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批評的有效性是一個反復被討論的問題。何為有效的文學批評？李遇春認為，區分文學批評有效性與無效性的根本標準是“實證”。他長期倡導和踐行新實證主義文學批評，早在2010年作為《南方文壇》的“今日批評家”出場時，便已公開表達其“從闡釋到實證”的批評觀，在之后的《西部作家精神檔案》《走向實證的文學批評》《新世紀文學微觀察》等當代小說批評實踐中，其新實證主義批評方法日漸成熟。近著《心證·史證·形證——中國當代小說經典二十家》（以下簡稱《三證》）則以更鮮明的立場重申其新實證主義批評觀，在更闊大的理論視野下完善其新實證主義批評理論體系。

李遇春倡導的“新實證主義”，是一種把傳統與現代的社會歷史批評、精神心理批評和形式主義批評結合起來的、具有科學性和總體性追求的文學批評方法論。它由“心證”“史證”和“形證”三種批評方法構成，融合哲學（心理學）批評、社會歷史批評和文學（審美）批評，與“文史哲不分家”的傳統學術境界聲氣相通。所謂“心證”，偏重內部取證，傾向于發掘作家個人材料，包括文字性的日記、傳記、書信、創作談，以及行為性的疾病、癖好、戀愛、婚姻、仕途、交游等特定履歷資料；所謂“史證”，偏重外部取證，強調從文學創作的外部環境如自然、社會、歷史、經濟、倫理、宗教等語境解讀作家作品的價值意義；所謂“形證”，則指向以文本為中心的形式邏輯分析，強調從文本內部自我指證，從文字、語言、結構、敘事、修辭、版本等形式層面進行學理性辨析，帶有邏輯實證主義意味，它是新實證主義文學批評的前提和基石。李遇春理想的批評形態即是從“形證”出發，通過識別文學作品的特殊形式，反觀作家的思維方式，解析作家的精神和心理特征，實現“形證”與“心證”的結合，進而通過“史證”探究促成作品的形式特征以及作家的精神、心理或思維特征的外在社會歷史語境，并透視一個時代的特定社會文化精神風尚，由此抵達“形證”“心證”“史證”相融合的新型“實證”境界。

這一新實證主義文學批評方法體系，既是中國古典學術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也是中西批評理論資源的融會貫通。在對中國文學批評理論的縱向梳理中，李遇春從孟子的“知人論世”“以意逆志”、清代乾嘉時期的樸學、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陳寅恪的“文史互證”、魯迅的“知全人”、胡適“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等理論和實踐中發現了中國實證主義傳統的強大影響力及其現代性轉化的必要性。在對西方文學批評理論的橫向考察中，李遇春發現丹納的傳統實證主義批評、戈德曼和埃斯卡皮的文學社會學研究、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批評、俄國形式主義批評、英美新批評、敘事學、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以及通常被視為偏向人文主義路線的精神分析和神話原型批評、女性主義批評和新歷史主義批評等批評理論，無不以帶有科學性的實證為精髓，都是新實證主義文學批評方法論建構的重要理論資源。由此，《三證》以“實證”為利器建構了一種立體性的新實證主義批評模式，將作為文學史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與作為文學批評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兩種研究模式有機融合，以期促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生態的健康發展，并提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整體學術品格。

在清晰的理論指引下，《三證》選取當代二十位具有代表性的小說家，展開高度自覺的新實證主義批評實踐。如在對茹志鵑小說的解讀中，李遇春較早地突破文學史“清新俊逸”的風格闡釋，追問茹志鵑何以如此的心理動機，進而發現茹志鵑之所以在《百合花》中傾力虛構一種美好溫馨的回憶，原來是在歷史的特殊時期利用敘事權力虛筑精神憩息地，從而獲得一種潛在心理補償。在此基礎上，將“心證”“形證”與“史證”結合，延伸考察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愛情敘事和田園敘事給予作者、人物和讀者的多重心理補償，以新實證主義抵達一個時代隱秘的文學內核。此外，在對孫犁抒情小說的心理隱秘、陳忠實文化小說的精神剝離、遲子建長篇小說的空間詩學、韓少功的文體創新與古典資源、劉醒龍的文化人格與重塑傳統、格非的先鋒轉向與發現傳統、喬葉的心理現實與女性寫作、紅柯的神話敘事與原型結構、歐陽黔森的方志小說與地方話語、朱山坡的野生人物與民間傳奇等作家作品的研究中，“三證合一”的研究方法都不同程度地穿透表面化闡釋，在更為深廣的理論視域中發現作家的創作個性及其文學史意義。

毫無疑問，“實證”并非新詞，“新實證主義”更非新的發明，但李遇春倡導的新實證主義文學研究方法論確實具有鮮明的學術個性，切實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理路，以批評的學理性和有效性直指當下文學批評的痛處。這種理論自覺一方面來自其多年來的批評實踐和思考，對文學現場的熟悉和敏銳讓他清醒地看到當下文學批評的弊端，即常常陷于簡單化的主觀闡釋或生搬硬套的過度闡釋等誤區而不自覺；另一方面也來自其新世紀以來從事現當代舊體詩詞研究的方法論啟示，因為長期浸淫于文獻史料的研究讓他越來越相信一種三證合一的“實證”正是解決上述問題的良方，這種方法論體系不僅能賦予當代文學研究客觀的理性品格，而且能抵達文學的精神奧義和審美境界。經過多年的學術耕耘，一端是舊體詩詞，一端是小說批評，李遇春真正實現了在兩種看似不相干的研究領域的融會貫通。因此，新實證主義文學研究方法論的提出，不僅在批評方法上提供了一套切實可行的理論方案，也在研究范式上提供了一種打通古今、中外、傳統與現代的路徑，對當代文學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作者系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