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革命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之一，是開國中將劉飛1984年謝世后從其胸部取出的一顆子彈。這顆子彈1939年隨寄主來過上海愚園路，21年后，子彈衍生的故事在這條百年老路演繹成一部紅色傳奇。

同仁醫院來了個湖北佬

對“江南抗日義勇軍”的無冕之帥葉飛來說，1939年9月21日至24日，是他戎馬生涯最黑暗的日子之一。

5月1日，新四軍1支隊司令員陳毅奉毛澤東之命，派老6團沖破國民黨“畫地為牢”束縛，打著“江抗”的灰色旗號，以游雜武裝頭目梅光迪為掛名總指揮，葉飛化名葉琛任副總指揮揮師東進，一路連戰皆捷，隊伍增至5000人。9月21日，“江抗”主力在江陰顧山遭“忠義救國軍”襲擊，政治部主任劉飛率部反擊時胸部中彈。3天后，“江抗”在湖塘里又遭“忠義救國軍”側擊，紅軍師長、“江抗”副總指揮吳焜率軍驅敵并親手奪取一挺38式重機槍，向敵掃射時不幸中彈犧牲。

聽聞吳焜犧牲，鐵漢葉飛哭了一宿，翌日厚葬吳焜后，決心會同馳援的新四軍2團與敵決一死戰。陳毅相忍為國，前線弭兵，“江抗”整編后渡江北進開辟蘇中。劫后余生的劉飛，被船送到常熟陽澄湖蘆葦蕩“江抗”后方醫院，成為在此養傷的職務最高的傷病員。

1939年11月上旬，陳毅通過上海地下黨，將劉飛從常熟轉入上海英租界愚園路786號，住進了美國圣公會辦的同仁醫院外科大病房4床。護理劉飛的張晨是中共地下黨員，他對院方講劉飛是其遠親，名叫王福祥，在湖北鄉間務農為流彈所傷。劉飛皮膚黝黑，長相忠厚，人們也都深信不疑。經檢查，劉飛胸部的子彈在靠近心臟的肺腔，因他體質很弱，需臥床靜養，待身體恢復到一定程度再決定是否手術。

3個多月后，劉飛體質明顯增強。醫生檢查后認為，劉飛肺部的彈頭已被結締組織包裹，今后將不致由異物引起周圍炎癥或損傷重要臟器。因子彈靠近心臟，馬上手術有一定危險性。醫生建議，待彈頭外移至淺表組織時再取出為宜。經征求劉飛意見，院方決定暫不手術。

劉飛從上海回部隊后，陳毅派他重返蘇南。1940年3月25日，劉飛跟隨主持蘇南東路地區黨政軍全面工作的譚震林，再回以陽澄湖為中心的蘇南根據地，當年11月任1縱隊政委。1941年2月，部隊改編為新四軍6師18旅，劉飛任旅政治部主任。不久，派往上海醫院學習的朱萍，帶著同仁醫院醫生蔣游、禇杰來到6師18旅加入革命隊伍。劉飛趕來看望時，蔣游、禇杰恍然大悟，原來眼前這位英氣逼人的旅政治部主任，就是一年多前住院時那個土得掉渣的湖北佬“王福祥”。

大運河飛出蘆花夢

1948年11月8日，淮海戰役第一階段作戰的開場大戲——圍殲黃百韜兵團第63軍之戰，在江蘇新沂縣窯灣鎮拉開大幕。

濟南戰役后，華東野戰軍第一縱隊司令員葉飛因害黑熱病留在濟南治療，副司令員劉飛率軍南下，指揮部隊首戰窯灣。

窯灣古城毗鄰京杭大運河，三面環水，碉樓林立，鎮區建筑按照奇門遁甲七星五行八卦迷宮陣布局，臨陸一面挖有深、寬各10米的壕溝，有一條長街、兩處吊橋、八方炮樓、12道深巷、21座碉樓。

11月6日，國民黨63軍一部竄到窯灣，企圖為大部隊渡河架設浮橋，遭華野11縱33師痛擊，河面被封鎖。11月8日晚，華野9縱在新沂草橋鎮堰頭村追上63軍軍部和后衛部隊，一夜激戰殲敵2000余人。倉皇退入窯灣的63軍軍長陳章決定憑險固守待援。

華野1縱受命殲滅63軍后，劉飛根據窯灣地形特點和敵軍倉促布防、立足未穩、工事不堅、士氣低落等情況，決心不予敵以喘息之機，采取急促勇猛的戰斗行動發起攻擊，打敵措手不及。縱隊行進間即令1、2、3師分別從東、北、東南三面包圍壓縮敵于窯灣，縱隊不留預備隊，背水一戰，各師自定一個團作預備隊，首先肅清外圍，而后縱隊對各師不再調整部署即轉入總攻，務于12日前全殲窯灣之敵。

11月10日拂曉，1縱各師同時向窯灣外圍發起攻擊，午夜掃清周圍約3公里大小村落的外圍之敵。11日下午4時許，總攻開始，數十門榴炮和山炮以準確的抵近射擊摧毀小東門門樓。1師2團2連奮勇炸開鹿砦和圍墻，一舉突入小東門，打退敵人3次集團沖鋒。2師6團5連激戰中僅剩20余人，人稱“猴子的腦袋老虎的膽”的指導員周文江，將剩余的人編成兩個班，一個班擔任警戒，半個班搜索前進，他帶半個班爬上屋脊，撬開房頂向敵人扔手榴彈，邊搜邊打，滾筒式推進，晚10時許打開通道。周文江帶1人闖進敵186師6團團部，經攻心俘敵上校團副以下400多人。11月12日拂曉，敵酋陳章丟下部隊竄至運河邊泅水逃跑，被當場擊斃。群龍無首的敵軍陣腳大亂。總攻發起后僅6小時，63軍就悉數被殲，黃百韜兵團左臂被砍掉。

一個縱隊殲敵一個軍，首創淮海戰役攻堅作戰范例。戰后，新華社戰地記者崔佐夫興沖沖趕來找劉飛采訪。劉飛閉口不談制勝秘笈，反而直言相告，窯灣之戰是大兵團作戰的勝利，上有總前委和野指正確決策，中有兄弟部隊有力配合，下有部隊官兵英勇善戰。崔佐夫盯著追問，劉飛卻講起了1946年攻打兗州、大汶口和嶧縣防御戰3次走麥城的經過，隨后笑問記者：“那個時候，你們到哪里去了？”

夕陽西下時分，劉飛拉著崔佐夫去看部隊，在運河西岸遇到打掃戰場歸來的59師175團2營官兵。劉飛指著身披硝煙的隊伍對崔佐夫說：“這個部隊前身是新四軍18旅52團，最早的一批戰斗骨干是‘江抗’在東路作戰留下的36個傷病員。他們在陽澄湖蘆葦蕩堅持敵后斗爭的經歷很有意思，等勝利了，你一定要寫寫這個部隊！”

戰地采訪吃了閉門羹，崔佐夫卻記住了劉飛的囑托。1957年夏，他重返蘇南深耕，寫出了《血染著的姓名——36個傷病員斗爭紀實》。

秀才有幸遇見兵

1958年春天到來了，在上海愚園路469號，上海人民滬劇團編劇文牧正被一種莫名的沖動攪擾得坐臥不寧。

這種沖動已經伴隨了他差不多兩年。自從上海電影制片廠攝制的故事片《鐵道游擊隊》轟動全國以后，文牧內心再也沒有平靜過。啥時候自己也能寫一部這樣叫好又叫座的抗日傳奇劇呢？

文牧原名王文爵，上海松江縣人，1919年生，1936年棄商拜師學唱申曲，做過演員，編過幕表戲，自個兒也挑過戲班，算是個被申曲泡透并喂大的藝人。1941年上海滬劇社成立，申曲正式改稱滬劇。文牧依舊隨戲班上廟臺，進茶館，到大戶人家唱堂會，有時也到滬郊“白相人”聚賭處唱賭場戲。亂世江湖，戲班足跡踏遍上海城郊茶館，文牧也在同三教九流打交道中閱盡世間萬象。他熟悉上海遠近郊風土人情和民間習俗，對抗戰初期社會各色人等也不陌生。但一說起如何塑造八路軍、新四軍指戰員的形象，他的眼前就一片茫然。

忽然有一天，文牧的視線觸及本團黨總支書記、副團長陳榮蘭，眼睛霎時明亮起來。陳榮蘭又名熊蘭，江蘇江都人，1929年生，1943年到上海讀書，1944年參加新四軍，任過文化教員，因參演話劇《流寇隊長》調入文工隊，后到華野1縱文工團，萊蕪戰役前開始飾演歌劇《白毛女》中喜兒的A角，新中國成立后任20軍文工團團長。1953年9月，陳榮蘭參加抗美援朝后轉業回上海，先是到上海越劇團研究所工作，后為尋找更能施展自己抱負的平臺，轉到上海人民滬劇團。

業內有云，京劇演的是帝王將相，越劇演的是才子佳人，滬劇演的是普通百姓。陳榮蘭之所以從上海越劇團“跳槽”，與她認為越劇唱腔軟綿綿，難以表現現實生活有關。文牧看到，陳榮蘭來團后，積極創演現代戲并親自參加編導組，經常組織演創人員下生活，使素來以西裝旗袍戲為主的滬劇有了新面貌。

文牧認定既當過新四軍又當過解放軍的陳榮蘭可為他提供幫助，即向她匯報自己的創作設想，傾訴了不熟悉部隊生活的苦惱，邀她一起創作。陳榮蘭欣然應允，兩人當即商定寫一臺暫名《淞滬抗日游擊支隊》的戲。陳榮蘭還是當年那樣一股勁，加班加點寫出一個故事梗概和提綱。

1958年9月，陳榮蘭到南京軍區索閱“解放軍30年征文”，恰遇20軍老戰友崔佐夫，得到了《血染著的姓名》一文。她快速瀏覽，興奮地說：“這篇東西有不少傳奇色彩，團里的編劇組肯定喜歡！”

果然，文牧看完稿子后擊節叫絕，當場表態：“這個素材新鮮、傳奇、有特色，使我想起了抗戰初期在滬郊生活經歷的許多事情，也想起了一些傳說中的抗日英雄，完全可以寫個引人入勝的東西！”

《蘆蕩火種》在愚園路誕生

南京歸來，陳榮蘭帶文牧拜訪了劉飛夫人、“江抗”老戰士朱一。經她協調，兩人到杭州訪問了36個傷病員所在部隊20軍59師175團，看了戰士演出的反映本團老前輩在陽澄湖堅持斗爭的話劇《蘆葦塘》，參觀了團史館，見到了36個傷病員的名單和部分照片，聽官兵高唱濃縮了團史的團歌《你是游擊兵團》，還看到了崔佐夫筆下描述的閩東紅軍葉誠忠以命相搏從日寇手中奪取的92式重機槍。后來劇中出現的傷病員排長“葉思忠”，就是為紀念這位烈士而設定的。

文牧從小跑江湖，對黨史、軍史不甚熟悉。陳榮蘭專門安排他讀《中國革命史講義》，弄清了“江抗”東進前后，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誘降蔣介石聲明，汪精衛發表“艷電”降敵，國民黨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等特定歷史背景，為構思“智斗”這場戲做好功課。兩人認為，“智斗”是全劇的重頭戲，創作演出的難度也最大，必須在這場戲中使人物性格定型，矛盾開始激化，定下戲的主調。這場戲寫好了，有了人物、情節的軸心，以后隨著劇情發展達到高潮就好寫了。

劇中的春來茶館男老板，以中共常熟縣委秘密交通站交通員、董家浜西南梅村東來茶館老板胡廣興為原型。陳榮蘭提議，滬劇以旦角戲為主，戲里男角太多，不利于發揮劇種特色，影響戲的觀賞性。可把茶館老板改為老板娘，這樣可以增添很多戲，情節也會更加曲折生動。她還建議，劇中的老板娘，由本團當家名旦丁是娥飾演。

文牧對陳榮蘭的金點子極為贊賞。阿慶嫂的出現，是該創作的革命性變革，也是該劇對歷史史實和人物原型的第一次超越。牽一發而動全身，在對全劇人物關系重新調整布局時，重點解決了三個問題。

一是兵荒馬亂年月，店主夫妻同在，老板娘總不能搶在老板前面同草頭王打交道，得把老板打發走，讓他“跑單幫”去。但老板走后，“忠義救國軍”的大小頭目和兵痞，會不會對年輕老板娘動壞心思？因此，必須把阿慶嫂與胡傳魁的關系設定為既親近又干凈。《血染著的姓名》中有個細節，女護士蔣淑芳在水塘邊洗衣時鬼子來襲，她急忙用被單遮住蹲在水邊橋下的傷病員葉誠忠，躲過了鬼子搜捕。文牧移花接木，設計了阿慶嫂將鬼子追擊下的胡傳魁藏于水缸的情節，既彰顯了阿慶嫂機智應變的性格特征，又為“講義氣”的胡傳魁成為“擋風的墻”做鋪墊。阿慶嫂與胡司令有生死之誼，也利于她對付刁德一等人。

二是年輕老板娘身邊有個成年侄子，少婦與男囝住在一起不妥。于是改胡小龍為沙四龍，另添他的媽媽沙老太，母子皆為阿慶嫂得力助手。

三是“智斗”一場戲是否可信并立得住，關鍵在于阿慶嫂如何把握斗爭藝術和分寸。阿慶嫂的智慧主要不在耍什么花招，而在知己知彼、膽大心細、善于利用敵人之間的矛盾保護自己，及時觀察分析瞬息萬變的情況作出判斷，料事在先、因敵而動，始終把握斗爭主動權。

滬劇劇本《碧水紅旗》寫出后，陳榮蘭、文牧等到華東醫院征求正在住院的劉飛的意見。劉飛扶病聽朱一念了劇本，對滬劇反映革命戰爭生活稱贊有加，希望創作演出進一步貼近生活。劉飛還找出自己口述蘆蕩歲月的回憶錄《火種》供藝術家參考。劇本修改后改名《蘆蕩火種》，劉飛又安排劇組到175團等部隊下連當兵1個月。

1960年1月17日，《蘆蕩火種》在愚園路滬劇團排練廳首次彩排，后在上海人民大舞臺公演一炮打響，成為中國戲劇改革的先聲。1964年7月23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京觀看了根據同名滬劇改編的京劇《蘆蕩火種》，給予充分肯定。毛澤東親自提議，將劇名改為《沙家浜》。從一顆子彈到一部紅色經典，愚園路承載和見證的這段歷史，成為中國藝苑膾炙人口的一段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