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蘭-傅尼埃

短暫人生的夢與真

阿蘭-傅尼埃（Alain-Fournier），原名亨利·阿爾邦·傅尼埃（Henri Arban Fournier），1886年10月30日出生于法國中部小鎮(zhèn)夏佩爾-東吉永，父母是鄉(xiāng)村教師。1903年進入巴黎拉卡納爾中學就讀。中學畢業(yè)開始寫詩，并報考巴黎高師，結果兩次都未能考上，其后入伍當文書。1905年旅居倫敦。1912年，小說《大莫納》（Le Grand Meaulnes）在《新法蘭西評論》連載，受到好評。1914年夏天歐戰(zhàn)爆發(fā)，隨部隊開赴前線，于當年9月在圣-雷米遭遇德軍伏擊身亡，年僅27歲。

遺作《奇跡集》（Les Miracles）出版于1924年。與雅克·里維埃的《通信集》出版于1926年。《家庭通信集》出版于1930年。另有未完成的小說《科倫貝·布朗歇》（Colombe Blanchet）存世。除《奇跡集》中的詩歌、故事和隨筆，完整的創(chuàng)作只有一部《大莫納》。

《大莫納》的故事背景是作者童年生活的那一帶鄉(xiāng)鎮(zhèn)；幾個主要的地名都在小說中出現。夏佩爾-東吉永是屬于中部內陸地區(qū)，北有隸屬于歇爾縣的布爾日鎮(zhèn)，與索洛涅（Sologne）接壤。索洛涅是位于歇爾和盧瓦爾之間的一個漁獵區(qū)，胡格諾教徒遭到驅逐后變得荒涼，遺落下不少舊莊園和大城堡。作者便是在這人煙稀少的地區(qū)度過了童年。

亨利·米勒在評論《大莫納》時談到該地區(qū)，他說：“這是一個以其態(tài)度溫和、氣氛和諧、說話謹慎而聞名的地區(qū)，是一個已經‘人性化了幾個世紀’的地區(qū)，正如某位法國作家所說。所以，這里實在是太適合于產生夢幻和懷舊心理了。”

傅尼埃一向重視故鄉(xiāng)的童年回憶。在寫給父母親的信中，他曾深情回憶兒時的種種感覺。在《領地的人們》（Les Gens du Domaine）這本被視為《大莫納》雛形的書中，他描寫過塔樓、老井或細沙路等片段場景。源于童年的視覺形象是他的創(chuàng)作母題，比成型的故事情節(jié)出現得更早。可以說，鄉(xiāng)村少年膽怯的夢幻氣質，孕育了他的詩人意識——傾聽遠方或“夢土”的召喚。而他對冒險的渴望也是源于這種氣質。

傅尼埃自幼向往大海，立志成為海軍軍官，將英國視為冒險的國土。兒時最喜愛的讀物是《魯濱遜漂流記》等。英國事物、海軍軍官、魯濱遜的典故等在《大莫納》中就反復出現。該篇獨具特質的孩童想象，縈繞著作者自孩提時代起就念念不忘的“看海去”的心愿。

日后成長過程中，他的夢想逐漸被賦予超現實的意味；他以“夢土”、“無名的國度”等說法暗示某個微型烏托邦的存在。《領地的人們》中有這樣一個場景：嚴肅的兒童坐在教堂墊子上，對著火爐翻閱照相簿，有些人在吃面包，碎屑掉落在打蠟地板上，或許為此要受到輕聲呵斥，而在房子某處有人在彈鋼琴，一個溫柔優(yōu)雅的女人……此類場景照射著一道奇異的幸福之光，在《大莫納》的游園會章節(jié)中出現，并且被賦予了華托的洛可可繪畫所傳達的鄉(xiāng)村宴會和花衣小丑的喜慶氣息，構成全篇夢幻的中心。

傅尼埃的生活和夢想好像只是為這一部作品在準備的。這部描寫學童生活的小說，把童年的白日夢和青春的浪漫奇遇寫了出來。像蘭波的作品那樣，它表達的是短暫人生的夢幻的精華。

“創(chuàng)造我的生活”

關于《大莫納》的創(chuàng)作，有兩點背景材料需要交代一下，和作者在巴黎的生活相關，主要來自雅克·里維埃的講述。里維埃是《新法蘭西評論》的主編，是作家的中學同學和妹夫，他們有著共同成長的背景。在巴黎的拉卡納爾中學就讀，學習拉辛、盧梭、夏多布里昂等經典作家，這些大師的作品似乎未能讓傅尼埃產生特別的印象。有一天，老師在課堂上朗誦亨利·德·雷尼埃的詩作，那種新的調子立刻打動了他。

里維埃回憶到：“我們遇到的那種語言是特意為我們挑選的，如此令人激動，而從前并不知曉，那種語言不僅安撫我們的感覺，也向我們揭示我們自身。它觸及我們靈魂中的未知區(qū)域，撥動我們的心弦。”

雷尼埃是后期象征主義詩人，《鄉(xiāng)村迎神賽會》的作者，深受魏爾倫和馬拉美的影響。老師的課堂打開了一扇門。傅尼埃開始接觸象征派文學，諸如頹廢詩人于勒·拉弗格、舊教詩人弗朗西斯·雅姆，以及紀德、克洛岱爾、蘭波等人的作品。

他最喜歡的是拉弗格和雅姆。拉弗格的諷喻（“美麗的滿月像財富般肥胖臃腫”），雅姆的稚拙（“我像驢子那樣廝守卑賤而甜美的貧困”），最投合他趣味。氣質上，他認可信奉天主教的詩人，雅姆、克洛岱爾、夏爾·佩吉等；這些詩人的共同點，寧取憂愁而不接受理智，偏愛自然和幻覺，對鄉(xiāng)村少年傅尼埃的吸引力不難想見。尤其是雅姆，善于融合神秘和現實，描寫鄉(xiāng)村日常面貌，從“餐廳古老大柜子、不發(fā)聲的杜鵑時鐘、散發(fā)油漆味的餐具柜”等物件中捕捉活生生的“小靈魂”，這種天真的傾向在傅尼埃的創(chuàng)作中有所體現。

中學畢業(yè)后他開始醞釀、創(chuàng)作《大莫納》。他說，他要表現“別樣的風景”，描繪那個居住著孩子們的“無名的國度”。主流現實主義不合他的要求。現實主義只借助“一點科學和盡可能多的平庸的日常現實：將整個世界建立在這上面”。這是他對巴爾扎克的看法。而他傾向于“從夢想到現實不斷地敏感地來回穿梭”。他說“只有當神奇緊密地嵌入現實時我才喜歡它”。這些言論表明其觀念和趣味，預示《大莫納》的創(chuàng)作美學。

在巴黎發(fā)生的另一件事對他也很重要。1905年6月1日（圣母升天節(jié)），他在街頭邂逅一名少女，一見鐘情，難以自拔。此事在他的詩作和書信里都有記錄，里維埃的回憶也提供了相關細節(jié)。

在巴黎庫拉雷納區(qū)遇見的少女，名叫伊馮娜·德·奎夫古（Yvonne de Quièvrecourt），傅尼埃在書信中稱她Q小姐。約會時那位少女很矜持。他談自己的夢想和計劃；她聆聽，偶爾輕聲反駁：“但是何必呢……何必呢。”他們在塞納河劃船，在一個廢棄的碼頭登岸，她的神態(tài)像是在說：“我們必須分開。我們是很傻的。”約會結束，他和那個女孩便失去了聯系。

約會的第一個周年紀念日，他去老地方等待。她沒有來。他總是在苦苦等待，沒法找到她。再次報考巴黎高師落榜后的一天，友人帶來消息說她已結婚，住在凡爾賽。他在寫給里維埃的信中說：Q小姐去年冬天結婚了。現在除了你，親愛的朋友，還有什么留給我的呢？

第一次約會的八年后又見了一面，這是最后一次。陣亡前一年，他給里維埃寫信說：她確實是世上唯一能給我以安寧和休憩的人，而我這一生怕是再也得不到安寧了。

巴黎街頭邂逅的少女，以伊馮娜·德·加萊的形象出現在小說中。莫納在巴黎街頭的長椅上苦苦等待伊馮娜，無疑是融入了作者癡戀的經歷。這段只能稱為單戀的插曲，對作家日后的小說創(chuàng)作應該是頗有意義的。以上所說的兩個插曲，評論界通常認為是作家的生平和創(chuàng)作中的大事件，關乎作家的文學教育和靈感來源。這位英年早逝的詩人，性情膽怯又無畏。他喜歡冒險，讀中學時就是一個帶頭反抗成規(guī)陋習的造反派。在飛機尚屬新生事物時便有了飛行的體驗。在巴黎曾和當紅女伶談戀愛，還為一位未來的法國總統(tǒng)操刀寫作政治宣傳冊子。旅居倫敦期間，擔任過詩人T.S.艾略特的法語文學教師。艾略特這樣評價他：“教養(yǎng)無可挑剔，擁有不張揚的幽默感和極大的個人魅力。”

艾略特所說的“不張揚的幽默感”，在《大莫納》一書中也能見到；該篇對父母和同學們的描述，對莫納迷路時一舉一動的刻畫，等等，不難讓人感受到那種略含笑意的注視。作者有極好的幽默感正如他有罕見的童貞感。

《大莫納》出版，隔年大戰(zhàn)爆發(fā)，傅尼埃中尉應征入伍，于當年九月不幸陣亡，應驗了他生前的一句詩——“九月打中我的心臟”。但清理戰(zhàn)場時并未找到他的遺體。尸骨直到1992年才被法國政府找到，檢測結果是額部中彈，應是在伏擊戰(zhàn)中當場陣亡。將近八十年后，有關其下落的這樁懸案終于有了結論；傅尼埃的親故至交，包括Q小姐，多半已不在人世，只有喜愛他的讀者或許才會為這遲到的驗證而感嘆唏噓吧。

懷舊與夢幻

亨利·米勒說，傅尼埃“肯定算不上是一個偉大的法國作家，但他是一個隨著時光的流逝在法國人心中變得越來越珍貴的作家”。他認為，《大莫納》久盛不衰的原因是在于“把內心和外界的景色融為一體，從而產生一種無窮的魅力”；“籠罩它并賦予它魅力和苦澀味的神秘氛圍是源自夢幻與現實的結合”。

鄭克魯在其《現代法國小說史》中寫到：“阿蘭-傅尼埃采用了現實與夢幻相結合的手法來描寫故事，這是小說最大的特點，也是評論家所稱道的地方。”

作家曾在書信中坦陳其藝術追求。他說：“我在藝術上和文學上的信條是：童年。達到完全的成熟，達到現有的深度觸及了那些秘密……我的夢幻似乎是無邊無際的。那模糊的孩提時代的生活占有主導地位，其他的一切都是襯托。它們鬧哄哄的，不肯散去，其嘈雜聲不絕于耳。”除了表明“懷舊”和“夢幻”在其藝術思想中占據核心地位，他還斷然將童年生活之外的一切存在都加以剝離，斥之為噪音和次要的襯托。他聲言這是在“達到完全的成熟和現有的深度”時形成的信條。

可以說，《大莫納》表達稚氣的幻想是基于作者清醒的反思，是在其信念的層次上擁抱童年生活的價值。這種拜童年教的立場無疑是包含著他的批判性和抗拒性。我們從書里書外均可得到相關印證。

這種幻想按照作者的說法是無邊無際的，使小說寫到的一切事物——家園、校舍、鄉(xiāng)野、塔樓、冷杉樹林和孩子們的歌聲——都漂浮在如夢似幻的記憶中，在流動的時間和“存在的靜止性”之間時隱時現，縈繞回復。

成長小說

作為一部經典的成長小說，《大莫納》究竟在何種意義上契合我們對成長小說的定義，這是值得思考和探討的。鑒于敘述人及兩位男性主角是如此孩子氣，我們恐怕難以在一般所謂的“成長”的意義上來理解這個故事。

人物不僅是孩子氣并且只愿滯留于童稚階段。即便小說有一半篇幅是在寫青春，寫青春戀情，人物向成年過渡的環(huán)節(jié)也幾乎總是處在萌芽狀態(tài)。莫納、弗朗茨、瓦朗蒂娜的愛情糾葛，本該構成成長小說的聚焦點，將選擇、責任和成熟的代價凸顯出來，而《大莫納》并非沒有涉及選擇、責任和沖突的道德意義（否則莫納何以要在新婚之夜離棄愛人，心急如焚地去糾正他所犯下的那個“錯誤”呢），但在敘事人的講述中，三角戀及伊馮娜的死亡是給莫納的歷險提供結局，較少在常規(guī)意義上聚焦于成長主題。

焦點還是在于童年夢幻和平庸現實的二元對立，針對的是失落的領地所具有的迷宮效應。

至少在敘事人看來，最大的失敗和傷痛是孩子氣的夢想遭到否定，是大莫納的離去和伊馮娜的死亡，是這個有關承諾和背叛的游戲趨于終結，再也玩不下去了，因為時間超越了童年的迷宮以及迷宮的后續(xù)效應；一言以蔽之，是神奇不再，青春終結，一切復歸于庸常，這是小說在開篇和結尾以惆悵的語調所做的總結。

至于成長小說的重要母題——有關自我同一性危機的傳統(tǒng)母題（即“自己該成為什么樣的人？”），它必定要在人物身上施加的迷惘和痛苦，只是在敘事人弗朗索瓦身上輕輕觸及。對主角莫納和弗朗茨來說，自我同一性的問題顯然不成其為問題；他們是那種長不大的孩子，童貞常在，異想天開，似乎注定要在所有老年人的哀嘆聲中嬉戲般地消失。

《大莫納》被譽為經典的成長小說，具備成長小說特有的青春意識、時間框架和儀式化情節(jié)。但是也不難看到，直到小說的敘述結束，所謂的“成長”也始終是懸而未決；其“反成長”的牽引力是如此之大（正如塞林格的《麥田守望者》所表現的那樣），將它稱作是非典型的成長小說或許會更確切些。說它“非典型”并不意味著這是缺陷，倒不如說正是表明了一種特色，和同類小說相比它所具有的獨特魅力。

我們有理由相信，莫納把女兒裹進斗篷又開始新的歷險，他的故事未完待續(xù)，會有新篇。我們更有理由相信，這位做了父親、留大胡子的莫納仍是那個孩子氣的莫納，未見得成熟，并且永遠將是迷人而可貴地不成熟。

未結束的童年

《大莫納》出版之后迷惑了幾代法國讀者，如今被譯成四十多種文字，受到世界各地讀者喜愛，它的吸引力不正是來自它對一個孩童憂樂園的奇妙敘述嗎？

作者將其創(chuàng)作主題概括為“童年”。它實質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除了著意描繪的純真的童年，還包括純真的鄉(xiāng)土、純真的貴族、純真的農民所組成的鄉(xiāng)村社會。這種美化的傾向反映作者的社會意識。他對童年主題的書寫，不只是出于懷舊的沖動，也涉及文化意識形態(tài)的審視和關切。

在他看來，19世紀末的法國農村還保有數世紀以來的基督教信仰所建立的社會基礎，這是他賴以生存的根基，但在世俗化、法制化、電氣化和工業(yè)化的潮流中，寧靜的鄉(xiāng)村社會趨于瓦解，他對必將消失的“童年”的理解因此也包含他對社會變遷的感喟和憂思。他和同時期的愛爾蘭詩人葉芝的思想相近，懷有鄉(xiāng)村烏托邦式的迷戀，并且將那種純化的理念視為救贖之道。

我們看到，作者強調“大莫納”身上的農民氣質，把他描繪成擅長在鄉(xiāng)野林地活動的“農民加獵手”，其野性和機敏，代表著卓越的農村孩子的品性。他是孩子王，也是傳奇的英雄。其實莫納并非農家出身，這在書中就有交代。他是被有意賦予了那種令人感佩的鄉(xiāng)村氣質，正如弗朗茨被有意賦予了純真的紈绔子弟氣質。

那么，書中的主角“大莫納”和弗朗茨，他們倆的聯手（聯姻）合作是否也暗示了葉芝所表達的愿景，即舊貴族和受過教育的農家子弟聯合起來，重建一個被工業(yè)資本和殖民擴張所毀壞的天主教農業(yè)國？

這樣說就有過度闡釋之嫌，這不是小說表現的主題。但作者在隨筆和政論文章中闡述過這種和葉芝相仿的理念。可以說，年輕的傅尼埃在創(chuàng)作《大莫納》時達到了他所說的世界觀的成熟。他的拜童年教的立場，也是源于詩人對其所處時代的反思。

《大莫納》寫到“伊馮娜之死”時有這樣一段話：“……一切都是疼痛和苦澀的，因為她死了。世上空虛了，假日結束了——那漫長的鄉(xiāng)村馬車旅行，還有神秘的游園會，也結束了……”

“伊馮娜之死”無疑是象征著童年以及鄉(xiāng)村文化的凋落；這是在為舊時代的消逝譜寫挽歌。

傅尼埃所處的時代，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鐵路、馬車和煤油燈并存的時代。按照T.S.艾略特的說法，這是“一個具有強烈的時間意識的時代”，新生事物層出不窮，世界的面貌正在改變。如果說詩人在外部現實中會感覺到什么都不易抓住，抓不住永恒、上帝和“存在的靜止性”等事物，那么他或許會像傅尼埃所做的那樣，求助于懷舊、夢幻和想象的律動，賦予童年生活以魔力，甚至會以終極的視角來處理一個很小的主題——將童年生活的小角落轉化為一個夢幻烏托邦。

傅尼埃既有鄉(xiāng)村詩人的情結，也有都市文化的時尚感，他的氣質并不是單一的。而一個有強烈的時間意識的時代，時間意識不會只是單向度地向前或向后。那種變動不居的外在現實也并非只有消極的意義。毋寧說，時間意識會在微觀思想的層次上造成綜合，會給失落和傷感加上綿長的休止符，給夢想注入理智的諷喻和解析，給記憶增添迷宮般的幻景，它會賦予藝術家更為生動的視覺和更為敏銳的時空感，如《大莫納》別具一格的創(chuàng)作所展示的。

作者以精致如畫的小段落、縈繞往復的敘述、淡入淡出的場景，講述鄉(xiāng)村學童的生活及其初始經驗，以一種精巧的悲喜劇的方式，將童年生活的環(huán)境引入與其非世俗信仰相近的“永無鄉(xiāng)”（Neverland）中，使之具有恒久的夢幻意味。

一個多世紀過去了，這部中譯不到15萬字的小書不斷贏得讀者，從亨利·米勒、薩特、波伏娃、拉威爾、凱魯亞克、馬爾克斯、昆德拉、詹明信等藝壇名家、文化學者到廣大的普通讀者，都紛紛表示對它的喜愛和推崇。人們珍愛它，或者也是因為世間再也不會誕生《大莫納》這樣一本小書了。它是法國文學的珍品，是年輕的傅尼埃留給世人的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