闕里，又稱闕黨，舊指孔子所居之地。圍繞闕里之由來、方位及其古今演變，歷代多有討論。黃立振辨析各說后指出，古闕里應在周魯城北城墻圭門附近，而今孔子故宅前的闕里乃屬后起，兩者名同實異。（《闕里考略》）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解釋其義有三：孔子故里，借指曲阜孔廟，借指儒學。《辭海》謂闕里“舊亦曾用作曲阜的別稱”。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闕里已是兼具地理、人文等多重含義于一體的指稱。這種多元形象，在清人記述中有著鮮明展現。

皇帝視域中的闕里，是宣揚儒學、示范天下的教化中心。順治元年（1644年）十月初二日，戶科給事中郝杰請開經筵，“更宜遵舊典，遣祀闕里，示天下所宗”。得旨：“請開經筵，祀闕里，俱有裨新政，俟次第舉行”。此舉說明，清初統治者甫一立基，便意識到闕里承載的非凡意義，希冀通過闕里祀孔來籠絡士人，穩固統治。順治八年二月十一日，世祖為母上“昭圣慈壽皇太后”尊號禮成，將遣祭“先師孔子闕里”列為“恩恤事宜”之一，與致祭歷代帝王陵寢并重（《清世祖實錄》卷九、卷五三）。

尤能彰顯闕里特殊地位者，當屬皇帝親至此地祭孔。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中旬，康熙帝首次南巡回鑾，行近曲阜時頒諭：“闕里為圣人之域，秉禮之邦，朕臨幸魯地，致祭先師，正以闡揚文教，振起儒風”，旋令臣下議定祭孔儀節。又諭：“朕幸闕里，將行禮講學，鄒魯圣賢之鄉，意必有學問淹通之士”，命從當地選能講經義者撰寫講章進覽。（《康熙起居注》）此處，康熙帝賦予闕里深刻的文化內涵。隨后，圣祖親祭闕里孔廟，講圣學，瞻圣跡，謁孔林，賜孔裔，成為清代崇禮先師的標志性事件。

雍正帝在位期間，雖未親至闕里，但也常加提及，時深景慕。雍正二年（1724年）六月，闕里孔廟發生火災，殿廡俱毀。雍正帝聞奏悚懼不寧，一面遣官馳赴闕里告祭，一面令工部會同地方官作速興修。嗣后六年多，雍正帝數次督催廟工進度，如稱：“闕里文廟工程，關系重大”，“朕于興修闕里文廟一事，盡誠盡敬”。（《清世宗實錄》卷六七、卷七八）至雍正八年工程全部告竣，撰立《重修闕里圣廟碑》，內稱：“曲阜廟庭為孔子里宅，毓圣鐘靈之地”。雍正十年七月二十三日亦有上諭：“闕里為圣人之鄉，尤切羮墻之慕”。（《上諭八旗》卷十）雍正帝對闕里孔廟的重視，實質是昭示崇儒理念，以為臣民率則。

乾隆帝紹述父祖之政，曾說：“夫曲阜，圣人宅里。自漢祖以來，謁廟行禮、流傳于史冊者，指不勝屈”。乾隆十二年（1747年）六月，上諭以“未登闕里之堂，觀車服禮器，心甚歉焉”，確定來年春天幸魯祭孔。（《清高宗實錄》卷二七七、卷二九二）自此，乾隆帝凡八次親祭闕里孔廟。在他看來，“自京師以至郡邑，薄海內外，莫不廟祀孔子。而曲阜闕里為圣人之居，靈爽之所式憑，崇德報功，于斯為巨”。通過闕里祭孔，自能加深對孔子“穆然而遐思、肅然而起敬”的向慕之情（《闕里盛典·序》），并以此溝通廟墻內外，兼收治統道統。

歷經清前期諸帝遣祭或親祭闕里孔廟，闕里的象征意義得到進一步強化。簡言之，它既是孔子生前所居之地，也是后世瞻拜祭孔之所，更是帝王宣揚儒學、示范天下的教化中心。

文人士大夫視域中的闕里，是近接夫子遺風、沾沐先師教澤的神往之地。在傳統社會，孔子被尊奉為大成至圣先師，而作為孔子居住地和奉祀地的闕里，自然成了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圣域”。有清一代，大量在任或致仕官員、文人學士紛紛往謁闕里，記述了他們的觀感體驗。

順治時期，官至廣東按察使的王第魁憶述道：“余自總發受經，即于詩書間想象闕里，以不獲親見為歉”。順治九年四月和十月，他先后兩次至闕里謁廟，“漸而望見宮墻，漸而進拜階下……如有所俯而給焉，如有所仰而承焉”。多年夙愿終得以償，王第魁不禁感嘆：“昔嘗于詩書間想象闕里，茲乃于闕里間步趨詩書，余因有獨快乎？”這種發乎心底的感受，在士大夫筆下多有所見。遼東廣寧人班璉，“自沖齡即受讀孔圣書”，每憶其發祥之地便“寤寐難切”。順治十八年，他赴任山東按察使，公務之暇“獲游闕里”。在闕里孔廟，班氏觀圣像，陟杏壇，訪禮器，詢樂所，“如接（孔子）聲容，低回不能去”，實為“生平一大快也”。

雍正七年，翰林院掌院學士、通政使司通政使留保接手闕里廟工，自言“顧念迂疏，忝竊科第，叨列清華，祖父以來書香勿墜，皆沐浴先圣之化雨，得以儒臣歷受國恩”。如今親至闕里，“平日夢寐而不得見者，一旦徘徊車服禮器，獲睹宮墻美富，又得藉手告厥成功，實不勝慶幸”。曾任山東巡撫的陳世倌，回憶其父禮部尚書陳詵歷官四十年，“每以未得一登闕里之堂為憾”。直至康熙五十九年，陳詵致政歸里，途徑曲阜，“得親睹圣人之車服禮器，以慰生平愿學之志”。

如果說瞻拜闕里已為文人士大夫所神往，倘能親與祀事，則更屬異數恩榮。康熙二十九年二月，山東按察使司僉事任塾以錄科之事按部兗州，適逢闕里上丁常祭。他觀察說：“唯我夫子，則每歲春、秋二仲，自京師太學，以逮天下郡邑之庠序，聲教所通，無不崇祀。而在闕里之廟，則我夫子鐘靈之地，車服禮器在焉……視他郡國更為嚴重”。任塾受衍圣公孔毓圻之請，擔任本次主祭，更覺“豈非此生之幸，而凡為學使省,希望而不可得也耶？”遂刻石立碑，以志感念。康熙三十九年，徐炯奉命視學山東，駐于兗州，旋意識到“曲阜，至圣之所發祥也。學使者至兗，例得躬詣闕里，展禮于廟堂”。他于次年五月前往曲阜，適會闕里廟祭，得與衍圣公等人共襄盛典。禮成之后，任氏感稱：“今猥以儒臣，叨奉簡命，持東國之文衡，拜先圣于闕里”；“而又與于大禮，執爵奉幣，登降跪拜于先圣之庭，而展其誠懇，當年提命慨然如可接焉”。此番經歷，令任塾“私心徘徊，極自慰幸”，對闕里也益增敬重。（以上引文，見駱承烈匯編《曲阜碑文錄》）

相較清帝將闕里看作儒學教化中心，文人士大夫更賦予其某種神圣意蘊。乾隆朝學者、孔子第六十九代孫孔繼汾設問道：“搢紳先生經東國者，輒紆塗，道鄒魯，叩謁宮墻，低佪瞻拜之余，復殷殷諮問，冀益見所未見，而聞所未聞。此豈闕里規模果殊于他郡邑哉？”（《劻儀糾謬集·序》）他給出的解釋是，此地乃圣人故里，車服禮樂之余蘊綿延不絕。文人士大夫親至闕里圣域，便如近接孔子本人，沾沐先師教澤，可以堅其自省躬修之念，增其向往服行之心。

基層官員和民眾視域中的闕里，帶有多面復雜意象。康熙《曲阜縣志》載：“曲邑大都，重禮教，崇信義，有先王之遺風”。又稱：“曲阜實今古奧區，神皋帝王之都會，大圣仁賢之閭里，其他砥行立名，綏猷樹勛，史不絕書，天下曾不得望塵而爭衡焉”。孔繼汾則把闕里與曲阜等稱，描述說：“闕里為古帝王都會，山川靈秀，圣哲迭興，沐教澤而被遺風者，其俗固宜與他處異”；“闕里為六藝之宗，天下之大文備焉”。（《闕里文獻考》卷二九、卷三二）類似文字不勝枚舉，意在凸顯闕里為帝王圣賢薈萃之地，故而德澤深厚，儀章不泯。

闕里的神圣光環，為其博得了崇隆聲譽，卻也難掩隱藏其后的不同聲音。清初幾十年間，曲阜一帶“地瘠民貧”、“土寇竊發”、“軍役煩興”，朝廷免役恩例置若弁髦。當地民眾“奔命弗暇”，并沒有親炙闕里之恩澤庇蔭。（駱承烈匯編《曲阜碑文錄》）其后，盡管清廷屢免曲阜差徭，但“凡部使監司有事于東省，南北過客假道于兗城，無不趨謁闕里者，往來迎送，冠蓋絡繹，名雖僻左，實則沖繁”。巨額的接待支出，給當地造成較大財政壓力。百姓受此之累，“左支右絀，安得不困？”（乾隆《兗州府志》卷十七）這些描述，一定程度上映襯出地方民眾對闕里的復雜感受，而這恰恰可能被清代皇帝與文人士大夫所忽視。

（作者：孔勇，系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