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紅色經典”，以“三紅一創(chuàng)，青山保林”為代表。這類作品歷經時間的淘洗歷久彌新，已成為革命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一代代青少年成長中發(fā)揮著培根鑄魂的作用。尤其是通過電影、電視劇等IP改編，《小英雄雨來》《林海雪原》等故事，在青少年讀者中享有很高知名度。

然而，這些熠熠生輝的紅色經典，畢竟創(chuàng)作于半個多世紀前，作品的歷史背景、創(chuàng)作動因、成文經過、出版情況、傳播影響等，對于青少年讀者來說難免隔膜。他們或許知道其中的故事，但對故事背后的中國革命史、文學史、出版史以及作品本身的影響與價值，往往知之甚少。這就導致在閱讀和學習過程中容易“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慕津鋒的《對話少年——永不褪色的紅色經典》一書，作為一本可讀性與學術性兼?zhèn)涞钠占靶宰x物，正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益嘗試。該書分為三個板塊：“三分鐘了解一本紅色經典”，簡明扼要介紹紅色經典的基本信息，并配合音頻，讓讀者迅速進入狀態(tài)；“紅色經典創(chuàng)作故事”勾陳歷史，還原作家創(chuàng)作道路和紅色經典誕生前后的故事，是本書的特色和亮點；“原文鏈接和閱讀加油站”拋磚引玉，節(jié)選原書精彩章節(jié)，引導讀者閱讀原作，深入思考。由于作者長期從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文獻手稿資料的征集、編目、保管工作，因此對紅色經典手稿的介紹，也是本書的獨特性所在。

欲知其作，先識其人。本書不少篇章用知人論世的方法，考辨源流，為作品身后的作家畫像，勾勒出他們樹立馬克思主義信仰、投身革命洪流的火熱戰(zhàn)斗生活，堪稱一部革命作家的微型小傳。作者介紹1933年農歷除夕，楊沫應邀來到妹妹白楊的住所——宣武門頭發(fā)胡同通順公寓，見到了左聯(lián)領導的共產黨外圍組織“苞莉苞”劇社的成員，有人向她推薦了《怎樣研究馬克思主義》等進步書籍，成為楊沫最早的革命啟蒙；炮火聲中的洛陽老城十字街頭，陸柱國看到了陳謝兵團宣傳部的曾部長，徑直和三位同學一起報名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冀魯豫野戰(zhàn)軍，日后世上就多了一部《上甘嶺》；聽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周立波深受觸動，不僅寫了《后悔與前瞻》一文高度贊揚講話精神，更在之后愈發(fā)積極深入部隊、農村、工廠，體驗火熱的革命斗爭。他們的故事昭示青少年，堅定的理想信念是一切事業(yè)成功的保證。

在對紅色經典創(chuàng)作經過的梳理中，作者注重史料剪裁，將海量歷史信息用較短的篇幅、清晰的邏輯、簡明的語言精心編輯出來，以青少年易于接受的方式，透過故事寫精神，這在書中多有體現(xiàn)。杜鵬程的《保衛(wèi)延安》原是報告文學，他在部隊繳獲的國民黨報紙、宣傳品上以及各處搜羅來的紙片上寫下近百萬字初稿，凝結著他戰(zhàn)斗日記和采訪見聞的精華。馬識途在愛人劉蕙馨犧牲十多年后，終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女兒，大家鼓勵他將自己與何功偉、劉蕙馨等烈士在湖北恩施從事地下斗爭的傳奇寫下來，于是有了《清江壯歌》。吳強寫《紅日》是個不小的工程，為了順利完成創(chuàng)作，他把自己關進南京軍區(qū)招待所一間僻靜的房間，規(guī)定每天要工作十五六個小時，完成6000字任務。一次晚飯后難得外出散步，吳強撞到樹上，竟以為撞到了人。曲波創(chuàng)作《林海雪原》出于對自己戰(zhàn)友的深切懷念，小說中的主要人物楊子榮、高波都有現(xiàn)實原型。寫到楊子榮犧牲時，他難以抑制自己的感情，叫醒睡著的妻子說“寫不下去了”……這些豐滿動人的細節(jié)，讓紅色經典有了溫度，讓它們不再是青少年乃至成人讀者眼中“最熟悉的陌生人”。文學以情動人，如果說紅色經典原著的故事帶給我們第一次感動，那么慕津鋒對經典誕生過程的挖掘則帶給我們第二次感動。作者寫出了老一輩作家淬煉革命初心、文學初心的感人瞬間，將書本中對象化的紅色文學經典“塑造”成可親、可感、可愛的鮮活形象。

對于紅色經典的價值，學者閻浩崗認為，它們毫無疑問是時代的經典，有著獨特的文學價值，其表現(xiàn)之一便是撲面而來的生活氣息。這生活氣息從何而來？無疑與作家的生活經歷有關。在本書中，慕津鋒注重援引創(chuàng)作與生活之間建立血肉聯(lián)系的案例，凸顯紅色經典的價值正在于“實踐的創(chuàng)作觀”，對引導青少年正確認識文學與世界的關系具有積極作用。比如管樺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擔任八路軍隨軍記者，在采訪過程中往往是那些十幾歲的兒童團員為他帶路，他們翻山越嶺穿越敵人封鎖，機智靈活，到達目的地后還會露出得意驕傲的笑容。這段經歷為他創(chuàng)作《小英雄雨來》奠定了基礎。柳青為創(chuàng)作反映農村合作化運動的作品，辭去縣委副書記職務，到皇甫村當農民，他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被別人當作一個農民老漢。他總結出的“三個學校”（生活的學校、政治的學校、藝術的學校）和“六十年一個單元”（把文學當作終身事業(yè)），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作家。夏衍的《包身工》之所以真實感人，是因為作家冒著被日本警察、巡捕、流氓發(fā)現(xiàn)的危險，深入東洋紗廠工房，悉心觀察到諸多紗廠女工的生活細節(jié)。一次他差點被老板娘識破，多虧帶他去的紗廠女工、青年團員杏弟機智對答才化險為夷。“文藝創(chuàng)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紅色經典與作家的關系正深刻闡明了這一點。

卡爾維諾在《為什么要閱讀經典》中對經典作出了14個定義，其中之一是：“經典之書能帶來特別的影響，無論是它們深深銘刻在我們想象之中難以忘卻，還是隱隱藏匿于層層記憶之下偽裝成個人或集體的無意識。”的確，紅色經典已成為鐫刻在中國人內心深處的集體記憶，影響著我們的價值觀念、審美趣味甚至言語方式。作為一份寶貴的精神遺產，讓紅色經典在青少年中發(fā)揮賡續(xù)紅色血脈，助力立德樹人的作用，無疑是作者寫作此書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