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文學批評的同人化與圈子化？當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命題時，側重考量的是文學批評的生產運作機制、傳播形式、接受方式和影響范圍。更多言說的是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的一種現狀。但實際上，從現當代文學批評的發展史來看，這一現象由來有自。早在五四時期，中國文學批評在啟蒙話語的形構下，通過對西方文藝理論的借鑒和中國傳統文論的整合，獲得了自身的突出地位。此時，有著相似追求的學人們開始聚集在一起，成立社團、流派，辦刊著說，以刊物為陣地，發出時代的批評之聲。同人辦刊，一時成為熱潮，而不同的刊物背后是相異的話語資源和知識結構的支撐，這就逐漸形成了志趣不同的多個文學陣地。最為典型的便是“為人生而藝術”的文學研究會與“為藝術而藝術”的創造社之間的分野。可以說，這便是文學批評“同人化”與“圈子化”的濫觴。到了1980年代后，隨著政治的松綁和思想的解放，文學批評又續接起“五四”的啟蒙傳統，在“新啟蒙”的語境中迎來高潮。文學批評的“同人化”與“圈子化”也逐漸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學現象被當下學界審視，并在1990年代以降市場和新媒體的介入下不斷發生新變。

“溯源”是為了更好地“定義”，以“五四”為錨點，結合之后的發展，可以說“同人化”包含著這樣的含義：首先是一群志同道合之人，他們可以有細部的多樣化看法，但是在精神內核以及對某個大方向上的把握與見解是趨同的，由是，他們匯聚在一起，共同發聲。其次，它內在地包含了阿甘本所說的“同時代人”的意味，從文學批評的角度而言，就是黃子平、陳思和、金理等人所倡導的“同時代人的批評”，強調批評的“在場”和“當代性”，即同時代的批評家運用同時代的經驗對同時代的文學進行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凝視與判斷，做“既屬于這個時代，但是又不斷地要背叛這個時代，批判這個時代”[1]的人。“圈子化”則是在“同人化”基礎上的深化與延伸——有著相似的文學觀念、審美志趣和理想信念的一群人或是同時代的一批人，匯聚在一起對談、論辯、辦刊、發稿、開會等等，就逐漸形成了文學批評的圈子。在圈子化的運作中，一些散落于同人討論之間的批評話語獲得進一步理論化的契機。這些圈子按其聚合方式可以從審美的、思想的、地緣的、代際的或是組織形式等角度進行分類。程光煒就曾從歷時性、地緣性和思想內涵上將當代文學的批評圈子劃分為以下四個：1950—70年代的“解放區批評圈”、1980年代前半期的“北京批評圈”、1980年代中后期的“上海批評圈”、1990年代的“學院派批評圈”[2]。而謝昌余則更側重從代際的角度著眼，結合文學史分期、學人的學術視野、理論資源、知識結構的時代性等因素，梳理了從“五四”以周作人、沈雁冰等人為代表的第一代批評家到新時期以黃子平、陳思和、吳亮為代表的第五代批評家[3]的譜系。可以說，文學批評的“同人化”與“圈子化”是交織而行的，不同“圈子”的出現也預示著多元化的文學批評觀念的生成與逐漸固化，需要辯證地看待其成就和缺陷。

吳亮曾提出過“圈子批評家”的概念，認為“圈子批評家是圈子小說的對外發言者，他們勾通圈子和圈子的聯系，協調著相互的關系和彼此的理解程度，為當代文學史的宏觀記錄提供翔實有據的材料和論證”[4]。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1980年代文學場域中的文學批評活動在一個相對寬松的大環境下，起到了引領思想與風潮，建構起新質話語空間，溝通作家、作品與時代的作用。這突出表現在“北京批評圈”和“新潮批評圈”（或稱“上海批評圈”）的活動上。前者以馮牧、荒煤兩位開明的資深批評家為核心，帶動“一部一所”格局的形成，同時以《北京文學》和北大為陣地，促成了新時期文學的自我確證，產生了“探索小說”等最早打破禁忌的小說新潮。而“新潮批評圈”則以《上海文學》和《收獲》以及復旦與華東師大為陣地，以“85文化熱”中新傳入的西方理論資源為器，催生出嶄新的文學觀念，積極參與公共生活。它不僅“影響到‘圈內人’對當下文學的定位（文學批評），同時也影響到對過去文學的定位（文學史研究）”[5]。

可以說，此時批評的同人化與圈子化是文學批評積極響應時代新變和當下文學創作的正向發展，并取得了累累碩果。例如1985年5月由陳平原、黃子平、錢理群三位學人聯名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創新座談會上宣讀的《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6]一文，以同人對話的形式提出了關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宏大構想。三人圍繞著一個共同的學術興趣點聚集在一起侃侃而談、逸興遄飛，涉及如何理解現代化、民族文化的重新鑄造、世界文學的視野、純文學的合理性等重要論域，具有鮮明的時代烙印。這既是同人之間的對話，也是文學批評對話時代的一種方式，在大膽的探索與思想的交鋒閃光中逐漸豐滿“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成為當今文學研究繞不開的問題意識與論述框架。錢理群回憶起這段過往時說道：“李陀曾用‘友情’和‘交談’概括他所親歷的80年代。子平說，這是‘很傳神，準確’的，‘當年的各種思潮與文章的蓬勃潮流’，正源于那些年的‘無限交談’。子平稱之為‘新啟蒙’的‘態度同一性’。”[7]可見，1980年代文學批評的對話性得以生效的基礎就是同人之間“態度同一性”的存在，即同人化與圈子化的文學話語生產，是這些“新見”得以快速在轉型期獲得注目的發聲“裝置”。而在1980年代中后期引起巨大反響的“尋根”與“先鋒”文學潮流的形成，也離不開文學批評的同人化與圈子化生成機制的推動。在“新潮批評圈”的推動下，它們的路徑大致可以歸納為“同人—會議—刊物”的模式，從而在這個“裝置”中孕育出“新潮”，以對抗傳統的批評話語。

1984年的“杭州會議”就是一個具有“同盟”性質的重要會議，是青年作家和批評家們對抗“身份焦慮”與“批評失語”而“直接參與一場小說革命”[8]的聚合。與先有理論框架或討論核心的其他會議不一樣，“杭州會議”是“創作先行”。“清污”結束后，被壓制的“現代派”與人道主義開始復歸，一批知青作家也在探索著新質表達，從而獲得某種自我定位。如賈平凹的《商州初錄》、李杭育的《最后一個漁佬兒》、張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等等，這些作品的內容與表達與此前的主流小說都迥然不同。因此，當時慣用的批評模式失效了，權威批評家們沒有及時對作家作品進行闡釋，這批作品遭到了冷遇。李杭育曾與程德培、吳亮、李慶西等人表達過自己的疑惑——為何北京的權威評論家對我不感興趣？好在，這些作品調動了《上海文學》和《收獲》的編輯李子云和周介人的敏感性，“他們意識到新的變化正在悄悄發生，他們想及時總結這些新的文學現象，這就是《上海文學》和《西湖》雜志，以及浙江文藝出版社協力組織杭州會議的最初動機”[9]。這次會議的參與者除了上述小說家與批評家外，還有陳思和、許子東、王曉明、魯樞元、南帆、李陀、陳建功、鄭萬隆、黃子平、季紅真等共三十幾人，其中、新潮批評家和編輯占據了半壁江山，構成了一個“作家-批評家-編輯”的文學審美共同體。會議以“新時期文學：回顧與預測”為主題，較為寬泛，沒有限制發言時間，只要求諸位與會者“就自己關心的文學問題作一交流，并對文學現狀和未來的寫作發表意見”[10]。會場氛圍高度自由，誰的發言引起他人的興起就直接可以被打斷，進行提問并討論。講話的內容也是五花八門，天南地北，較為集中討論的主要有四點：一是現代派作品與現代主義，二是中國本土的傳統文化，三是關于新時期文學如何轉型的看法，四是對優秀作品的賞析與漫談。[11]盡管會議并沒有什么明確的指導意見，但會后韓少功、阿城、李杭育、鄭萬隆等都相繼發表文章，分別為《文學的根》《文化制約著人類》《我的根》《理一理我們的“根”》等，宣告自己的“尋根”立場，并尋求一種理論自覺。《上海文學》一如既往地支持著他們的探索，刊發了韓少功的《歸去來》《藍蓋子》、阿城的《遍地風流》、鄭萬隆《異鄉見聞》等幾篇，同時還發表了不少創作談和批評文章，建立了一個文學批評與作家、作品、當下的時代語境互相溝通的有效路徑。而后新潮批評家們在《文藝報》《文藝爭鳴》《文藝報》《作家》等刊物上對當時頗具爭議的話題如“尋根”的合法性、中國的“文化斷裂”問題、文化的民族性與世界性之爭等話題，積極介入論爭，在“作家-批評家-編輯”圈子合力的場域下，為“尋根文學”爭取話語空間。

回到“杭州會議”，還值得指出的一點是會上對作家作品的討論與評介。當時的新潮青年批評家用同時代的經驗和審美，挖掘了青年作家作品的閃光點，這對具有革新意識而又有著身份認同焦慮的青年作家來說是彌足珍貴的。典型的例子就是馬原的《岡底斯誘惑》，原來已經被《上海文學》退過稿，但后來輾轉到了李陀這里。他認為其有獨特的審美價值，遂將其帶到“杭州會議”上，經參會眾人傳閱后返回主編李子云手中，又經過一輪研討，于1985年第2期安排發表。這個過程也為馬原小說批評“圈子”的形成提供了契機。吳亮、李陀、黃子平、程德培、李慶西、南帆、蔡翔、周介人、李子云等人，都對馬原的“形式實驗”給予了肯定，而且會后他們都持續關注馬原的小說創作，并對他小說的敘事模式做出相應闡釋。例如1985年吳亮、程培德入職上海作協理論研究室后，馬原便成了研究室的常客。在作家與批評家經常性的交談中，吳亮之于馬原小說的批評獲得了一種介入現場的“當下性”，并以馬原為中心與“方法”，開始了自己對“先鋒文學”的專題化研究。從《誰是先鋒作家》到《馬原的敘述圈套》，再到《關于洪峰的提綱》《向先鋒派致敬》《期待與回音——先鋒小說的一個注解》《為先鋒文學辯護》《真正的先鋒一如既往——論文學少數派在今日的地位》等系列文章，批評家積極踐行著“先鋒文學”的批評話語實踐，并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建構批評主體的開放性自我。此外，吳亮和程德培還在1986年時編選出版了《新小說在1985年》和《探索小說集》，以選本的形式，力圖展現1980年代小說的某種形成脈絡。事實上，選本批評也是一種同人化和圈子化的表征，它以編選者的審美視域和個人偏好為核心，將相關的作品選入自己的“陣營”，力圖展現時代變遷的某種內在流變。質言之，新潮批評圈以“同人-會議-刊物”的路徑和“作家-編輯-批評家”的批評共同體，完成了1980年代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時代語境的同聲共振。

進入1990年代，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化、網絡時代的到來和現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的日益成熟，此時的文學批評開始向專門化、職業化發展，出現了“學院派批評”“新媒體批評”“作協批評”三分的圈子。“新媒體批評”以網絡為媒介，傳播范圍廣，以獵奇化、時效性、淺白性獲得廣大受眾，占據公共空間話語的很大一部分。隨著受過高等教育的新生力量的不斷涌現，“學院派批評”的圈子是不斷壯大的，如果將其放在謝昌余的代際考察視野里，幾乎可以說，“第五代批評家”之后的第六、七……代職業批評家都可以歸入“學院派批評”的大圈中。他們主要以高校和研究所為陣地，依靠刊物的推介，如《南方文壇》的《今日批評家》欄目、《當代作家評論》的《尋找大師》等，開始嶄露頭角。不同于爭議頗多的“新媒體批評”，“學院派批評”以批評主體深厚而系統的學術素養和理論儲備顯得莊重而深刻，將批評從“‘文化-社會型’轉向了‘理論方法型’‘知識型’‘審美型’‘精神型’”，“完成了文學批評的范式轉型”[12]。如陳曉明敏銳深入又極具理論化的先鋒批評、戴錦華的女性主義批評、文化批評等，極大地提高了文學批評的理論化。

但不得不面對的是，隨著文學地位的輝煌不再，文學失去轟動效應，加之信息時代的沖擊，文學批評的“圈子”被擠壓得越來越小，文學批評參與公共生活的力度有所下降，“圈子化”的隱憂開始浮出表面。實際上，早在吳亮提出“圈子批評家”時，黃書泉就寫了一篇《“圈子”小說家與批評家的“圈子”——兼與吳亮同志商榷》來表達對文學批評“圈子化”的擔憂。他認為，“‘圈子’意識過于強烈，就會囿于自己所鑄成的模式，突破、變化、發展，就很困難了”[13]。不少聲音認為同人化和圈子化就是一群人抱團取暖、自說自話、自吹自擂，大大拉低了文學批評的品格，在政治、權力、人情等因素的介入下脫離現實生活，失去對話性。

我們需要辯證地看待這些觀點，并認真思考應對及改善的策略。事實上，不可否認的是，在文學及文學批評逐漸被邊緣化的當下，個人的聲音太容易被掩蓋，而同人化和圈子化有利于形成一種合力，從而擴大文學批評的影響力，引發能夠與時代共振的文學思潮的探討。在文學史上留下光輝印記的五四文學、“尋根文學”也正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匯聚在一起共同發聲而催生的成果嗎？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批評“圈子”的建立，或許是文學批評的一種自救方式，批評家們匯聚在一起，集中于一個話題，能發出集束式的力量，激活文壇的生命力，擴大討論的熱度和范圍。如對新世紀“底層書寫”的討論，引發了對當下仍掙扎于困境的民眾生活的關注。歷史地看，許多推動文學自身發展和時代進步的文學思潮也正是在這樣的抱團取暖式的討論和交鋒中產生的。因而，我們不能因為它的負面影響而猛烈抨擊，而是該思考如何揚長避短。事實上，同人化和圈子化與文學批評的對話性和有效性的失落之間并沒有直接關系，否則，何以解釋有些“圈子”能成為文學乃至時代的引領者？中肯地說，“圈子”的格局與視野、審美與品格，才是決定“圈子”性質和影響力的關鍵。這就歸結于文學批評者自身的專業素養和思想質素的要求問題上。要想規避“圈子化”帶來的負面影響，文學批評者就應當堅決摒棄阿諛奉承的風氣，以敢于剜爛蘋果的魄力說真話，恪守文學批評的純潔與鋒芒。保持批評主體的獨立性、審美力和感受力，“秉持人性的、審美的和歷史的三維時空立場”[14]，隨時警惕落入“圈子化”的弊端。同時，要不斷提高自身的理論素養與視野，但不應過分炫技，而是將理論內化為分析問題的思想資源，多關注現實生活，為“圈子”留有缺口，讓里面的聲音透出來，也在大時代的發展變化中吸納更多觀點。要知道，“畫圈”從來就不是為了圈地自封，而是為了積蓄力量后的“破圈”與“出圈”。

注釋：

[1]黃子平：《批評總是同時代人的批評——在暨南大學“文學批評與20世紀文學史的生成”研討會上的發言》，《文藝爭鳴》2016年第10期。

[2]程光煒：《當代文學中的“批評圈子”》，《當代文壇》2016年第3期。

[3]謝昌余：《第五代批評家》，《當代文藝思潮》1986年第3期。

[4]吳亮：《當代小說與圈子批評家》，《小說評論》1986年第1期。

[5]楊慶祥：《“新潮批評”與“重寫文學史”觀念之確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6期。

[6]這一文章后來由《讀書》雜志于1985年第10、11、12期和1986年第1、2、3期連載刊發，分為緣起、世界眼光、民族意識、文化角度、藝術思維、方法六個部分。

[7]錢理群：《關于“同時代人”的兩點隨想——在“同代人的文學與批評”對話會上的發言》，《文藝爭鳴》2020年第3期。

[8]李慶西：《尋根：回到事物本身》，《文學評論》1988年第4期。

[9]陳思和：《杭州會議和尋根文學》，《文藝爭鳴》2014年第11期。

[10]蔡翔：《有關“杭州會議”的前后》，《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6期。

[11]詳見李杭育：《我的1984年（之三）》，《上海文學》2013年第12期；蔡翔：《有關“杭州會議”的前后》，《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6期。

[12]曹霞：《1990年代學院派批評的建構與意義》，《當代文壇》2022年第2期。

[13]黃書泉：《“圈子”小說家與批評家的“圈子”——兼與吳亮同志商榷》，《小說評論》1986年第4期。

[14]丁帆：《新世紀中國文學批評摭談》，《南方文壇》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