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期，中國的法律體系主要由律、令、格、式、敕組成。令是關于國家體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規，與律一起，被譽為“東方法制史樞軸”。1998年在天一閣被發現的北宋令典《天圣令》，是唯一一部傳世的唐宋時期令典原本，目前國內所知者極少。知名作家、溫州大學人文學院研究員蔣勝男的長篇歷史小說《天圣令》可謂以文學的方式實踐了中華法系的一種傳承。近日，小說《天圣令》研討會在浙江省麗水市松陽縣舉辦。研討會由北京大學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發展研究院與溫州大學網絡文創研究院等單位聯合舉辦，來自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北京科技大學、上海大學、同濟大學、溫州大學的專家學者結合《天圣令》的創作，聚焦文學與法律，探討了二者內在深刻關聯與相互影響。

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天圣令》曾入選國家新聞出版署2021年“優秀現實題材和歷史題材網絡文學出版工程”，并獲得中國小說學會2021年度好小說稱號。作為蔣勝男“宋遼夏”系列作品之一的“宋朝篇”，《天圣令》是其構建“女性大歷史”的又一長篇力作。小說通過章獻皇后劉娥的個體成長和跌宕起伏的命運，揭示出北宋初期的政治風云和社會萬象。在百萬字的篇幅中，蔣勝男根據劉娥的生平事跡和相關民間傳說，在細致地梳理文獻和實地的調研采訪的基礎上，以宏闊的視野講述了劉娥的治國方略及其與宋真宗真摯動人的愛情故事。作品中既有社會歷史的變遷與廟堂政治的博弈，又有個體生命的成長與幽微人性的深描。小說得名于劉娥執政時頒布的北宋令典《天圣令》，通過對史書上這位女性政治家的重新挖掘與生動書寫，彰顯出女性在中國的政治史、文化史和法律史上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及其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研討會主持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程郁綴表示，法律和文學的關系由來已久。“陳寅恪先生就是以詩為史，以此研究文學和法律，他的著作《柳如是別傳》《鶯鶯傳》等作品，即是把情理、法理和詩歌結合起來的寫作。北京大學法學院原院長朱蘇力曾著有《法律與文學》一書，從法律的角度來研究諸如《竇娥冤》等案例。可以說，法律與文學間的理論研究具有廣闊空間。”在程郁綴看來，《天圣令》非常生動地展現出文學和中華法系傳承之間的密切關系。小說不僅具有文學藝術作品的審美性和獨創性，同時兼具法理性和文獻性。通過劉娥這一歷史人物，串聯起北宋初期的歷史風云，在法律與文學間自由往來，打通了不同學科間的壁壘，具有啟示意義和深刻的現實意義。

中國作協網絡文學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作協網絡文學委員會委員馬季認為，《天圣令》展現了一個平民出身的女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豐富了當代女性形象的藝術畫廊。蔣勝男通過這個作品，比較準確地還原了劉娥的真實形象，如實地展現了劉娥執政時期內做出的一系列大膽改革，通過制定律法，保護弱者的權益，為宋代的社會安定團結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一定程度上為宋王朝的穩定發展發揮了歷史性作用。作品復活了劉娥這一人物形象，讓我們看到她正直的魅力、人性的魅力和人格的魅力。談到文學與法律的關系方面，馬季認為二者是一種兄弟關系。法律是硬性的規定和范圍的框定，而文學總是要探索各種邊界，人性的邊界、思想的邊界、行為的邊界等，二者的關系是魅性和錯綜復雜的。

“文藝作品在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構建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不僅不亞于嚴肅的歷史著作，反而應該說其影響力要遠遠大于許多學術作品的影響力。比如像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和陳壽的《三國志》是最典型的。中國人對于三國歷史的記憶幾乎全部來自于《三國演義》，而不是《三國志》。而且，嚴肅的學術研究受到材料的局限，解釋力受限，歷史上發生過的重大事件和發生緣由無法通過史料和研究去還原，但文學藝術可以憑借合理的想象和虛構，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帥一認為，《天圣令》既宣揚了中華法系的重要令典《天圣令》，又通過對史料的挖掘和合理的藝術想象，將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重新演繹，給讀者提供了合理的歷史解釋，其對人性的剖析也有利于促進歷史研究和法學研究的新進展。

溫州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中國作協少數民族文學委員會委員烏蘭其木格則從俠義小說、公案小說、偵探小說和懸疑小說的類型切入，在文學史的發展脈絡和譜系中闡述了文學與法律間辯證的關聯。在其看來，蔣勝男的長篇小說《天圣令》很重要的貢獻在于將北宋令典《天圣令》這部法律文獻材料引入到文學創作中來，采用一種跨界和融合的寫作路徑，具有前沿性和啟發性。“作家尊重歷史，以‘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嚴肅態度寫作，詳細交代了宋代律令的制定背景和具體內容，闡明了中國古代社會律令制度也有現代化和民本化的一面，并非總是嚴刑峻法。小說讓我們重新認識了一位立體而鮮活的女性政治家，意識到女性在中國的法典發展史上所作出的杰出貢獻，并彰顯出獨特的兩性觀和女性意識，一定程度上矯正了男權歷史的偏頗。同時，小說以抒情化和細節化的方式串聯起歷史、法理和人情，為當下的網絡小說創作提供了新鮮的經驗，具有借鑒和示范意義。”

“歷史是一面很好的鏡子，可以照見彼此，也能夠透過歷史的塵埃讓生活在此刻的人反省自我和重新思索。”蔣勝男介紹，在2003年開始創作這部小說的時候，她想寫一個人物的傳記，把一個正面的劉娥書寫出來。但是在多年的修改和完善過程中，則從最初的傳記化寫作過渡到對一個時代的整體描摹。“我希望通過描繪歷史人物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作出的選擇和造成的結果，來引發人們對于歷史與人生的深度思考。那些站在歷史和命運十字路口的人們，要怎樣作出正確的選擇，找到屬于民族、屬于個體的出路？如今，在流動的時代中，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各國人民在不同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傳統下如何能夠互相理解，實現共贏？這些問題長久地縈繞在我腦中。我希望能通過對歷史人物的發掘和重鑄，打破歷史只是由成功者書寫的單維敘事，以多元化的視角重新看待那個時代的風起云涌，進而引發讀者對大變局時代的思考。”蔣勝男表示，小說以天圣令為題目，則是意識到這部令典獨特的地位和作用，認為其對中國現代社會的思想、文化乃至法制建設等都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小說以《天圣令》為視角，試圖全面而整全地呈現出宋初的政治、文化、思想和民情風俗，而法律和文學的匯融書寫，也是一種新的嘗試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