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前三九九年的一天，蘇格拉底在流放與死亡之間選擇了死亡。他的個人選擇成了千古之謎。幾十年后，蘇格拉底的徒孫亞里士多德提出“人是政治的動物”，字面意思是“人是城邦的動物”，隱約透露出蘇格拉底赴死的原因，哲學家無法脫離城邦而生存，即蘇格拉底依存于雅典而存在。對于蘇格拉底來說，流放意味著毫無尊嚴的死亡。時光之輪轉到這個所謂全球化時代，雖然對于包括作家在內的知識分子來說，換一座城市生活沒有性命之憂，但是他們與城市的關系相當緊密，并且是一種極其復雜的多維關系。

很難想象，如果帕慕克不生活在伊斯坦布爾，他會成為一名怎樣的小說家，或者是否會成為小說家。文學的目的不是城市宣傳，作家的使命也不是城市代言人，無可否認的是，作家與城市有著密切的關系，甚至無意間充當了城市代言人的角色。放眼世界文學史，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圣彼得堡，喬伊斯與都柏林，雨果與巴黎……許多作家與其寄居的城市有著對位關系。即便作家離開了一座城市，城市文化與城市想象依然存在于他的骨血當中。前輩作家與城市之關系，為我們這些文學晚輩提供了參考。反觀自身，投奔深圳的十多年來，深圳的城市精神及其地域特質，怎樣深刻地影響著我的文學生命？

二〇一一年的清明節，下著蒙蒙細雨。我站在深大學生活動中心附近的一棵大榕樹下，沒有撐傘，忐忑不安地等待著相南翔教授的到來。他在短信里說在附近的教學樓開會，等會兒跟我會合，談我報考他的研究生的事。大榕樹的根須瀑布一樣垂下，根須尖端時不時墜下水滴，落在脖頸上，激起一陣戰栗。在等待的幾分鐘內，對未來的期待、初來南方的恐懼、無所適從的迷茫等各種心緒交織在一起，使我顧不上欣賞亞熱帶的風景。

終于，一個清瘦頎長的身影在路口閃現并朝我招手，示意我跟他去食堂吃飯。我愣了一會兒才反應過來，走近了，才看清他極其嚴肅瘦削的面龐。吃飯時，他談起郵箱里收到的我的幾篇已在期刊發表的小說習作，說現在的文學研究生光顧著寫論文了，幾乎不創作，甚至沒有興趣創作，也可能沒有天分。這時我才意識到，他并沒有看起來的那么嚴肅，懷有一顆溫和善良的心。飯后跟他去了一趟附近的郵儲銀行，他到那里兌現幾張稿費單。我站在銀行門口望著他站在匯兌窗口，小說寫作的理想忽然變得堅定。我思量著，什么時候我也可以一邊教書一邊寫作啊。一種理想生活方式的圖景，在我的心中生根發芽。十多年后，我步入博士階段的學習，才明白，大學文學教師的生活方式最接近哲學家彼特拉克所設想的塵世間的理想生活，即“文學將成為你的國家、自由和快樂，并且閑暇、自由和孤獨是藝術的源泉”。

從洛陽搭乘火車，在杭州短暫停留后再到深圳，我終于逃離了北方的生活，向南再向南，到了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寄居了下來，直到今天，或許直到死去。我一直不太明白自己當初為什么千方百計要到南方。也許正如彼特拉克堅信的神秘召喚，“每個人，無論是圣人、士兵還是哲學家，都應聽從自己本性的不可抗拒的召喚”。南方之城深圳的召喚，是文學的召喚，也是命運的召喚。

二

我真正地深入這座城市的肌理是在二〇一七年，那時候，我辭掉了報社副刊的撰稿記者工作，做著專職讀書寫作的夢，并偏執地將這個夢付諸現實。我在羅湖區東門附近租了一間書房，每天躲進去讀書寫作。沒有寫作靈感時——其實大部分時間都沒靈感，就在東門周邊閑逛，觀察周圍形形色色的人。有一天早晨我坐在東門麥當勞里，忽然意識到這是共和國第一家麥當勞，羅湖東門便是深圳的起源，原來自己一直生活在祖國的歷史中。深圳的生活形態可能就是內地城市未來生活的預演，一個新的時代或許即將來臨。有時候，我到城中村溜達，注目于那些容易被人們忽略的城市角落。有一次偶然發現了一家與深圳同齡的雞煲店；有一次看到一個中年人在偏僻的墻角用液化氣噴火槍燒烤豬腿，想必大街小巷的“隆江豬腳飯”就是這樣加工出來的。公交站牌上的城市宣傳語“來了就是深圳人”，在打工族的嘴里成了“來了深圳，交不完的房租，吃不完的豬腳飯”。人們常說，深圳是一座浮躁的城市，即便如此，也可在浮躁中找到安寧。這樣城市漫游的無業生活持續了四年，直到二〇二一年考上博士重返深大。我不覺得這段生活虛度了光陰，在此期間，我對深圳有了深入的感知，對城市生活有了新的理解。當然，這段生活也激發出新的迷茫與困惑。

許多個南方的潮濕深夜，一個核心的問題縈繞我心頭：我該如何存在？

卡夫卡那樣，白天面對保險局瑣碎的工作，晚上躲進反鎖的房間里寫作？

加繆那樣，一邊擁抱現實，一邊感受著局外人的荒誕，成為都市中的西西弗斯？

劉以鬯那樣，分裂成兩個自己，一個為了藝術而藝術，一個為了謀食而寫作？

進入大學讀書或教書，是我能想到的在深圳的最佳存在方式。

入讀文學博士徹底改變了我，甚至可以說重構了自己，自我定位變成了專業閱讀者與業余小說家。一方面，身在學院，文學閱讀與論文寫作具有絕對的“合法性”，我找到了身份認同與謀生之路。另一方面，小說寫作降格成業余愛好，一面可以規避成為面目可憎的“文壇中人”，一面可以真正成為“文學中人”。在我看來，總是以小說家或者詩人之類的虛無身份自居，滑稽且可笑。

讀博階段，我意識到自己不是一名純粹的學生了，寄居深圳的現實條件不允許我當一名純粹的學生。幸運的是，我很快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存在方式：上午關閉手機，過著隱修式的讀寫生活；下午外出講課或當講座主持人，過著稻粱謀的公共生活。一半過著沉思生活，成為思想者；一半過著行動生活，成為行動者。在深圳的城市情境下，或許只有分裂才能達成生活的統一。其實，這正是深圳的城市特質決定了我的生活方式。若想擁有一間舒適的書房，必須成為一名行動者，必須響應深圳的兩個關鍵詞——“打工”與“搞錢”。另外，“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讓我注重時間管理和讀書寫作的效率。于是，我在深圳創作的小說也多了一些與深圳生活相關的思考，短篇小說《城堡》追問高出世俗生活的那一部分藏于何處，《靜止的摩天輪》探討在一潭死水的城市生活中如何突破，《歸去來》描寫擺脫城市職場異化之后對精神家園的求索。

三

在剛剛過去的二〇二二年，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我想去趟布拉格》由深圳出版社付梓。書封上印著我寫下的幾句話，基本上呈現了我的小說創作意圖：“一位青春的知情者與信徒，躲藏在學者的兜帽下寫作。那豐饒而神秘的南方，那躁動而荒蕪的青春。用小說的透鏡來看，青春意味著什么？用哲學的透鏡來看，生命意味著什么？”

就像卡夫卡每篇小說的主人公其實就是他自己一樣，我的小說也是寫自己，因為我對他者知之甚少甚至一無所知。寫作一篇小說，就是將個體性的自我放在故事的框架中進行審視，這是我唯一可以把握的真實。十四世紀的英國哲學家奧卡姆在抨擊經院哲學時指出，人類寄居在一個由個體存在者組成的混亂無序的世界，這種唯名論的世界觀催生了人文主義思潮，進而影響了現代派小說的誕生。于是，描繪都市中個體性意義上的現代人，便成了現代派小說的經典主題之一。我喜歡這一主題，有意師法這一主題。并且，我喜歡不斷成長、永不定型的狀態。在我看來，過早風格化并非好事。

寫作小說對我來說，既是惱人的折磨，又是極致的歡樂，既是牢獄，也是避難所。從哲學意義上講，寫作小說是我認識世界的方式。有的寫作者致力于對外部世界的描述，有的寫作者喜歡通過審視自我認識世界，只是路徑和方式不同，并無高下之別，兩者可謂殊途同歸。而我，更喜歡第二種方式，安靜地與自我對話，因為受到心底神性的召喚而寫作。當然，生活在深圳，也對深圳的小說有著一定的認知。

作為改革開放最前沿的新興城市，深圳有著無與倫比的召喚力，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就吸引著一批又一批南下尋夢的年輕人。當然，深圳的文學，尤其是深圳的小說，有城市本身賦予的特質。這種特質與深圳的城市化進程達成呼應。深圳建設初期，國門大開，廠房遍地開花，打工文學應運而生。此類文學多反映廠房和車間里的生活，同質化嚴重，大都不符合學院派的審美趣味。一些作家被定義為打工作家，“打工文學”成了深圳文學的代名詞。新世紀以來，隨著深圳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深圳已成為國際化大都市，文學的題材與內容變得豐富多彩，遠非“打工文學”這一刻板概念所能涵蓋。于是，有評論家提出以“勞動者文學”代替“打工文學”。“勞動者文學”這一概念更加糟糕，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勞動者，只是社會分工不同而已。因此，將深圳文學歸入“城市文學”更加合適。其中，小說是城市文學的主要形式。在我的閱讀范圍之內，深圳小說從創作模式上來看，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仍然占據著主流。深圳作為移民城市，小說寫作者很容易將寄身其中的城市與故城或鄉土相比較，創作出大量的“雙城記”式小說。當然，有些鄉愁強烈的寫作者依然寫作農村題材小說。我認為，莫言、余華等前輩作家在鄉土小說的寫作上，樹立起無法逾越的高峰。深圳作家寄身于現代都市，僅憑記憶與虛構寫作鄉土小說，實在不自量力，不合時宜。鑒于這種認識，我雖然出身農民家庭，但是創作的小說幾乎全部以城市為背景，是一名竭力偽裝為城里人的鄉下人。城市成就著作家，城市也會是一種局限。莎士比亞的很多作品與倫敦無關，喬伊斯也沒有只寫都柏林。所以，我覺得小說創作，應該有“深圳書寫”，也應該有一些超越地域局限、普世性的作品。

另一方面，“深二代”的小說創作已然成為不容忽視的文學現象。“深二代”不像父輩那樣經歷過艱難的打工生活，他們一出生就享受著現成的優渥物質條件和教育環境，并且大都有海外留學的經歷。他們的小說文化視野開闊，帶有鮮明的現代性特質，跟首代移民的打工小說有著質的差異。我個人覺得，他們即將成為深圳城市文學的未來。

深圳打工小說的式微、城市小說的崛起乃是必然趨勢。打工小說是城市建設初期的產物，在深圳的都市化進入新階段以后，反映白領生活或者知識階層生活的現代主義小說勢必成為主流。這類小說更具現代性色彩和全球化意識，并且不斷與世界文學接軌。曾經的“文化沙漠”，定會變成“文學綠洲”，我愿意成長為其中的一棵小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