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作家的寫作很少有單一的，往往各種文類文體都要一顯身手，也確有一專多能以至幾項全能的。陶淵明（365～427）主要寫詩，兼及散文、辭賦，同時又大寫其小說，是一位高水平的全科作家。

一

陶淵明曾經編輯過自己的作品，例如其組詩《飲酒》前有一段小序云：“余閑居寡歡，兼秋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后，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可知他整理自己的作品時還有助手幫他抄寫謄清。

陶淵明是否比較完整地編過自己的集子現在無從了解，只知道較早編輯陶集的人們中有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梁朝昭明太子蕭統（501～531），而流傳至今之《陶淵明集》的規(guī)模格局則是由北朝學者陽休之（509～582）定下來的。陽編十卷本陶集雖然現已不存，但他那篇《陶集序錄》仍得以流傳至今，從中可以得知陶集形成的早期過程：

余覽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yōu)，而往往有奇絕異語，放逸之志，棲托仍高。其集先有兩本行于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傳誄，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然編錄有體，次第可尋。余頗賞陶文，以為三本不同，恐終致忘失。今錄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為一帙十卷，以遺好事君子焉。

可知此前已存在三種陶淵明集，陽休之在此基礎上綜合加工，重新編定了一個十卷本，這個本子把《五孝傳》和《四八目》（一稱《集圣賢群輔錄》）兩部雜著也編了進來，比蕭統那個只收文學作品的八卷本更加齊全，這個辦法深得人心，遂成為后來各本陶集的祖本。

在印刷術發(fā)明并廣泛運用之前，《陶淵明集》經歷了漫長的手抄流傳階段，其間的種種流衍變遷現在已難詳悉；到北宋，終于有了刻本，有一部早期刻本歷經毛氏汲古閣、黃氏士禮居、楊氏海源閣等著名藏書樓的接力收藏，流傳至今，現珍藏于國家圖書館。這個珍貴的汲古閣藏宋本《陶淵明集》乃是現在多種新刊本陶集的底本。此外還有若干宋元刻本的陶集流傳至今，諸本文字頗有異同，各有其重要的校勘價值。現在絕大部分中古作家的文集都是明朝人輯錄起來的，像陶集這樣有宋元舊本為根據且流傳有緒的，為數甚少。

世間通行各本《陶淵明集》都是按文體來編排的，這里的順序是：詩、賦、文、其他。這個辦法初看上去似乎平淡無奇，無可稱道，而其實不然。因為按中古時代的習慣，一般總是把賦放在最前面，然后才是詩、文。例如蕭統編撰的《文選》就是這樣的順序，后來的學者為中古作家新編個人別集，也大抵采取賦、詩、文這樣的順序。

陶淵明辭賦寫得很少，只有三篇，這就是《感士不遇賦》《閑情賦》和《歸去來兮辭》；其前兩篇還是仿古之作。陶淵明是最肯花大力氣來寫詩的，這乃是他反潮流、至少也是不同于流俗的地方。

《陶淵明集》中詩的部分，卷一是九首四言詩，從卷二到卷四則全是五言詩（中古的詩人寫詩總是以五言為主）；到卷五才是辭賦。陶集的后五卷分別是：記傳述贊一卷、傳贊（《五孝傳》）一卷、疏祭文一卷、《四八目》（一稱《集圣賢群輔錄》）二卷。因為《五孝傳》和《四八目》曾被乾隆皇帝指為偽作，其結論且被寫進了《四庫全書總目》，于是后來有些陶集也就不肯收這兩種或僅作為附錄，那么就只有七卷了。現在比較流行的陶淵明詩文集，如逯欽立（《陶淵明集》，中華書局1979年版）、龔斌（《陶淵明集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03年版）諸本，就都是七卷。

其實《四庫全書總目》關于《五孝傳》《四八目》乃是偽作的意見并不正確，根據不足（參見顧農《陶淵明與〈尚書〉學史問題》,《中華讀書報》2018年6月20日第15版《國學》），陶集仍應維持其十卷本的舊貌。

在《陶淵明集》里，共有詩一百二十余首，辭賦與文十二篇，雜著兩種（即《五孝傳》與《四八目》）。數量不能算多，但質量極高，影響巨大。凡是精神產品，主要看質量，數量的多寡并不那么重要。

二

陶淵明的著作，除了有詩文集十卷之外，還有一部志怪小說集《搜神后記》，《隋書·經籍志》雜傳類著錄十卷，題陶潛撰。而前此梁·釋慧皎在《高僧傳·序》中已經提到“陶淵明《搜神錄》”，看來此書在南朝至于唐初一直流傳，只是書名有不同的提法和記載。

《搜神后記》曾經被認為是偽書，署名陶潛乃出于后人假托。《四庫總目提要》卷一四二《子部·小說家類·三》指出：

舊本題晉陶潛撰。中記桃花源事一條，全錄本集所載詩序，惟增注“漁人姓黃名道真”七字。又載干寶父婢事，亦全錄《晉書》。剽掇之跡，顯然可見。明沈士龍跋謂潛卒于元嘉四年，而此有十四、十六兩年事。陶集多不稱年號，而此書題永初、元嘉、其為偽托，固不待辨。然其書文詞古雅，非唐以后人所能……

這一段提要的措辭底氣明顯不足，而且自相矛盾。《晉書》是唐初官修的，既說《搜神后記》中關于干寶父婢的記載乃剽掇《晉書》而成，卻又說其書“非唐以后人所能”，那么這部書究竟是什么時候偽造假托的呢？

唐修《晉書》取材甚廣，且喜錄小說，干寶父婢事，《搜神后記》書之于前，《晉書》跟進于后，實乃順理成章之事。

至于古小說中夾有若干作者身后之事，乃是比較常見的情形，一般來說這是后來的抄錄者、整理者按同類項合并的思路，將另外一些比較晚出的故事加了進來，指出這一情況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就斷定全書皆偽。

又魯迅先生以“陶潛曠達，未必拳拳于鬼神”為由，指認《搜神后記》“蓋偽托也”（《中國小說史略》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上）》，《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頁）。這個理由似乎同樣難以起信。陶淵明固然是曠達的，但他的思想和趣味其實也相當復雜，從詩中可以看到他對《山海經》《穆天子傳》等奇書頗為愛重，而且閱讀時神游八極，多有奇思妙想（參見顧農《陶淵明讀〈山海經〉的感悟》，《文史知識》2018年第5期），他又有兩句著名的詩句道“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移居二首》其一）——由此不難推知，眼界這樣的開闊的老作家未必竟與志怪小說完全絕緣。《穆天子傳》在西晉時出土以及郭璞為《山海經》作注顯然大大刺激人們的藝術想象，并從而推動了兩晉志怪小說的繁榮。

在未能真正證偽之前，我們自然還是要將《搜神后記》視為陶淵明的著作。只可惜他的這部志怪小說早已亡佚，現在能看到乃是明朝人的輯本，有一百二十多條，其全本先后載于《秘冊匯函》《津逮秘書》《學津討原》《百子全書》等叢書中；另有節(jié)錄本多種。新印本比較通行者有汪紹楹先生校注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王根林先生校點本（在《漢魏六朝小說大觀》一書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晚近又有李劍國先生新輯本（中華書局2007年版），后出轉精，應可取代舊時諸本。

三

了解和研究陶淵明必須把他各種體類的作品打通了來閱讀和思考。

試舉一例以明之。陶淵明生平有一件大事，即曾經在晉末軍事實力派將領、南郡公桓玄（369～404）手下任職，而這個桓玄后來一度取代東晉自己上臺當了皇帝，而又很快失敗身死，是個名聲很差的匆匆過客。過去有學者為愛護陶淵明起見，否認他曾經仕于桓玄，但《陶淵明集》卷三有《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一首》，可以確證他當時乃是桓玄的部下，當然那時他的這位上司還沒有去奪取中央大權。當桓玄帶兵東下攻入首都坐上龍椅以至失敗之時，陶淵明因為母喪在家守孝，始終沒有參與其事。陶淵明對桓玄的態(tài)度在《搜神后記》中曾有所流露，書中卷三“流星墮甕”條載：

袁真在豫州，遣女妓紀陵送阿薛、阿郭、阿馬三妓與桓宣武。既至經時，三人半夜共出庭前月下觀望，有銅甕水在其側，忽見一流星，夜從天直墮甕中。驚喜共視，忽如二寸火珠，沉于水底，炯然明凈，乃相謂曰：“此吉祥也，誰當應之？”于是薛、郭二人更以瓢杓接取，并不得。阿馬最后取，星正入瓢中，便飲之，既而若有感焉。俄而懷桓玄。玄雖篡位不終，而數年之中，榮貴極矣。

桓宣武就是桓玄的父親桓溫。早先陶淵明的外祖父孟嘉曾經是桓溫的僚佐和朋友，關系近密，非同一般；陶淵明本人又是直接在桓玄手下效過勞的，曾對這位英雄寄予很大的希望（參見顧農《從陶淵明〈述酒〉詩說到他的政治態(tài)度》，《文學遺產》2017年第2期）。《搜神后記》里的這段故事表明，在桓玄敗亡之后，陶淵明也沒有把他看成是大逆不道的惡人。陶淵明的曾祖陶侃曾獲長沙公爵位，后來世代相傳，陶淵明對自己家族的這份榮耀十分珍視（詳見《贈長沙公詩》），他也十分習慣東晉的門閥政治體制。所以，他對南郡公桓家父子很自然的有一種親近感，即使桓玄垮了，他也還并沒有全然以成敗論人。

當然，陶淵明也并不反對打垮了桓玄的劉裕開創(chuàng)自己的新王朝，他同劉宋的官員頗有來往，暮年甚至可能響應劉宋王朝的征辟。當時持這種寬松靈活之政治態(tài)度的官員和士人相當多見。很晚的趙宋以后的士大夫往往抱有忠于一家一姓的政治倫理，又相信你死我活的斗爭哲學，遂不能理解中古時代包容性甚強的那種風習，他們非把陶淵明改塑成東晉的忠臣與遺民不可，于是弄得陶淵明研究中疙瘩甚多，矛盾百出。聯系陶淵明的詩文來細讀《搜神后記》，有助于人們消除固陋，對歷史人物回歸到合于當時情境的理解。

陶淵明至今似乎沒有出版過包括其詩文、雜著和小說的全集，這種情形未免有點奇怪，而人們習焉不察，這無非表明人們一向習慣與只是關注陶淵明的詩文，這種情形現在到了應當改變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