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徐琴開啟助殘事業，是因為兒子弘毅。

三十多年前，徐琴十八個月大的兒子意外摔成重傷。醫生告訴徐琴，就算救回來，日后狀況也不樂觀，有可能是植物人狀態。幾番搶救，弘毅終于脫離了生命危險，但還是成了一個多重障礙的患兒。

他是那么地小，徐琴一個臂彎便可將他穩穩抱牢。可厄運常盤旋于他的搖籃床畔：四歲，雙目失明；九歲，身體右側癱瘓；十歲，身體左側又癱瘓。

“很多時候，我是在醫院的搶救室外度過的。”徐琴說。

兒子看病，除了需要高額的費用，還要耗費家長大量的精力。徐琴辭去收入穩定的工作，轉而尋找時間更為靈活、能方便照顧孩子的工作。

她擺過地攤，賣過棒冰，干過工地，臟活累活勞心活都干過，常年奔波在工作場所與醫院之間。白日的操勞讓她疲憊不堪，夜晚有時也難以休息。一旦遇上兒子癲癇發作，她一晚上得起來十多次。就算兒子沉沉睡去，她也無法安心，時常要去聽聽兒子的動靜，根本睡不踏實。

待到兒子病情穩定、重新能夠行走后，徐琴把弘毅送到浙江杭州楊綾子特殊教育學校。學校里有老師同學，孩子們一起學習生活，可以掌握生活技能，以便融入社會。可孩子畢業后，如果沒有合適的去處，他們只能回家。學校學到的生活能力，會逐漸衰退。弘毅的同學歡歡在學校里能跳能唱，畢業后在家不到一年，連話都不會說了。

二十歲，弘毅畢業，回到家里。但他整天坐在窗前。

“弘毅，你在想什么呀？”徐琴小心翼翼地問。

“同學。”

“還有呢？”

“老師。”

徐琴心頭一顫。

不能讓孩子總待在家里，徐琴想。她把自己的想法同家人說，家人都很支持。徐琴便找了同班的六名重度心智障礙學生的家長，由她出資，成立托管中心，讓孩子們繼續聚在一起。家長們都非常感謝徐琴，沒想到孩子畢業后還有地方可去。

徐琴請來已經退休的特教老師來教學。老師不夠，徐琴就自己上。她跟著老師做教具，寫教案，逐漸掌握了一些教學技能。

萬事俱備，2009年9月1日，只有七個學生的彎灣托管中心開學了。

后來，為了讓學生有更多融入社會的機會，徐琴把托管中心搬進了小區。

心智障礙人士無法獨自面對社會，徐琴便手牽手帶他們去菜場。一路走，一路認，買蔬菜、買水果、買魚買肉，買來的菜便是當天上課的教具。有時，徐琴特意繞遠路去買菜，帶他們去認公交、坐公交。

買菜，燒菜，吃飯，洗碗，坐公交車去銀行，再坐公交車回學校，一來一回，一天就過去了，一天的課便結束了。

二

托管中心讓那些孩子畢業后無處可去的家庭看到了希望，父母紛紛把孩子送來。徐琴看到相似的家庭、相似的孩子、相似的痛苦，她不忍心拒絕，收了一個又一個，學生從七名增至三十名。

托管中心的開銷隨即大增。徐琴把所有積蓄投進了托管中心。親戚朋友不忍心，就來勸阻。

徐琴不聽。

“只要孩子們開心，這錢就花得值。”徐琴與他們朝夕相處，看著他們澄澈的雙眼，她早把每個孩子都當作是她的弘毅。一旦牽手，就再也不會松開。

時間過得真快，這些學生很快就到了二十四五的年紀。徐琴尋思著，得讓他們“上班”。

“讓心智障礙青年上班”，這談何容易。扣個紐扣、套件上衣、換雙鞋子，這些對常人再簡單不過的事，心智障礙青年可能要花上一年、兩年甚至三年來掌握。徐琴曾教一個學生開門，教了整整四年。

2014年，徐琴為了給孩子們提供就業崗位，在小區門口開了第一個實體店——彎灣小書窩。書店靜悄悄，看書的人不講話。徐琴想，得讓人跟孩子說話。于是，2015年，她開了間小超市。居民買油鹽醬醋，買零食飲料，與孩子有了交流。但居民不逗留，買完東西就走。徐琴想，得讓人停下來，多跟孩子說說話。2016年，她開了洗車行。很好，洗車至少二十分鐘，車主會停留。

心智障礙青年很難獨立完成一件事，徐琴就讓學生相互打配合。學生們分工擦洗汽車的不同位置，不同顏色的毛巾對應不同的部位，藍色擦車身，紫色擦門框，紅色擦玻璃。等到墻上掛的毛巾全用完了，車就洗干凈了。

負責擦汽車玻璃的峰峰回到家，他先抓住了兩鬢生霜的父親，又去找在廚房忙碌的母親，他站在已經佝僂的爺爺奶奶面前，興奮地大聲宣布：

“今天，我上班了！”

“啊，”峰峰的奶奶哽咽道，“這是我聽過的最好的消息。”

不管書店、洗車行等有沒有收益，徐琴每月都給學生們按時發工資。他們跑到媽媽面前，掏出自己的工資卡：“看！我有錢。媽媽，我請你吃飯呀。”

目前，托管中心三十多名青年在書店、超市、廚房、洗車行、茶飲鋪等就業點工作。還有十幾名因身體原因，無法上班，徐琴就為他們開展一對一的課程培訓。每天，他們等就業點的同學回來，大家圍坐在一起吃飯，熱熱鬧鬧的，就像一個大家庭。

三

徐琴每年帶學生們參加的活動有上百場，馬拉松、長途快走、春游賞花、垃圾分類、服務社區老人、給環衛工人送涼茶等。

徐琴帶學生們跑馬拉松。起跑時，徐琴和他們手牽手，跑一會兒，徐琴會松手讓他們自由跑。不能跑的，就繼續手牽手。能跑的，自己跑，但他們一定會在終點前兩三百米處停下來，等徐琴他們。

“我去牽他們的手，就這樣牽著手跑到了終點。”徐琴說道，“這樣的馬拉松我們一起跑了八次。”

徐琴還和學生們一起組建了一支啦啦隊。有次徐琴帶學生們看籃球賽，雖然他們不懂比賽規則，但都熱情高漲。不管球進不進，他們都起立高呼，鼓掌喝彩。

回到托管中心，學生們意猶未盡，問徐琴什么時候再去看球。球賽不常有，啦啦隊可常設，啦啦隊就這樣組織起來了。

現在，啦啦隊成員已經可以跟著樂曲和口令，做出相應的動作，隨著旋律起舞。在杭州亞運會組委會組織的暖場節目選拔中，啦啦隊全票通過。

托管中心的學生們還參演過默劇《一個也不能少》。當時各助殘單位合作接龍演節目，托管中心分到的是結婚戲。六名同學扮演新娘子、新郎官、小姑子、小叔子和伴郎伴娘，一名志愿者來當默劇導演，手把手地教。

演出當天，學生可興奮了，這是他們第一次上臺表演。

正式演出時，演婆婆的家長因過于緊張，無法上臺。導演臨時抓人，“就你了，徐琴。”

徐琴看過沒演過，穿上戲服硬著頭皮上。

舞臺是個紅艷艷的喜堂，正中間是一個紅底燙金的“囍”字。徐琴坐到了上座，手邊有喜桌，桌上擺著紅蘋果、紅雞蛋、五顏六色的喜糖，還有一對雕花龍鳳燭。

徐琴看見自己的“兒子”穿著喜服，胸口別著紅花，手里拿著紅綢緞牽著一個漂亮的姑娘走了過來。她好似身處夢中，潸然淚下。

四

徐琴自己吃過苦，便不忍見他人吃這苦。

對心智障礙青年的家庭而言，過尋常生活是一種奢望。怕孩子被嘲笑和歧視，許多家長會把孩子“藏起來”。

誠誠就是一個被藏起來的孩子，在來托管中心之前，鄰居和親戚都不知道他的情況。

到托管中心后，誠誠的狀態好了很多，可以去洗車行工作，可以去參加活動，在臺上忘詞了也不怯場。誠誠的父母不再把他藏起來，帶他出門上街，走親訪友。

誠誠的父母加入了托管中心，也成了志愿者。托管中心的志愿者越聚越多，名冊中登記了兩千多名，服務時間較長的有兩百多名。

六十七歲的吳佩榮已經在托管中心志愿服務了十多年。她每天坐一個小時的公交車，從城西到城南給學生們拍照，記錄學生的成長過程。學生很喜歡吳佩榮，親昵地稱呼她為“榮榮老師”。

弘毅從只會說三個字，到現在會說一個長句子，徐琴用了十幾年的時間。看護心智障礙的孩子，父母需要花費大量精力，常年無休，精神壓力也很大。徐琴感同身受，在托管中心為這些特殊家庭推出了一個量身定制的“喘息服務”。她租了兩個寢室，學生可以留宿，家長每周輪流來看護，其余不需要看護的時間就可以自行安排。這樣一來，學生可以繼續加深社會化，學習獨立生活；父母則有了喘息的機會，可以放松和休整自己，去睡一個好覺。

“喘息服務”大大緩解了父母們看護的壓力，徐琴便想把這套模式推廣出去，去惠及更多的家庭，去幫助更多的父母。

徐琴設計讓五個家庭“抱團”，把孩子們聚集在一起輪流照顧，一周貢獻一天的客廳。五天去五個不同的客廳，剩下兩天各回各家。如此一來，每個家庭每周都獲得了整整四天的休整期。

徐琴每天堅持做網絡直播教學，免費教給天南地北的特殊家庭全套的看管流程。她把自己多年摸索出來的教學經驗編成一套《彎灣愛生活》教材、一套練習冊、一本心智障礙青年能力發展機構管理手冊，免費寄給各地幾百家助殘單位。

與三百多家助殘單位合作，徐琴將托管中心的經驗先后推廣到北京、上海、武漢、洛陽、深圳、廈門等地。最近，她經常在周五托管中心放學后，趕高鐵赴四川廣元等地，跨越一千七百公里去指導教學。

在政府的支持幫助下，托管中心搬進了寬敞明亮的新房子。徐琴因為在助殘事業的突出貢獻，當選為杭州市智力殘疾人親友協會主席，并獲得“浙江省十佳愛心父母”“最美浙江人”“全國三八紅旗手”等榮譽稱號。

托管中心門口，掛了多幅托管中心青年的繪畫作品。有一幅畫著蝸牛。草叢里有十幾只蝸牛，每一只蝸牛的背上都畫了翅膀。小蝸牛爬得很慢很慢，但不放棄。徐琴和他們的父母及社會各界人士給了他們翅膀，牽著他們的手。

慢就慢了，但是你要快樂呀。這是徐琴的心愿，也是心智障礙青年父母們以及更多愛心人士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