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征，見證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式發展的歷史進程。長城所承載的文化意蘊豐厚，自古以“長城”為詠誦對象的詩歌層出不窮。正如大型文獻《中國長城志》中所說：“自有長城以來, 就有關于長城的詩歌出現, 千年而下綿綿不斷地產生。中國詩歌史上，對某一建筑物的吟詠, 沒有比對長城的吟詠時間跨度更大、數量更多、反映面更廣、情感更為強烈的了。”

作為傳承長城文化的重要載體，古代長城主題詩歌記錄了長城內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步伐，書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和眾志成城、堅韌不屈的愛國情懷，同時也承載著守望和平的時代精神。挖掘并梳理古代長城主題詩歌，不僅對豐富北方地域文學研究有著重要的價值，同時在弘揚長城精神、增強文化認同、堅定文化自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方面，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與當代價值。

關切民生、祈盼和平，閃耀人性關懷

早在《詩經》當中，就有對長城雛形的相關描寫。《詩經·小雅·出車》中有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西周末年，大原（今寧夏固原）一帶有游牧民族獫狁勢力漸強，周宣王派大將尹吉甫率軍征伐，又命南仲在朔方筑城增兵，設立軍事據點。南仲所筑之城，是互不聯結的城堡，戰時可遙相呼應，有人認為這就是長城的雛形。

“長城”之稱始于春秋戰國時期，《史記·楚世家》中記載：“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筑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余里，以備楚。”戰國古長城連綿不絕、巍峨雄偉，聯結農耕和游牧兩種文明，這也成為此后長城承載的重要使命。

“長城”作為詩歌意象，最早出現在秦朝民歌《長城謠》中：“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作品用直白的語言表達對戰爭的譴責和控訴，成為歷代吟詠長城詩歌的先聲。此后，漢代陳琳的詩作《飲馬長城窟行》，一方面延續《長城謠》的現實主義精神，書寫戰爭對百姓的涂炭，另一方面也生動展現出“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的雄奇景象。秦漢文人將悲天憫人的博大胸懷和心系蒼生的真摯情感，寄寓于長城主題詩歌之中，顯現出中華民族的仁愛精神與和合思想，使長城主題詩歌從一開始就閃耀著人性關懷。

魏晉南北朝是古代民族融合的重要時期，“長城”這一邊塞詩中的重要意象，與“大漠”“汗馬”“疾風”“秋草”“旌旗”“明月”“胡樂”等意象相結合，呈現出邊塞遼闊凄美的景象，也體現出民族間的交流融合。在魏晉詩人筆下，長城成為戍卒所處苦寒之地的象征，詩人對戍守邊塞的將士予以憐憫和同情，側面流露出對戰爭的譴責和對和平統一的渴望。此后，曹丕、沈約等文人均以《飲馬長城窟行》為母題，將建功立業、懷家思歸、關切民生、渴望和平等豐富的情感融入詩歌中，從而使《飲馬長城窟行》成為經典的樂府古題。

文化價值、情感價值與審美價值逐步確立

隋朝結束了東漢末年以來近400年的分裂局面。隋煬帝楊廣即位后，加快推進民族融合的進程，他先后兩次主持修筑長城，加強防御體系的建設，維護和鞏固大一統局面。隋煬帝的《飲馬長城窟行示從征群臣》，開篇就以“肅肅秋風起，悠悠行萬里。萬里何所行，橫漠筑長城”，展現了隋代長城的雄偉壯闊，接下來的“豈臺小子智，先圣之所營。樹茲萬世策，安此億兆生”，流露出修筑長城的使命感。可以說，盡管歷代有關長城的詩歌以民本思想為出發點，對大興武備予以譴責，但從修筑長城的初衷來說，它是防衛的重要屏障，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守護了一方安寧，見證了中原農耕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的交融。同時，正因為有了長城的存在，戰爭的數量和規模都大幅減少，長城也成為和平的象征。

伴隨唐代邊塞詩的繁盛，長城主題詩歌不斷豐富。文人強烈的反戰情緒與舍身報國的家國情懷交織在一起，使得“當須徇忠義，身死報國恩”（李希仲《薊北行》）、“昔日長城戰，咸言意氣高”（王昌齡《塞下曲》）的忠義精神與愛國情懷充溢作品間，杜牧更是以“廣德者強朝萬國，用賢無敵是長城”（《詠歌盛德，遠懷天寶，因題關亭長句四韻》），將英勇賢德的人格精神與長城的軍事功能相比擬，賦予長城內在的精神氣韻。一方面，唐代詩人站在民本思想的角度，譴責大力修筑長城帶來民生苦痛，如杜甫在《前出塞九首》寄寓“已去漢月遠，何時筑城還”的深切期盼，李白在《北風行》中更發出“倚門望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的悲慨之情；另一方面，他們對長城本身具備的軍事防御價值與內在精神價值予以肯定，在“國難倚長城”（皎然《奉送袁高使君詔征赴行在，效曹劉體》）、“恩威作長城”（姚合《送邢郎中赴太原》）、“唇齒賴長城”（高適《酬河南節度使賀蘭大夫見贈之作》）等深情表達中，長城不僅是保衛家園的堅實屏障，更是將士堅強不屈精神的象征。

歷史演進、民族融合與人文精神的交織契合，使得長城在軍事與政治意義之外，被賦予豐厚的文化與情感意蘊。不論是“春風不度玉門關”（王之渙《涼州詞》）的荒寒，“一夜征人盡望鄉”（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的思念，還是“海暗云無葉，山春雪作花”（鄭愔《塞外》）的浪漫，“統漢峰西降戶營，黃沙戰骨擁長城”（李益《統漢峰下》）的悲壯，長城作為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的雙重內涵得以豐富和彰顯，其文化價值、情感價值與審美價值在歷史的積淀中逐步確立。這種不斷延續的情感與審美心理，是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和合思想的外顯，是詩人對中華民族安寧社會秩序的渴望與祈盼，其背后則是沉淀在精神深處的“大一統”思想。

所以，古代長城主題詩歌集反戰情緒、思鄉情感與渴望和平于一體，而這種深層的文化內涵正是源于中華民族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核心精神。

共居共存，彰顯各民族親如一家的歷史圖景

長城戍防體系在北朝至宋、遼、西夏、金這一時期得到進一步發展，此時的長城不僅起著防御的功能，同時也關涉宋與遼、西夏、金的往來，促進文化的交流、經濟的繁榮和政治的和解，長城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紐帶作用更為突顯。

不論從社會功用、文化傳承角度，還是在抒情、審美意象的承續方面，宋代文人都對長城予以關注，并通過詩詞表達情感心聲。蘇軾《河滿子》一詞的上闕有：“見說岷峨凄愴，旋聞江漢澄清。但覺秋來歸夢好，西南自有長城。東府三人最少，西山八國初平。”在蘇軾心中，長城是守護家國平安的有力屏障，因而借用唐太宗任用李勣筑長城治邊的典故，對四川南州太守馮當世的政治才干予以贊美，并通過“岷峨凄愴”與“江漢澄清”的對比，展現戰爭平息后安定美好的景象。整首詞作寄寓了蘇軾為家國安定貢獻力量的理想與愿望，同時也流露出對和平的珍惜。

沈括在《鄜延凱歌》中以“靈武西涼不用圍，蕃家總待納王師。城中半是關西種，猶有當時軋吃兒”，反映了中原農耕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在長城周邊共居共存的場景，充分展現了北宋時期多民族交融的良好局面。陸游在《古筑城曲》中以“長城高際天，三十萬人守”盛贊長城宏偉雄壯的氣勢，在《書憤》中以“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表達自己壯志難酬、功業未成的悲憤之情。在《望海潮·獻張六太尉》一詞中，金代詞人鄧千江以“區脫晝空，兜零夕舉，甘泉又報平安”呈現邊疆的安定，最后一句“招取英靈毅魄，長繞賀蘭山”，頌揚為家國和平獻身的將士。宋金文人對長城的書寫數量雖不及魏晉與唐代，但卻以理性與樂觀的情懷賦予詩歌深厚的思想意蘊。在他們的筆下，長城不僅僅是歷史遺跡，更是一種精神力量的象征。

長城戍防體系在明清進入成熟時期，比起歷代，明長城在規模上也最大。堅固的長城防御體系保障了漢、蒙古等民族的長期和平交往。長城沿線耕牧交錯、多民族雜居的“板升”聚落，漢、蒙古等民族共同開設的官辦貢市、關市、馬市，還有民間形成的民市、月市、小市等，都是明代民族融合的縮影與見證。嘉靖年間進士石茂華的《中秋登長城關樓》，展現了當時長城內外的自然風光與各民族交往通好的情境。

清康熙之后，北方長城內外漸無軍事沖突，長城內外的民族融合持續推進。乾隆皇帝在其《古長城》一詩中既盛贊“延袤古長城，東西數萬里”的雄渾氣象，同時也以“然今果限誰，內外一家矣”彰顯各民族親如一家的歷史圖景。彼時的文人群體也普遍以民族融合的視角關注長城，顧光旭的《五原》借用歷史上的戰略要地蕭關與靈武，并以“唐宗靈武臺”喻指少數民族對中原王朝的歸順。李重華的《過居庸》中“此去漢南皆枕席，馬蹄思踏賀蘭山”，以馬蹄思念古戰場賀蘭山一喻，巧妙地呈現了邊疆長治久安的和平境況。

自古以來，長城一方面作為重要的軍事防御工程，是預防戰爭、維護和平的屏障；另一方面，長城調整著農耕與游牧兩種不同的經濟秩序與生產生活方式，對促進經濟發展、文化融通、民族融合起到重要作用。

長城內外是故鄉。長城是歷史的見證，是中華民族共同體不斷凝聚的象征，而長城主題詩歌則記錄了長城內外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及多民族融合的進程，承載著中國人獨特的情感世界與精神追求，彰顯了中華民族眾志成城、樂觀豁達的開闊胸襟。可以說，長城主題詩歌與長城一樣，是中華各民族兒女共同的文化記憶，是歷史留給中華兒女的寶貴精神財富。

（作者單位：北方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