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子在金沙江邊的群山中穿行，山勢雄壯巍峨，之字形的公路展線層層疊疊，崖壁是亙古風化的沉積巖，干枯的荒草在視野里瘋長，偶遇一兩株高大俊朗的木棉，小燈籠似的花朵，反倒增添了山谷的寂靜。越往上走，樹木越多起來，有些山頭郁郁成林。遠處江水一線，山風獵獵，吹來春天的氣息。

很早以前，我讀過一篇寫川滇邊界深山故事的散文，題目叫《山果》。“山果”是文章主人公的名字，一個14歲的小姑娘。那個故事發生在14年前，彼時的云南不僅金沙江沿岸，眾多大山的褶皺里都掩藏著貧困。而“山果”格外令人心疼：她背著滿滿一簍核桃的瘦弱身影，她媽媽的病情，她追著火車的呼喊，每次讀來都讓人眼窩發熱。近些年來，云南大山深處的變化讓人振奮，尋訪“山果”成了我的一個心愿。今年，“山果”該是28歲了，時光如金沙江水滔滔流逝，“山果”和那片山里的人們，怎么樣了？

不過我也清楚，找到“山果”本人幾乎無望——連綠皮車停留2分鐘的“沙窩站”，現實中也查而未有。但在那時候，“山果”的形象基本真實，一個“山果”折射出一群山里孩子的命運。行走云南山區多年，我也見過類似的“山果”，無論是張桂梅老師所在的麗江滇西北，還是怒江邊的高黎貢山上，還有許多偏遠的村寨，孩子們都和這個時代一起變遷成長。即使找不到現實中的“山果”，也能于走訪中了卻一樁心愿。

這便是我從昆明奔赴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謀縣的因由，況且我還是個記者。

一

《山果》作者黃興蓉老人回憶，2009年她從北京去元謀探親，在金沙江邊的沙窩車站，偶遇擠上車賣核桃的“山果”，那趟火車是6161次綠皮車。6161次列車是從攀枝花到昆明的“慢火車”，全程約6小時45分鐘，中間經過元謀站。如今從昆明到攀枝花，坐動車兩個半小時就夠了，車經過新的元謀西站。因烏東德水電站蓄水淹沒部分線路，攀枝花到元謀段的“慢火車”已于2020年停運。但從昆明到元謀西還有綠皮“慢火車”，車次改為7466次，全程約4個半小時。

我放棄動車，改乘早上6點半發車的7466次去元謀，既為了感受曾經的“慢火車”，又為了領略老成昆鐵路線的滄桑雄奇。趕到昆明站時天還未亮，站前廣場附近幾個賣早點的小攤挑著電燈，鍋里的煮玉米、茶葉蛋冒著熱氣。我在小餐館吃了碗面條，匆匆上了車。

7466次列車是G25型號的，6節車廂帶空調，白色座椅套洗得干干凈凈，廁所里也沒有異味，一節車廂還不到10個乘客，舒適到讓人訝異——印象中曾經“臟亂差”的綠皮車呢？列車長楊兆祥膚色黝黑，語氣和善，54歲的他干了38年鐵路，跑過幾條“扶貧慢車”，拿手的是給坐車的老鄉介紹務工信息。老楊和我聊起“山果”，說當年在車上賣山貨的確實多，如今早已沒了。“山里的路越修越好，大家謀生法子也多了。你看坐慢車的都少了，東西賣給誰？”老楊的眼神飄向窗外。

從攀枝花到昆明，老成昆鐵路經過的地方多是山區，當年還多是深度貧困之地。鐵路大動脈連接起無數毛細血管般的羊腸小道，接引群眾走出大山。如今彎彎曲曲的山路已經硬化拓寬，跑起了小汽車；鐵路邊的土坯房人家，要么搬遷，要么換成水泥房，10多年來的變遷都在老楊眼里。“編織袋少了，拉桿箱多了，看我們‘大蓋帽’的眼神都變了”，他笑起來。

當年車上的幾個“穩定商販”大家都記得，卻想不起有個叫“山果”的姑娘。一路穿山越嶺，我在車上也沒遇見10多歲的少年，雖然那天是周日。老楊說得在理：“這么大的孩子正讀初中，哪個不在學校？”

二

“山果”出現在沙窩站。雖然這站并不存在，但金沙江邊的紅江站和向陽乘降所附近，有個法窩村。“附近”是從地圖上看，法窩屬于元謀縣江邊鄉中村村委會，深藏在山肚子里，屬于全縣最偏僻、最困難的村。當年“山果”用“很難懂的話”和黃興蓉交流，作者會不會把村名記成站名？其實那一路的小站，好多名字都是民族語諧音翻譯的，停靠兩三分鐘想記住也不易。對于這個想法，江邊鄉的董奎書記挺贊同，說那就去法窩！

說時容易去時難。在大山里兜兜轉轉一個多小時，從山腳下的江邊鄉集鎮爬升到山頂，再百轉千回才來到山坳里的法窩村。這一路幾乎荒無人煙：金沙江干熱河谷寸草難生，蒸發量是降雨量的四五倍，強烈的焚風效應讓這里水貴如油；雨季一般集中在5月到11月，綠色亦是稀疏淺淡，看上去像荒山野嶺。眼下已是春天，山頂的棠梨花一樹樹雪白，簇簇戟葉酸模染紅了山坡，遍地茅草等待著一場雨返青，時而撞見的黑山羊如同野物……

法窩是個小山村，50多戶人家200多口人，村民基本打工外遷，只剩下不到30人，49歲的村民小組組長最年輕。法窩這么偏的地方也已通了水泥路，中村村委會副主任楊建偉告訴我，小時候走小路到紅江車站得四五個小時，不過“山果”即使背著一簍核桃，也用不了一天一夜，而且法窩從來沒有核桃，倒是準備種牛油果。

先不管有沒有“山果”，我要去村里最困難的人家看一看。楊建偉領我來到杞自成家——67歲的杞自成，女兒出嫁，老伴去世，領著個30歲的智障兒生活。老杞家是土木結構的老房子，脫貧攻堅中維修加固過，院里收拾得很干凈。憨厚的杞自成搓著手說，他和兒子享受低保，每月有800元的保潔公益崗補助，村里正給他家申請五保戶，日子比以前好多了。

牛油果是怎么回事？原來，這片山里有500畝牛油果基地，就在附近的面前村小組。我一聽來了興趣，經營者浙江臺州人孔慶波開皮卡車來接我們。通往面前村的路正在澆灌水泥，孔慶波對此百感交集：這條路我5年里開廢了20多個輪胎。在人跡罕至的大山里種牛油果，孔慶波看中的是這里的氣候：干熱河谷地帶牛油果不愛得根腐病，晝夜溫差大，果子甜度剛剛好，“我們考察了幾個省才選中這里，只要有水，荒山禿嶺也是金山銀山！”

法窩村沒核桃，不可能是“山果”家，但更遠的卡莫村有，那里是元謀縣最高峰。日頭偏西，我們直奔卡莫而去。拜村里4300多畝烤煙所賜，卡莫村1457人，外出務工只有200多人。村里368戶人家，曾有169戶是建檔立卡貧困戶。整村脫貧后，去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有1萬多元。村民黃興強比“山果”大8歲，經歷相似：他初中沒畢業就出去闖，沒少去紅江車站賣黃梨、大豆，再換大米吃。“現在核桃賣不上價，不過2010年那會兒價格倒是高，至少十幾塊錢一公斤”，黃興強挺內行：“當時趕著騾子去，一趟要走五六個小時，如今翻山越嶺的苦跟女兒說起來，她完全無感。” 黃興強的女兒今年正好14歲，與10多年前的“山果”年齡相仿，正在江邊中學讀初二，老爸每周開車接送。卡莫村現在有10多個適齡讀初中的女孩，無一輟學。

山風吹涼村委會的小院，幾名村干部反復回憶，卡莫村沒找出“山果”。“雖是10多年前，穿補丁蓋補丁的衣服，這里尚不至于，再說也早不吃紅薯餅子了”，卡莫村村支書李康寶說。

三

為了獲得“山果”的更多消息，也為了看看如今“小山果”們的生活，我來到江邊中學。學校里那些14歲左右的青少年，對“山果”的經歷頗有隔膜感。1980年出生的語文老師蔡興鳳回憶起和姐姐一起去紅江車站賣甘蔗的經歷，孩子們睜大了眼睛聽著——這些坐過綠皮車的孩子，也對“火車集市”記憶模糊了。

老成昆鐵路從攀枝花的師莊站進入云南元謀，一路沿金沙江前行，經過姜驛鄉和江邊鄉，也就是大灣子站和紅江站，兩個站輻射的山區是元謀最困難的地方，再往前走就是平地壩區的黃瓜園站了。如今大灣子站沉入水底，紅江站按清庫要求夷為平地，只剩下站口的鳳凰樹。在廢棄的軌道邊，鐵路工作人員王國民話更少了，從24歲到34歲，他都在這條線上工作，走過每根枕木，“白天數道釘，晚上數星星”。如今，漁洗1號隧道口被一面磚墻封了起來，再往前的軌道已拆除。王國民手撫軌道邊的油桐樹，說他也沒見過“山果”，而且在2020年火車停運前，與鐵路相依相伴的群眾已陸陸續續搬走了。

新時代脫貧攻堅以來，江邊鄉整村搬遷了28個村小組，撤銷兩個村委會。除了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還有水電開發移民。搬去了哪里？部分在江邊鄉集鎮邊，部分去了縣城邊的甘塘等地。

甘塘片區的百果村，整村搬遷自姜驛鄉，以前叫白果村，村里230戶人家，曾有140戶是貧困戶。白果村以前缺水，有的小組只有筷子粗的一股水，各家輪流去接。那時白果村人賣點東西是去鎮上，若去車站還得坐船過江。54歲的村民李正春回憶，村里種過紅薯，他還吃過紅薯干。村里現在生活如何？以前一家四五口人一年賺不到2萬塊，搬遷后一人打工一年，2萬塊就不在話下。活好找嗎？元謀是著名的蔬菜和水果之鄉，用工量大，只要不懶，就有活干。其實，因為農業產業搞得好，元謀縣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已連續20年在楚雄州排第一。

江邊鄉集鎮搬遷安置點里的變化，三天三夜也說不完。漁洗村小組的小組長李加助對比：以前土木房子多，現在都是兩層樓；以前村里路爛，騎摩托都困難，現在135戶有110多輛車；以前喝山泉水下雨就渾，現在自來水清亮亮的……村民看病難嗎？我想起“山果”母親的病。李加助說，去鄉衛生院只要3分鐘，花費報銷八九成。

從漁洗村前的觀景臺望出去，金沙江和龍川江蜿蜒交匯，浮光躍金里，元謀縣五角星造型的“紅軍長征紀念館”熠熠生輝。當年紅軍將士就是在這里的龍街渡浴血奮戰，掩護中央紅軍渡過下游皎平渡，創造了“巧渡金沙江”的軍事奇跡。山巒靜穆，江河無言，但又仿佛能聽見山鄉巨變拔節生長的聲響。

我最終沒找到“山果”，但已深切感知到：山還是那山，果已不是那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