己執導的電影《喜馬拉雅王子》的男主角。所以，每逢“好男兒”直播，雪樺必定到場，為徒兒把場。

一次直播中，節目組導演設計了一個“密室考問”環節，將我置于黑匣子中，營造一種神秘恐怖的氛圍，并囑我一改以往主持時嘻嘻哈哈的神情，要以嚴肅陰沉的口吻提出各種刁鉆的問題。直播結束，雪樺笑著對我說：“你剛才在密室的神態，活脫脫一個紹興師爺。”并透露他在籌備電影《上海王》，其中正好有個師爺的角色，非常適合我。《上海王》的籌備過程極為漫長，當中我湊巧拍了張藝謀導演的《金陵十三釵》，積累了一些表演經驗，所以，待《上海王》開拍，我對表演已不那么生疏，但仍然不得要領。開拍第一場戲，是和“宋守備”扮演者劉佩琦老師“過招”，佩琦老師是在舞臺和影視劇中滾打多年的老戲骨，表演自成風格。通常來說，與之搭戲者只要順勢跟著他走便可。但雪樺說，此場戲是“師爺”威脅“宋守備”，一團和氣背后殺機四伏，故而要以看似云淡風輕卻暗藏殺機的口吻說出：“宋大人，常爺借你一條命，我們隨時可以取回。”因此，整場戲的節奏需由“師爺”主導，“師爺”說那句臺詞時，要有強大的氣場。拍第二條時，我基本按雪樺要求完成，佩琦老師也表示認可。但雪樺卻提出更高要求，他指出：首先，我說臺詞時，由于過分強調氣勢，著力太猛，致使下巴緊張，不夠自然；其次，說話時，特別是“宋守備”起身時，根本不用看他，只要面帶狡黠微笑，一邊輕搖折扇一邊注視前方即可。果然，第三遍拍攝時，人物關系以及規定情景的呈現就比較完美。

后來我常說，像張藝謀、胡雪樺那樣懂表演的導演，能夠將演員帶入一種境界，你即便缺乏表演經驗，他也能有點石成金的妙法，讓你如魚得水。雪樺平時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我只啟發演員發現自我，尋找自我，而非抑制自我，生硬地塑造另一個人，那樣的表演注定是虛假的。找到自己和角色相同的情感，方為表演正道。”譬如，拍攝《蘭陵王》時，他充分利用了楊麗萍肢體語言的優勢。在楊麗萍所飾“母親”被強暴后慢慢爬起來那場戲，雪樺并沒有拍攝其正臉，而是先拍其背部，展現其身體語言所呈現出來的痛苦、絕望以及憤怒、堅忍，然后將焦點聚于手與眼睛……一個母親的大愛，盡顯無遺。

戲劇大家賴聲川先生曾經跟我分析過藝術家必須擁有的兩種特質，即passion（激情）和compassion（憐憫）。“假如沒有passion，便無法探尋生活真諦；而缺少了compassion，便會陷入嘲諷或謾罵世人的泥淖，戲劇也就因此退化成機械的說教。”雪樺執導京劇《新龍門客棧》時，賦予“周淮安”正義與力量，而對“金鑲玉”寄予同情與愛憐。當看到臺上“周淮安”在理智與情感間撕扯，看到火辣無比的“金鑲玉”與沉穩冷靜的“邱莫言”微妙抗衡，觀眾的內心隨著劇情展開、情感鋪排而心醉神迷。他執導的皮影劇《九色鹿》看似與《新龍門客棧》風馬牛不相及，但同樣傳遞了真善美，體現出雪樺的悲憫之心。

平日里與雪樺閑聊，我們談論最多的話題是關于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一次采訪，問及雪樺去美國，臨上飛機前，父親塞給他的那封信，向來樂觀的他頓時淚如雨下。胡偉民導演在這封給兒子的長信中有這樣的字句：“從《中國夢》中，我看到你的熱情、智慧和成熟。彩排那天，禁不住熱淚盈眶，不僅僅是由于我本身，更是由于這是你導演的戲。你向世人證明了自己存在的價值。猛然間，我感到自己的手臂、雙腿在延長，像具有一種無形的張力，在向整個世界擴展。我知道，我真是后繼有人了。這是我的驕傲，我的幸福……”這些文字是一個父親對兒子的殷殷囑托，凝聚著山一般的父愛。1991年，雪樺在紐約執導父親創作的唯一一部話劇《傅雷與傅聰》時，專門設計了傅雷和傅聰跨越時空的相見，即讓這對父子身著古希臘長袍，從舞臺兩側走至中央，緊緊相擁在一起。了解雪樺的朋友都明白，這不僅僅是傅雷與傅聰的相會，更是雪樺與父親的擁抱。那年，雪樺即將登機時，父親給了他一個大大的擁抱。“那是我成年記憶中，同父親唯一的一次擁抱，沒想到，也是訣別的一抱。”

盡管，與父親天人永隔，但雪樺內心依然存有一團火，他將對父親的感情投射到與他父親同時代的文藝大家的身上。譬如黃宗江先生，每次去北京，雪樺定會去拜會這位“老頑童”。宗江先生欣賞雪樺的藝術才華，看了電影《喜馬拉雅王子》，真誠地用英語對雪樺說：“如果莎翁在世，他會說雪樺理解他的作品。我以為這個版本的《哈姆雷特》超越英國黑白電影的版本。”宗江先生生命的最后階段，雪樺帶領攝制組趕到北京，錄下老人的音容笑貌，彌足珍貴。對盧燕阿姨，雪樺更是將她看作自己的另一位母親。因為他負笈美利堅，舉目無親，正是盧燕阿姨給了他母親般的關懷，讓他這個孤單的游子有了家一般的溫暖。所以，只要盧燕阿姨來滬，雪樺總是侍奉左右，或安排盧阿姨與各界友人聚會，或與京劇界朋友陪盧阿姨票戲。盧阿姨為京劇大師梅蘭芳先生義女，京劇藝術造詣極高。而雪樺早年在京訓班接受過訓練，帶教老師為梅蘭芳入室弟子陳正薇，真可謂“親上加親”。同樣是好萊塢華人藝術家，周信芳先生女公子周采芹個性爽直，說話從不拐彎抹角，雪樺對采芹也恭恭敬敬執弟子禮。采芹在洛杉磯獨自居住，雪樺與妹妹雪蓮隔三岔五送去問候。

2016年，我去洛杉磯參加“中美電影節”，有幸因《上海王》獲得“最佳男配角”，雪樺力邀采芹為我頒獎，并親自駕車去采芹家將其接至晚會現場。次日，雪樺、雪蓮兄妹又專程陪我去采芹家致謝。采芹異常興奮，講述其與眾不同的演藝經歷，還帶我們參觀她的藏書。面對一墻中文書，其中不乏蕭乾等名家簽名本，采芹感慨道：“這些書將來都由你接續保存哦。”一席話，說得雪樺鼻子酸酸的。兩年后，采芹來滬拍攝紀錄片《上海女兒》，雪樺與我去酒店看她。我們一邊喝著香檳，一邊聆聽采芹剛剛花費五個小時寫就的一首長詩《爸媽我》：“我看我爸爸是一棵松樹/他可不是一棵柳樹/我看我爸爸的京劇不是明清的花瓶/他唱做念打可是漢代的陶具……我媽也是棵松樹，確信她不是棵柳樹/被風吹來吹去/她早就進入了新的時代……”聽著聽著，雪樺眼圈泛紅，想必他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可以說，雪樺對這些長輩如同對自己的雙親，而長輩們也從來不把他當外人。為人為藝，要做到雪樺那樣的境界，實屬不易，也是我輩學習之楷模。

關于《胡思》的亂想，至此也該剎車了，其實，有關雪樺，想說的還有許多許多，那就留待下一篇文章再說。雪樺原本讓我為他的新書寫篇序文，不經意間竟有點啰嗦寫了那么多。讀者們盡可跳過這篇可有可無的序，直接拜讀正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